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黎元江：个人化权力陷阱

（文 / 吴琪）

黎元江在职时的资料图片  

传媒大鳄的权力轨迹

2002年6月3日，及至过了午夜，49岁的黎元江仍然没有出现在《广州日报》的编辑室里，这几乎是他执掌该报十年来的第一次午夜消失。此时正是报社热火朝天的签版时刻，按照黎的惯例，虽然当时已是广州市委宣传部部长，白天从宣传部下班后，仍旧会在夜里12点回到报社，亲自定下当天头版的标题、版式，从不间断。下属最为熟悉的一个场景是，黎直接坐在排版工人旁边，在电脑上指指划划，“即使他在美国考察，每天的头版也要传真给他看”，黎的突然出事当时曾让整个报社一时手足无措。

其实这场以黎元江和总编辑何向芹为主角的高层地震在半年前就显露端倪。2002年初，一向与黎元江同出同进的何向芹被广东省与广州市纪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班子“双规”，关于两人关系的长期传言似乎有了一个供人猜测的事实基础。“在一个通常的领导班子里，一把手与二把手多少会有些不和。”而与两人关系较为接近的一位内部人士描述，集团里当时事无巨细，黎与何永远是一个声音说话。不同于黎元江人民大学硕士生的出身，十几年前由通讯员渠道进入报社的何并没有在业务能力上给人以印象。与黎元江向来强硬的作风一样，“大家也很惧怕何”，“但永远分不清这种感觉是由于何的个人魄力，还是她身后的黎元江”。在黎强大的能量下，“报社几千人的脑子都长在他一人身上，其他人的个人色彩都被遮蔽了”。

而黎元江果敢专断的鲜明作风至少在事业发展初期使他迅速脱颖而出。

在38岁成为《广州日报》总编辑时，这一职务在1991年的境况下看来并不具备今天人们对它的想象力。从未有过直接的办报经验，由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变成全国最年轻的党报老总，黎元江当时留给大家的强烈印象是“理论功底相当厚”，与人合著的《社会主义四百年》成为其立足理论界的深厚资本。由仕途走向办报，在“传媒业”概念尚未形成之时，对黎来说并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

一位熟知广东报业历史格局的知情人描摹到：“那时候的党委机关报是个清水衙门，等着政府财政拨款，大家脑子里也几乎没有经营的概念，来到这里上班的黎元江每天骑辆自行车进出。”当时在全国地方党报中被称为具有首创精神的《广州日报》，最大的动作也无非是1987年由每日4版扩展为8版，在与《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同城竞业的格局中发行量排名老三。黎元江接手后的一系列大动作才在得改革风气之先的广东拉开媒体经营的生死战。

“报纸是商品”、“早报”、“厚报”的观念由《广州日报》首先在经营策略上体现出来。针对早期《羊城晚报》的畅销势头，黎元江提出让爱喝早茶的广东人在每天8点前看到报纸，广东人的读报习惯也在伴随《广州日报》“比太阳更早、比往年更好”的口号中发生改变，营销上的“洗楼”行动把订户目标瞄准每一个楼盘。1996年1月《广州日报》成为全国第一个报业集团试点时，一位中央新闻官员的解释是，“这是一份已完全在走市场化路子的报纸”。组建报业集团后的《广州日报》大力扩版，1996年下半年开设了“珠三角新闻”每日专刊，并陆续开设每日专版“娱乐新闻”、“连载”、“艺圈广角”等文艺副刊，每天仅新闻就有20多个版面。黎元江当时曾称，要让每个年龄段、每种职业和身份的读者都能从《广州日报》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有了政策支持的黎元江“出招更猛”，1997年《广州日报》“香港回归’97版特刊”甚至引发市民的抢购风潮。在一位摄影记者的记忆中，香港回归当天，沿街每个报摊都排着几十人的长龙，以致上、中、下午滚动发行的报纸还是无法满足需求，“于是街上有人看到《广州日报》的送报车，就在后面追着跑。当时哪有人想到报纸可以做得这么厚，这么新潮？”

一心要把《广州日报》打造成中国《纽约时报》的黎元江新招不断，广州日报集团成了广州市排名第二的纳税大户，年广告营业额过10亿元，从1994年起一直居全国报业首位，旗下有近20家子报子刊。处于事业巅峰的黎元江在集团内部的权力也同时到达巅峰。

黎式烙印与制度缺位

黎元江的霸道风格在业内也有相当的名气，“从来说一不二”，无论是新闻采编的策划还是经营策略出台，在集团内部“没有任何反对声音”。有观察者将之归因于黎元江突出的个人能力，“在他的势力范围内，黎独立一个水平层次，其他人望尘莫及”。对于他的思想，下属习惯于“拍手叫好，甚至提不出修补性的意见”。能力上的差距转化为制度上的家长制作风逐级渗透，报社内部有一种自嘲的说法是“主任当编辑，编辑当校对”，而主任应该负责的权限，就由黎一人代办了。以至于报社人事部为实习生进出设计的胸牌，也要将四个备选样式拿到黎面前，由他定夺。有时候，“雷厉风行”的黎元江会在半夜突然通知所有人员到报社开会，只因为他想起了白天忘记交代的事情。

在用人风格上，名校情结浓厚的黎元江从1997年起在全国高校刮起了巡回招聘风，将相当一批博士硕士招到麾下。“高学历、执行力强、本地人”被看作容易在报社内得到提拔的几大要素，人员的任命基本由黎一人决定。而虽然有着强大的后备人才库，《广州日报》中层力量的薄弱一直为人所诟病，中层距离集团核心的权力运作更是遥远。

即使是在报社高层领导机构——社委会内部，权力的个人化运作也是在何向芹与黎元江被相继双规后才逐渐揭开盖子。从表面上看，黎在任时领导的社委会班子有七人组成，真正有话语权的却只是黎与其情妇何向芹两人。在报业集团庞大的经济运作中，黎、何与广告处处长陶建三人曾避开其他社委成员，在境外成立的广州日报香港公司将5000多万元资金滞留境外。在1997年到2000年间，黎元江先后22次收受陶建给予的人民币205000元，将陶提任为广告处处长、社长助理及提请上级任命为副社长、社委会委员等方面提供帮助。傍上黎元江这棵大树后，陶建多次从广告处内部利益提成，反过来以“年终奖”、“提成奖”等名目孝敬黎。在其他重要的人事任免上，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审查表明，在1999年至2001年间，黎先后3次接受张某某给予的人民币6万元，为张提任为社委会委员、副社长及任命张某某为《广州日报》副总编、社委会委员等方面提供帮助等。动辄负责数亿资产投资的黎元江在向国外公司购买设备等方面也数次接受贿赂。一位业内人士观察说到，由于常年投资额巨大，《广州日报》最高峰期的负债率达到86%，远远超过一个企业的安全预警线，曾有研究者担心其庞大的资金链是否能长期牢靠运行。而就在传媒业的这艘航母运行初期，将企业做大的黎元江曾不自禁流露出个人物质上的失望情绪，缺乏监管的内部制度以人们并不陌生的方式将之送离曾经辉煌的事业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