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热？

（文 / 陈泱）

今年夏天，北京吹来了一阵蒙古风。

始自夏初，世纪坛艺术馆开幕了一个名为《成吉思汗》的古文物特展，三百多件来自内蒙古的文物作为图证述说着北方草原和游牧文化的变迁。时至盛夏，又有了内蒙文化周。世纪坛四周搭起了大大小小的几个蒙古包，黄昏时分，响起和着马头琴声的长调。对于消暑的人群而言，关于“成吉思汗”除了寥寥地从课本中习得的知识，就只有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义士。

其实在过去的四五年里，“成吉思汗”在海外学界已经形成了一股热潮。蒙学之所以热，绝不是对成吉思汗的兴趣，而是与如今关于全球化的讨论紧密相关，因为有全球化的讨论，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所建立起来的“蒙古帝国”被重新认定为是现代之前的一次“全球化”过程。而美国学者由于把当下作为明确的参照系，索性把成吉思汗盛赞为一位民主君王。

关于北方草原的历史和想象，远不仅是旅游频道里的蓝天白云、“风吹草低见牛羊”。8月8日，在“三味书屋”，国内外蒙学大家围绕成吉思汗展开了一个论坛。这个论坛的发生成为京城里的蒙古和草原热中最为沉潜的一个瞬间。

历史教科书上说，蒙古帝国形成于1206年，如果从成吉思汗最早登临“合罕”宝座的1204年算起，到今年是整整八百周年。

蒙学研究学者姚大力说：讲蒙古史的时候，经常会有学生问我：我们当年打到了哪里？我只好回答：蒙古人曾经打到很接近维也纳的地方；不过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民族”和“民族国家”，是现代政治的产物，它们在前现代的社会，无论中国或者外国，都不存在。蒙古人经过从1210年代到1260年代的三次大规模西征，把他们的统治向西拓展到地中海东岸乃至东欧地区。面对如此广袤的疆域，最初他们在蒙古草原以外的被征服区实行一种间接统治的办法。随着对被征服地区的控制从军事占领、军事管制逐步向建立正常统治秩序的局面过渡，蒙古帝国的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期，华北和中亚(含西亚)各自形成为与蒙古高原本部基本平行的政区。位于蒙古版图西北的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封地，由于其身份的特殊和封地的特别偏远，事实上已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到第四任大汗蒙哥时期，原先的“西域”被划分成两个大行政区。加上独立倾向明显的术赤封地，整个蒙古帝国呈现出“五分化”的形态。我们经常使用“元代中国”这样一个名词，元朝无疑是属于古代中国的一个王朝。但蒙古帝国则更复杂。

蒙古对外战争造成了对生命、文化和财产的破坏，当时人说：“王钺一挥，伏尸万里”。与此同时，覆盖了大半个欧亚大陆的蒙古统治，为各文明之间的沟通交流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蒙古势力范围内各国的最高统治者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这种血亲关系使当日欧亚大陆国与国之间联系的紧密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具有统一规则的驿站系统，从今天的北京一直伸展到巴格达和南俄草原的伏尔加河流域。拿着蒙古统治者颁发的铜牌，旅行的官员、商人和读书人可以利用分布如此广阔的网络安全往来。所以元朝人说：“适万里如履庭户。”有学者主张，旧大陆在近代以前，业已经历过长达一百年的“世界体系”时代，那是在1250年至1350年这段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近代之前惟一的“世界体系”，是蒙古帝国的遗产。

美国成吉思汗基金会主席、蒙古协会会长坎皮博士着眼点是现代蒙古，这个我们可能并不那么了解的近邻。从1990年开始，蒙古共和国开始把成吉思汗作为民族象征。在此前的70年里，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成吉思汗在蒙古长时间缺席。如今的这场复兴中，开始用成吉思汗命名街道，同时也出现在货币中，而蒙古文也在年轻一代中开始推广。

坎皮介绍了2000年华盛顿的史密森学院《重释成吉思汗》的展览，策展人也是一位现代理论研究者，在策展人的理论中，成吉思汗是现代民主之父，建立了蒙古帝国的四大支柱——代议制政府、法制、平等和个人自由。甚至以成吉思汗的母亲和妻子为例，论证当时已有性别平等的讨论。在坎皮看来这样的研究方法，其实与当年苏联把成吉思汗比做杀人魔王同样的荒诞不经。

面对蒙古和蒙古人最大的挑战，还不是对于“民主”的肤浅讨论，而是在相对现代型的、非游牧形态的城市文明和传统的相对保守的游牧文化共存的局面。游牧文明长期以来都被认定是落后的而不是“先进”的文化，因此，一些游牧族开始被迫放弃游牧生活，他们从小乡村慢慢移居到一些小城市里，开始发展工业。而事实上，外蒙古的自然条件非常严峻，与肥沃的内蒙古草原不可比，定居是艰难的。

都说游牧文化是一种濒于消亡的文化，直到今天，世界银行组织和亚洲发展银行还坚持认为，游牧的生活方式是导致贫困的最主要的原因。然而，从1990年开始，外蒙的游牧族却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在1999～2000年间曾有一次严酷的自然灾害，可是，牲口竟然有30%的增长，牧民数量有大幅度的上升。截至1989年苏联解体之前的统计表明，只有28%的人口是游牧民。然而，在短短的的十三四年中，在蒙古的乡村中，约50%是游牧民。与此同时，一方面，牧业所获得的国家的支持很有限，但恰恰是在大都市里，失业率高达30%。因此，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沟通并融合，可能是今天蒙古面临的最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