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议论：张三的脑袋重要还是李四的脚重要？

（文 / 张明澍）

“机动车撞人负全责”的问题，前一段时间争论颇为激烈。赞成的一方有一条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生命权大于路权”。交通专家段里仁教授不无自豪地说，他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这个原则，新道路交通安全法体现了他主张的这个原则，这是立法的一个亮点。同意段教授说法的专家学者也不少，包括法学家、律师。在争论中电视新闻引用一家报纸的话说，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是不是接受“生命权大于路权”这个原则。

不赞成“机动车撞人负全责”的人也没有勇气反对这个原则。中国人从古至今都认为“人命关天”，更何况是在这样一个重视人权、重视生命的时代。跟人的生命相比，机动车，哪怕是奔驰宝马，也算不得什么。车开慢一点，停它几分钟，那怕是在高速公路上停它几分钟，比起一条人命来，又何足道哉！而且，“生命权大于路权”这个说法，让我们隐约联想起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国外不惜一切代价挽救一个被绑架人质性命的故事，又让我们有一种“生命权大于路权”是与国际接轨的感觉。

但是仔细一想，所谓“生命权大于路权”，却是一个含糊其辞、似是而非，甚至荒谬的说法。

第一，这么多人在把生命权与路权作比较，说前者重于后者，但并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权”，什么是“路权”。中国没有一部法律界定过这两种权利，包括宪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可见，生命权和路权，并非对权利一种规范的权威的说法，而是在辩论中为了增加自己论点的说服力而临时提出来的，是带有很大随意性的概念。这有点像某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吻被禁止，他告到法庭，不是说自己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用这个法律上有的词就带来了相应的义务，比如说接吻也要照顾良好社会风俗)，而是说自己的“接吻权”受到侵犯。这样看上去人家就不好反驳了。因为谁也搞不清楚接吻权究竟是怎样一种权利，但又觉得它听起来冠冕堂皇，似乎是受法律保护的。

第二，为了讨论，我们来模仿法律给“权利”下定义的方式，给“生命权”和“路权”一个说法：

生命权，是在遵守法律、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条件下，公民的生命不被侵害和剥夺的权利。

路权，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驾驶人以及行人，在履行了使用道路的各种义务(如交养路费、买保险、遵守交通法规等等)之后，按照道路交通法使用公共道路的权利。

任何受法律保护的权利，都是与义务相对应的，脱离义务谈权利，就是荒谬。比如生命权，只有在遵守法律的范围内，才能得到保护，一个人在违法的时候还要求法律保护他的生命权，能说不荒谬吗？好比一个人犯特大贪污罪被判死刑，他还可以争辩，怎么能枪毙我呢？生命权重于财产权啊！

第三，把一种权利与另一种权利放在一起，要得出孰重孰轻的结论，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荒谬的。说深刻一点，是不理解法律后面的哲学。

法律保护一种权利，是为了维护某一个方面的公正，为了保护公民和社会在某一个方面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一种权利，在它自己方面，都是重要的，都是法律必须维护的，没有孰重孰轻之分。要把一种权利跟另一种权利比个轻重，好比说起重机比汽车用的千斤顶重要。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其实经不起推敲。

我国的宪法中规定了许多公民权利，比如选举权、被选举权、财产权，等等。如果按照“生命权大于路权”这个逻辑，哪一项有“生命权”重要呢？岂不是都要给生命权让路？换句话说，只要一个人不要命了，是不是他就可以随意侵犯我们所拥有的、听起来没有生命重要的一切东西？

1959年，为了实施在学校中取消种族隔离的法律，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派了美国陆军101师一个空降旅，由八架C-130运输机空运到阿肯色州的小石城，最后由训练有素的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M-1步枪，不惜流血，冲破种族主义者人群的阻挡，把九名黑人孩子送进了学校。这些阻挡的人的“生命权”是不是比这些黑人小孩的“择校权”更重要呢？

第四，这个主张的最可笑之处在于，主张“生命权大于路权”的人，不是拿同一个人的生命权跟他的路权作比较，而是拿一个人的生命权跟另一个人的路权作比较。我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有我的东西，你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有你的东西，怎么就能说你的是重要的，我的就不重要呢？打个比喻说，所谓“生命权大于路权”，是把张三的脑袋和李四的脚作比较。如果说张三的脑袋比他自己的脚重要，为了保住他的生命要锯掉他的脚，有常识的人都没意见。可是因为张三有心脏病，一生气激动就犯病有生命危险。因此，张三拿着刀扑上来要砍李四的脚，李四不能反抗，因为张三的生命比李四的脚重要。我们有谁愿意把自己的脚给他砍呢？我们需要有一部让张三理直气壮地砍我们的脚的法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