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欧洲时代的遗留物

（文 / 尚进）

狄铎·施耐德

“穷玩车，富玩表，傻瓜玩相机”，这是一位开富康，戴豪雅，坚持用单反胶片相机的文字工作者的诉说。这也是众多国内新冒出来的一些男性时尚者所坚信的男人标准。

英国《卫报》常年有一位写消费潮流的专栏作家桑切斯，他曾预言，东亚市场将成为老欧洲高档消费品最后的增长点。这在百年灵手表和宾利轿车的组合上找到了证明，一个是120年历史的飞行大铁表，另一是全年在中国只卖47辆的大车，汽车与手表被商业组合在了一起。在《富翁的物种起源》里，阔佬的文化亚种被描述出来，瑞士GP芝柏表与法拉利联手推出“向法拉利致敬”纪念表已经10年，没有人怀疑老男孩的标准道具说了，而新式奢侈原则却更加坚信，4000元的Fendi长裤，敌不过4000元的维多利亚秘密内裤。当1884年，里昂·百年灵在瑞士拉夏德芬的工棚里面制造计秒表和计时器时，他的手艺肯定超过了18级钳工，尤其是在工业文明渐入高潮的19世纪末。这也是为什么BREITLING这个名字会成为此后100多年问欧洲奢侈品名单中从未被删除的一员。

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个人手表或者怀表的普及率还不到1/10，人们依旧喜欢看大笨钟这样的集体计时器。此后，汽车的普及将整个世界节奏加快，促使人们不得不用时间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个人手表大量普及被俄国知识分子别尔嘉耶夫称为“催促的时代开始”。而赛马、机械飞行越来越大众化，直接促使了钟表精确可靠度的提高。这也是为什么时至今日“百年灵”依旧有些固执地坚持自己是给飞行员制造手表的专业户。

老欧洲时代延续至今的“百年灵”所代表的欧洲高档货，以及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电子化未来，记者独家专访了百年灵公司第五代领导人，现任总裁狄铎·施耐德。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百年灵”手表，中国人远不如对欧米伽或者浪琴表等品牌的熟悉，您认为“百年灵”的奢侈之路在中国如何推行呢？

施耐德：就如同很多人问我如何看待时尚与流行的关系，对于制造手表的瑞士人而言，时尚只不过是每个时代人们赋予手表的一些个人看法而已。时至今日，“百年灵”卖得最抢手的依旧是1952年的经典款，人们的审美观念可能在20世纪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对于手工制造的信任却没有发生改变。20年前，中国的消费者可能只知道日本的电子表，后来看到了斯沃琪、雷达，当消费观念随着全球化的经济秩序改变时，中国的高档消费者必然会跟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发生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亚洲人来说，“百年灵”的手表又大又重，似乎并不适合亚洲人纤细的手腕。

施耐德：欧洲的妇女也很喜欢戴这样的大表，我现在就戴着一块我夫人的表。因为百年灵的手表长久以来都是为飞行员在高空复杂环境设计的，大表盘始终是这类表的绝对特色。高档手表的运动化始终是这10年来的趋势，大表盘就是流行的方向，我们在日本有两家专卖店，人们已经佩戴习惯了，并没有抱怨表盘过大。而运动化和飞行员化，恰恰是全世界高档手表都在追求的精神气质，这也被我们的设计师看作人类社会物质发展的本能反应。

三联生活周刊：您刚才始终在提及百年灵是飞行员的手表，那么作为大众消费品，飞行员的精神是什么呢？

施耐德：今年2月28日柏川皮卡和布莱恩首次完成人类热气球环球飞行的时候，可能没人注意到，他们手腕上就戴着百年灵。1941年，百年灵完成了旋转滑动刻度盘的设计与试制，手腕上的航空电脑，成为了电脑还没有发明的年代，公众对百年灵手表最贴切的形容。也许今日普通人驾驶飞机已经并不稀奇，但整个20世纪有能力驾驶飞机仍然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多功能的电子表也价格不菲，卫星定位系统、微型手机、海拔测定，甚至个人电子助理这类功能也被融入新一代手表之中。这与百年灵这类传统手表形成了鲜明的不同，您认为高档手表的未来何在？

施耐德：这也许是未来手表的两条不同路线。但是融入复杂功能的电子表仅仅是使用，很难被赋予奢侈品的意义，如同电脑会不断升级一样。

百年灵坚持传统工艺，始终不向流水线生产妥协。这次百年灵与宾利汽车合作，开发三款宾利车配套表，恰恰在告诉人们什么是老欧洲的精神气质。在欧洲，买宾利车的人肯定要自己开，而现如今中国的标准也许不同，数百万元的高档车是买来让司机体验的。百年灵始终相信贵族是需要数代人的积累。

三联生活周刊：在欧洲高档手表都是在珠宝店里销售，你们打算在中国怎么卖表？

施耐德：在欧洲我们可以在每个城市找到专门卖珠宝的店铺，但是中国却并不是处处能找到这样的地方。因为百年灵手表的价格最便宜也要1万元人民币，高档次的甚至到50万元，名表专柜更适合中国。对我们而言，展示百年灵手表的历史和气质，也许比多卖出去几块表更有意义，就如同宾利汽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