柴智屏:做电视就是活在当下

（文 / 王小峰 徐海屏）

如果不是因为两年前《流星花园》的走红，人们大概也不会知道柴智屏，这个被称作台湾第一美女制作人从一个三级片编剧到制作助理再到制作人，如今又成了可米瑞智娱乐公司的总经理，事业可谓一帆风顺。最近，她的公司拍摄的三部青春偶像剧即将在内地播出，北京吉神文化公司买断了这三部戏的内地发行权，借她这次来内地宣传的机会，记者专访了她。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出过一本书，叫《机会只有3秒钟》，写的是你在娱乐圈从业的感受，你怎么理解机会只有3秒钟的？

柴智屏:这是以前做节目的时候写的，把一些心得记下来，也想把一些经验与大家分享。那时候我做综艺节目“超级星期天”，很多人找我去演讲，其实我不太习惯跟人接触，所以就写了一本书，去给那些演艺圈、大众传播系的学生，让他们从我的经验中分享一些想法。为什么会拿这个当标题？我后来发现我的人生经验当中，有很多时间点是3秒钟，它来的时候你必须准备好，如果没准备好，给你这个机会也没有用。就像打篮球，在篮下投篮，时间只有3秒，超过3秒就违例。

三联生活周刊:能举个例子吗？来证明你的3秒钟机会？

柴智屏:刚开始做制作人助理，当时的制作人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接到一个电话后就把耳机摔了，然后就走了。这时候现场工作人员就看我，我就把那个耳机接起来。那时我才工作半年，在拾起耳机的一刹那，大家觉得，老大走了，我们就听你的。如果那时候我表现得很慌乱，大家也就不会认可我。另一个人生转折是电视剧《流星花园》，当时电视台空出一个时段，给我们公司，另一个节目做了三季要被停掉了，我要求自己做这个节目，做一个年轻人喜欢的节目，就做了《流星花园》。

三联生活周刊:你做了这么多年的娱乐综艺节目，你理解的娱乐是什么？

柴智屏:我是独生女，也是电视儿童，陪伴我长大的朋友就是电视，是电视在陪伴我，跟我沟通。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一直觉得做大众传播媒体挺好，后来发现我受电视的影响很重，很多想法多少会从电视里吸取。我们交朋友大概不会喜欢严肃的朋友，我们把电视当成一个娱乐媒体，我在以一个很欢乐的方式与你交往。在交往过程中，我再给你精神方面的信息。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做娱乐节目对制作人来说压力非常大，节目竞争厉害，逼着制作人不停地推陈出新，庾澄庆说你有一脑子的鬼点子，你的点子都是怎么来的？

柴智屏:年轻的时候这些点子冲撞我的脑袋。其实应该关心旁边的人，我喜欢观察，节目是跟着社会走，我有时候看到某些事情就会产生一些灵感。所谓点子，其实是经验的累积，想象力吧。假设你自己是在里面，出现什么东西会让观众感到愉快。现在我的戏剧节目整个回归到人性方面，就是大家内心世界想要什么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去了解受众心理？

柴智屏:其实也很难百分之百拿捏到，但我们可以去看看最受年轻人关注的读物，或者跟15岁的小朋友聊天，知道他们喜欢谁，喜欢干什么，把自己当成小孩子和他们互动，了解他们的观念。综艺节目还好，你可以从每星期的收视率去调整，戏剧节目比较难，脚本写完，开始拍就走上不归路了，所以比综艺节目困难多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拍了很多青春偶像剧，内地目前在拍偶像剧方面还不成熟，你有什么经验向内地同行介绍？

柴智屏:我曾经跟内地的一些编剧、导演聊过，也尝试合作过，但我发现，尤其在北京，男人都不浪漫。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因素，也就是说，内心不浪漫的人做出浪漫的戏比较困难，因为这是情感的元素嘛。比如我遇到的一些导演，他可能不知道我剧本理想传递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会说:“这句话讲得有些肉麻。”我们可能针对女性观众，女性观众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渴望从里面获得些什么东西来满足她们？在《流星花园》里，我们是制造一个梦想，因为大家都有这么一个梦想，并希望梦想成真。男性导演可能不善沟通，即便沟通也不愿呈现出他软弱的一面。所以，在偶像剧方面，内地导演在这方面欠缺了一点。但是他们在叙述人文的东西时蛮有内涵的，比如陆川。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其他偶像剧里想表达的是什么？

柴智屏:其实每部戏要表达的不一样，但我的每部戏里都有勇敢的主题，大家现在都比较脆弱，因为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人很容易就会沮丧。现在两岸经济都趋向稳定，人的内心反而不能满足，在精神层面上就会追求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有些人内心可能就会扭曲了，追求一些虚幻或是病态的东西，或者放弃了自己。比如《战神》这部戏，讲的是自己内心交战的故事，光明的一面要战胜黑暗的一面。可是在过程中，你一定要让观众看到它黑暗的一面。

三联生活周刊:台湾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对待工作、生活、理想是一种什么态度？

柴智屏:这一代人有个共同特征，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不匮乏，内心是比较空虚的。

三联生活周刊:娱乐产品是一种靠智慧制作出来的弱智产品，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柴智屏: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喜欢太大的历史包袱，他们想要追求自我。现在是一个电脑时代，给他们带来的是视觉的东西，文字上的东西大家现在都不那么精雕细琢了，所谓弱智的东西，我倒觉得是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太过于恃才傲物？有些人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还要求他们走向那么人文的层面上呢？电视是通俗的，能传递一些正面的信息给观众，对我来说已经很满足了。所谓弱智的东西，那要看产品了，在我看来，《战神》是一个理解起来很难的产品。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流行产品在做的过程中投入很大，但是很快就会过去了，你怎么看流行产品稍纵即逝？

柴智屏:我并没有把F4当作一个瞬间消失的产品，我在娱乐圈做了20年，我也不会觉得自己做的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只要这些产品里有些经典场面和台词能让他们记住，我觉得就已经够了，我并没有想在艺术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做电视的就是活在当下。■

黄安:我从来不炒作自己

做歌手，《新鸳鸯蝴蝶梦》创造过台湾地区唱片的销售纪录;做主持，有过500万元签约的历史。然而台湾媒体对黄安有这样一个评价:“歌不好好唱，节目不好好主持，成天炒新闻。”

2000年定居大陆之后，黄安在沉寂两年多后连续两年推出《谁搞垮了演艺事业》、《谁搞垮了婚姻》，因其中指名道姓“点评”大批演艺人士以及与台湾名牌主持吴宗宪的口水战而被关注。

2005年入主北京电视台体育节目《较量》，黄安开始了在大陆的新主持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怎么会接手体育人物访谈这样严肃又跨领域的节目？

黄安:那你问一下田亮跟郭晶晶为什么要搞演艺圈。他们也没有一个强项嘛，但是他们觉得（自己）几乎可以了，可能节目组觉得我“恐怕几乎可以了”，所以就把我请来了。我敢来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

三联生活周刊:1996年台湾媒体评价你“歌不好好唱，栏目不好好主持，成天炒新闻”，是不是因为你虽然涉猎广泛，但是各行成绩都不够好的缘故？

黄安:达·芬奇也是这样啊。他有五千多样发明，但是一样都没有做完。有什么不可以，你想想达·芬奇，他只做完两件事，画了两幅画，《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关于直升机、潜水艇的设计没有意义啊。可是从他后面的记录好像知道他很厉害，我也是一样啊，通过歌啊，通过书呀，通过他们的传说，好像黄安很厉害。

三联生活周刊:达·芬奇剩下了两件杰作，你剩下了两样什么？

黄安:两首歌只有《新鸳鸯蝴蝶梦》与《样样红》。我的全部主持将与草木同朽。我在书里写了，主持人注定要被遗忘的。倪萍主持过什么？她再不演戏，她就什么都没了！

三联生活周刊:1998口水战开始，你自己也感觉到台湾媒体都帮着吴宗宪在围攻你，你的朋友们都去了哪里？

黄安:当时的气氛，毕竟一般人是凡人啊。做凡人很容易，做我这种人就不容易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人？

黄安:就是不妥协的人，不容易呀。我就不妥协。台湾被你影响了，我就离开台湾，至死都不妥协，大陆有一天再被吴宗宪影响了，我跑到欧洲去，跑到北极啊。

三联生活周刊:消极反抗？

黄安:这是积极抵抗！我跑到北极和爱斯基摩人抢驯鹿的生意。

三联生活周刊:积极抵抗地话，为什么不在台湾和吴宗宪彻底在主持界竞争？

黄安:当时他旭日东升，我刚过日中。是这样一个状况，是下午1点对早上7点。

三联生活周刊:你与吴宗宪的纠葛是从口水战开始？还是因为事业下坡，吴宗宪要取代你开始？

黄安:口水战开始并不完全是个人原因，我觉得他很讨厌，1995年以前台湾演艺圈还挺纯洁的，大家说话都比较负责。这个畜生出来以后，就像台湾政治的陈水扁一样，整天挑衅，分裂族群，整天说话不算话，诸如此类的现象就开始出现。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过胡瓜被接受是因为台湾电视媒体的观众水平就只有9岁。

黄安:这是美国人的说法。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你面对的大陆观众呢？

黄安:不是可以看到么，白领不看电视，老人家跟小孩儿看，这就证明这个理论可以做参考的。全世界都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你又不向“9岁”的观众标准看齐，又喜欢做主持，你怎么让观众喜欢你？

黄安:不知道。我就凭良心做，做得好看，做得轻松。你看不看我，就不知道了。凭着我拿我的幽默感，拿我的优秀感出来表现，观众会知道的，除非他不看，但是他早晚也会知道的。我恐怕是国内最有亲和力的主持人了，相对于朱军、王小丫、张政，他们因为有包袱，我没有任何包袱。■ 综艺活在台湾流星花园黄安就是柴智屏当下电视吴宗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