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1979和平崛起元年

（文 / 李鸿谷）

邓小平出访新加坡

1979年给人的期待与想象，或许不仅仅令中国人兴奋。

1月1日。这一天的官方文献记录了邓小平三件事，其中两件与美国有关：致电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热烈祝贺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出席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伦纳德·伍德科克为中美建交举行的招待会。在那份致电里，邓小平说，“我期待着本月底访美期间同阁下会晤”。

吉米·卡特也在期待。当时在中国多次播放的电视采访节目里，卡特说，“美国人民对我们的决定(建交)感到何等高兴，届时对邓小平副总理和他的夫人以及随行人员的热烈欢迎将会证明美国人民这种喜悦的心情。”由于这个电视节目，卡特意外发现，“我后来访问中国时，街上的人一见面就认出了我。”

中国以及邓小平，在过去的一年里展现的变化与力量，足令世界惊叹。美国《时代》周刊描述说，(1978年)也许其他一些人比邓更为世界所关注。吉米·卡特可望通过自己成功的对外政策再次赢得民心；波兰运动员兼学者型的克拉科夫大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荣登教皇宝座(约翰·保罗二世)；加利福尼亚退休的实业家霍华德·加尔维斯提出了一个“第十三号减税倡议”，得到了美国选民的热烈响应和赞同；在圭亚那的丛林中，狂热的巫术预言家吉姆·琼斯对自己的信徒们导演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屠杀及自杀“白夜”，致使913人丧生。“然而”，《时代》周刊给出结论，“以上这一切，较之于中国决定加入世界大舞台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

邓小平的头像登上了1979年第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他被这家媒体评为1978年年度人物。在序言里，杂志撰稿人写道，“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硬币上转圈？”《时代》周刊说，“西方人可能会觉得非常费解。”

1978年，相对贯穿全年的主题是真理标准的讨论。年末，格局大变。对外：1978年12月1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和美国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国内：两天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潮旋起，新年到了。

如何重构中国并破解中国未来发展难题？邓小平的1979年——进行战略抉择的一年，开始于美国之行。

作为一个起点时间，1979年，中国农村人民公社每人平均从集体经济分得的收入为83.4元，全国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为705元。24年后，2003年，国家统计局公告，全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7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622元。这是中国这艘“航空母舰”转向后，一个初步的结果。

中美双方在签署领事馆、贸易、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等协议时，有人问邓小平，“我们当初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反对你的人？”邓小平说，“有！”人人屏息听他怎么说。邓小平停了一会儿说：“在中国的一个省遇到了激烈的反对，那就是台湾”

“在你想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惊奇”，几天后，甚至十多年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仍然很兴奋，“一个10亿人的领导人到达美国后仅两个小时就到我家里赴宴！”

美国时间1月28日下午，邓小平的飞机抵达美国华盛顿安德鲁空军基地。两个小时后，是他在美国的第一顿晚宴，地点在布热津斯基家。“邓副总理喜欢吃什么？”时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碰到的美国人，不仅兴奋而且好奇。柴的答案很简单，“小平同志喜欢吃辣椒，你们不会做辣菜。他想吃的东西你们这做不了，你就把你们最好吃的拿出来就行了”。

在这次晚宴上，卡特总统能够记住的，同样与菜肴相关。在席间，布热津斯基说，中国人与法国人有一点是相同的：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所有其他的国家。在后来自己的回忆录里，卡特写道：“邓想了想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卡特由此得出结论，“邓小平懂得如何既表现出沉着的自信心和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又不显得骄傲自大。”

作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对此有另外的判断，他观察的邓小平，“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

在那几年间，驻北京的各国外交家，普遍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邓有时可以毫不客气地批驳一个不全神贯注的，离开话题和思想开小差的谈判对手”。曾出任联邦德国驻中国大使(1976～1980年)的埃尔维因·魏克德描述过他亲历的故事，“对方谈话很单调，他按捺不住了。他常常看他的手表，大家都注视着他，客人还未意识到，他就冲着茶几前面的痰盂吐两口痰，最后用食指敲打他的表壳。”对有着这样性格与风格的中国领导者——前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说，“不错，我从一开始就喜欢邓小平”。

单调与枯燥，显然不是邓小平乐意忍受的。“他愿意接受非常尖锐、非常深的问题。”钱其琛印象最深的是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原来说只采访一次，但采访完了以后，小平同志认为这位记者提的问题非常尖锐、深刻，所以他主动提出今天没有谈完，下次再接受一次采访。”

当布热津斯基作为总统特使于1978年5月21日第一次见到邓小平，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时，寒暄几句后，邓小平言归正传，“中国方面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毛泽东主席是个军人，周恩来也是军人，我也一样”。布热津斯基回答说：“军人说话直率，但美国人也有说话直率的名声，我希望你没有发现美国人或美国有什么不好理解。”接下来，布热津斯基说邓小平“一头栽入我在与中国外长会谈时回避了的话题，即关系正常化问题”。

曲折，是中美建交过程一个恰当的描述。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柴泽民回忆说：“尼克松访问中国，打开了中美关系之门，但是没有实现建交。尼克松在1972年看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时候就讲到，在我任第二届总统期间，我一定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由于‘水门事件’，这个愿望没有实现。这以后他的继任者福特总统就职，他在1975年12月访问中国，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也讲，在我第二届总统当选之后，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结果他在竞选过程中失败了。所以，卡特总统一就任，他就提出来，要在第一任，也就是四年之内，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

美国国务卿万斯1977年8月代表总统来到中国，就中美关系正常化交换意见；第二年5月，布热津斯基来了。“布热津斯基一看到我们领导人之后就表示，我们要在今年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个事情就定下来了。”当时的中国方面联络人柴泽民说，“6月份就开始中美国建交谈判”。6个月后，双方发表建交的联合公报。

就是在那次见到邓小平的时候，布热津斯基希望能够在华盛顿自己的家中回请主人一次，“邓微笑着接受了”。

美国时间1月29日晚，在出席卡特举行的欢迎宴会时，邓小平在祝酒时再次强调中美建交公报里的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这一承诺，既约束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增添了责任感。”

中美建交进程中，另一层国际环境变化也在进行。1977年初，越南开始在与中国毗边的省份推行“净化”边境地区方针，稍后开始驱赶华侨……邓小平赴美前，1月15日，在民主柬埔寨驻中国大使馆散发遭邻国侵略的声明，两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经邓小平同意的社论：《胜利一定属于柬埔寨人民》。这一形势一路发展，1979年底，12月24日，苏联入侵阿富汗。

美国媒体对未来可能的变化，有更为强烈的本能与好奇心。

美国时间1月31日，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公共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与全国广播公司的联合采访，问题非常直接：

吉姆·莱雷尔(公共广播公司)：副总理先生，中国是否由于柬埔寨的局势而打算跟正在得到苏联支持的越南打仗？

邓小平：有人多次问我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各位，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我们采取任何行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不会采取任何轻率的行动，无论是对待全球霸权主义还是对待地区霸权主义，我们都采取坚定的立场，坚决的态度。

莱雷尔：那我是否可以把这个回答看作是一种肯定的表示，即中国准备为柬埔寨问题打仗？

邓小平：我们支持柬埔寨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至于采取什么步骤，需要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我们还要研究。这样的问题不是单单由我们一个方面来决定的。

令人稍感意外的是，邓小平这次采访内容，第二天即由《人民日报》发表。2月17日，也即在邓小平对此表态半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

20多年后，邓小平的这种表达方式仍为国外中国问题研究者所注意。前联邦德国驻华大使魏克德曾向德国媒体透露说，美国人希望明年(1979年)就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德国记者当时采访就此询问邓小平，邓否认有这种可能性。但他笑一笑又说：我希望今年有这种可能性。他说这番话是10月中旬，两个月后，北京和华盛顿事实上已达成协定。“你很难说他没有表达什么信息，更关键的是你如何接受他的信息。”美国哥伦比亚中国问题专家跟向记者这样分析。

与传统的对手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与传统的“盟国”越南开战……起伏跌宕的对外政策，邓小平后来有一个重要的解释：“中国的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建交如此，打仗也如此。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1982年)时，邓小平说，“中国希望至少20年不打仗。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

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邓小平坚持始终的一条主线。另一条主线是：稳定。1982年，在邓小平的指示下，钱其琛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主持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也是最后一次”——“我们注意到苏联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这一年，钱其琛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开始了长达七年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前苏联驻华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回忆说，戈尔巴乔夫访华前曾对其陪同人员说，他打算像晚辈同长辈谈话那样去同邓小平会谈。

抵达美国的第二天，美国时间1月29日上午，在出席卡特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后，邓小平与卡特进行了第一次会谈(此后两天，双方持续进行了三次会谈)。这是一个精彩的开场白，会谈开始时，柴泽民回忆说，“邓小平先问，你们国会有没有作出决议会谈不准抽烟？卡特说，我的家乡乔治亚州出烟叶，烟叶很多，所以我就鼓励大家抽烟。邓小平说，这好，我服从”。接下来，卡特在其回忆录里写道：“邓身材矮小，坐在内阁会议室的一把大椅子上，几乎看不到他这个人了。他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话。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明亮的眼睛不时向左右扫视。当我们的话被翻译给他听时，他时而发出笑声，时而向别的领导人有力地点点头。”

香烟成为邓小平的形象符号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迈克·华莱士获准在中南海紫光阁采访邓小平，邓一如往常掏出香烟，华莱士也要了一支，仔细一看觉得这烟不对劲，“哈哈，过滤嘴比烟还要长。”华莱士的这个发现使邓小平大为得意，“这是专门对付我的。我抽烟的坏习惯改不了啦”。不过，后来在第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坐在主席台的邓小平接到了一位代表纸条，建议邓小平在会场内不要抽烟。邓看过立即把烟灭掉了。

邓小平与卡特最后一次会谈时，双方签署了领事馆、贸易、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等协议。“(签字仪式)充满愉快气氛”，卡特描述说。这时，有人问邓小平，“我们当初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反对你的人？”邓小平回答说，“有！”这一时刻，卡特回忆说，“人人都屏息着听他怎么说”。邓小平停了一会之后又说：“在中国的一个省遇到了激烈的反对，那就是台湾。”

精彩邓小平并非这一刻。在卡特1月29日(美国时间)的日记里：

在肯尼迪中心看了一场精彩又轻松的演出。表演结束后，邓和我还有他的夫人卓琳女士、罗莎琳和艾米一起走上舞台同演员见面。当邓拥抱美国小演员，特别是在拥抱唱了一支中国歌曲的儿童们时，流露出真诚的情感，确实是全场轰动。他吻了许多孩子们，后来报纸上说许多观众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一直强烈反对同中国建交的参议员拉克索尔特在看了这场演出后说，“我们被他们打败了，谁也没法对唱中国歌的孩子们投反对票”。邓和他的夫人看来真的热爱人民，他确实令在场的观众和电视观众倾倒。

卡特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也许因为他充满活力和个子矮小的缘故，邓那天晚上成了艾米和其他儿童最喜欢的人，都愿意同他挨在一起，而且看来这种感情是他们双方的。”

美国时间2月2日，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市。邓小平访美的第三站。这座城市因为邓小平戴上美国象征的牛仔帽而让当时的中国人以及美国人印象深刻，现在又因为姚明——休斯顿火箭队有了最大的“主场”：中国。

看上去，休斯顿可能是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亚蒙·哈默最后的机会。这位因与列宁做生意而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美国人，在邓小平访美期间，没有得到任何见到邓的机会。哈默自己推测，“可能我同苏联长期的关系，政府担心我会成为中国人所不欢迎的人”，“卡特的顾问班子千方百计让我避开”。

“我不停地敲打那扇紧闭的门，直到我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渐变得令人过于难堪了——而且因为我是卡特的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哈默终于得到允诺：他和弗朗西丝有票出席在休斯顿为邓举行的一次盛大集会。

休斯顿西蒙顿竞技场布满了安全警卫，幸运的是，入口处的那位验票姑娘知道哈默的名字；不幸的是，这位姑娘说，“嗯，很抱歉，哈默博士，名单上没有您的名字。”哈默没有表现出他的气恼，他问宴会在哪儿举行，得到答案后，他说“我的名字肯定在那里的名单上”。俱乐部特工核对了名单，仍然没有“亚蒙·哈默”。哈默要求看一看名单，他发现了问题，“现在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鲍勃·麦吉是我们华盛顿办事处的一名高级执事，是他同白宫安排我来这里出席宴会的。我的票肯定也是被错误地以他的名字发出去了”。

哈默终于进入俱乐部。当他们走向自己的第五号桌，“他们”的座位已经被人坐上了，哈默并不认识。他们做了自我介绍，“罗伯特·麦吉先生和夫人”。哈默夫人弗朗西斯脸上挂不住了，“咱们出去吧！”哈默断然拒绝，“他们现在不能把我从这里赶出去的”。

邓小平救了哈默夫妇。50位总经理还有他们的夫人，列队欢迎进场的邓小平。当邓小平走到哈默面前时，邓对翻译说：“你用不着给我介绍哈默博士。”然后，他冲着哈默笑起来，握着手时说道，“我们都知道你。你是在苏联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列宁的那个人。现在你可要来中国帮助我们啊。”

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上讲话，庄严宣告：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到2000年我国工农业年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能够达到 

对香港，撒切尔夫人的谈判策略是：让出主权，换取治权，结果往谈判桌上一坐，撒切尔发现，“那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肯尼迪中心演出结束后，邓小平拥抱了美国小演员。卡特在日记里写道，一直强烈反对同中国建交的参议员拉克索尔特说，“我们被他们打败了，谁也没法对唱中国歌的孩子投反对票”

“我非常愿意”，哈默回答说，“可是据我了解，你们不允许私人飞机进入中国，而我又年纪太大，不能乘坐商用飞机。”“噢”，邓小平把手一挥，“这好办。你只要给我一封电报，告诉我你想什么时候来，我可以做出一切必要的安排”。

哈默回不了“他们”的第五号桌了。坐在这一桌的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章文晋(后来也成为驻华盛顿大使)说，“您不应当坐在这儿。您应当和邓小平坐在一起”。章文晋起身将哈默夫妇送到邓小平的主桌，邓小平让他坐在自己旁边。这顿晚宴，邓小平一直通过翻译与哈默交谈，“他想知道我同列宁会面的一切情况，以及我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感受”。

在自己的自传里记录下这段历史后，哈默更得意的是，“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坐在那儿对我怒目而视，但是他无可奈何。看到邓对我的欢迎如此热情，他很难开口说，‘此人没票，是混进来的，应该把他赶出去。’”

三个月后，哈默带着16个人进入中国，“仅在一周之内，我们就在北京签署了四项初步协议：石油勘探、煤炭开采、杂交水稻和化学肥料。”更精彩的是，哈默将中国的大熊猫带进了美国。1982年，哈默向邓小平表示，如果大熊猫能跟中国奥运会队伍一起出现在洛杉矶，会对美中友好关系大有裨益——其实这个想法并非始自哈默，当时，“各种美国的委员会和代表团都曾向中国人讲条件、谈交易，希望将大熊猫送到奥运会上。结果答案都是否定的”。哈默很幸运，“当我和邓提起此事，他立即看到了这个主意的价值。”

2月11日。邓小平结束对美国、日本访问回国第三天。这一天官方文献很郑重地记录：(邓小平)审阅国务院技术引进领导小组《关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访华代表团愿意同我国合资经营办汽车厂》的报告，作出批示：合资经营企业可以办。

这一次谈判中方重要的负责人是李岚清，当时他任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重型汽车厂筹备处负责人。1978年底开始的谈判，主要目的是重型汽车的技术引进。但谈的过程中，美国通用公司董事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只谈技术引进，为什么不能谈合资？李岚清回忆说：“合资，这个英文的名字就叫joint venture。我当然也学过一点英语，但是我们都听不懂什么叫joint venture，现在人人都知道了，就是合资经营。”美方对joint venture作出了解释，谈判中的中方显然对此兴趣浓厚，因为这不失为对双方可能都有利的一种合作方式。不过，回忆那一时刻，李岚清说，“但是我的思想立刻就有另外一种反应，你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怎么能够搞合资啊？”

当时有一种制度，重大项目的谈判，都随时向上面写简报。美国通用joint venture的想法当然被写进了简报，李岚清回忆：“管这方面工作的谷牧批示：拟同意。但是，他又感到这个事情事关重大，就报送给中央政治局的所有领导。所有政治局的领导同志都圈阅了，小平同志特别在上面批了几个字：‘合资经营可以办’。”作为中方重要的谈判人，李岚清说：“我们接到这个批示以后，感到非常惊喜和兴奋。特别是小平同志的批示。”官方文献记录这一事件后，有一个长长的注释，“后因种种原因，中国未能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就创办合资企业达成协议，但是从这以后中国开始逐步同外国建立如德国大众、北京吉普、瑞典迅达电梯等一批中外合资企业”。就自己的印象而言，李岚清说：“在1978年时，邓小平就有了这个构想(合资)。但是作为一个具体项目的正式批示，在我的回忆当中这可能是最早的一个。”

这一年的早些时候，1月17日，在同工商界领导人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谈话时，邓小平明确提出：“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荣毅仁回忆当时的邓小平，“坦率真诚”。邓小平对荣毅仁提出了直接的要求，在《邓小平文选》里，有明确的表述：“荣毅仁同志，希望你减少一些其他工作，多搞些对外开放和经济工作。形式你自己考虑。你主持的单位，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式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几天之后，荣毅仁拟就了关于建议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公司)的请示报告。这次还有后来几次与邓小平的谈话，荣毅仁回顾说：“实际上在当时就已经触及到了政府转变职能的问题，也就是后来明确提出的‘政企分开’的思想。”

荣毅仁建议成立中信公司的请示报告，当年6月得到了中央批准。荣毅仁回忆说：“为了扩大公司的影响，国务院精心安排在7月8日正式公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之际，同时宣布中信公司筹备组成立。”

在看到邓小平“合资经营可以办”的批示后，李岚清和他的同事们就开始调查有没有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跟他们搞合资，“我也问了通用公司，他们说南斯拉夫有个工厂跟他们搞合资”。“没有法律人家根本不敢来(投资)，”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项淳一回忆当年：谁愿意把大笔资金放在一块没有法律保障的土地上呢？而且中国刚刚经历那么长的动乱，也只有法律的建立才能标示出中国的决心和能力。

事实上，这个时候彭真已经根据中央的决策，亲自主持讨论中外合资法。李岚清回顾，“我本人参加过七次讨论。我们请了香港企业的朋友，也请了美国一些教授帮助”。列宁关于租让制的理论和实际，世界各国引进外资的法律，“全部收集起来研究”。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起草过程中，不是没有争议，重点是要不要限制外资的比例。

彭真邀请荣毅仁、经叔平、古耕虞等专家讨论此事。荣毅仁提出对外资不限比例。但是，全国人大紧急委托我驻外使馆，查找各国相关法律，结果发现，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规定了外资进入的上限。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中的两条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资投资比例不超过49%”，“决定重大问题要2/3多数通过”。荣毅仁对此不赞同，在他的书面意见里，他写道，“(这两条)并非国际惯例，同时这是当前国家经济情况所不易办到的，势必降低外资对我国投资的兴趣，我们亦同样达不到大量吸收外资从事建设的目的。建议在不丧失主权的前提下，以平等互利为原则，争取更多的外资，引进更多的技术，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对荣毅仁的意见，邓小平批示：“我看很有道理，49%和2/3都可不写。”陈云批示：“我同意荣毅仁的意见，只要外资愿意来中国，我们总有办法对付。”比例之争由此结束。

项淳一回顾这部法律，“当时的法律规定非常原则，因为中国还没有外资进入的足够经验，特意把原则制定得相对简单。而后，国务院又制定了相关条例。但可以说，这部法对吸引外资到中国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6月28日，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邓小平谈到了这部即将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时说，“这个法不是完备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经验，与其说是法，不如说是我们政治意向的声明”。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及其他六部法律，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6月18至7月1日)上获得通过。中国制度与秩序的重建，自此走上正轨。

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发表讲话，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随即成为邓小平准备全面推广的改革开放的稳定基础。

理论务虚会从1月18日开始，到4月初结束。前一年10月14日，邓小平在听取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汇报时说，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这一背景，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解释说，“三中全会前，几位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士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示，不同意以实践标准检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立场，受到与会者的严肃批评。但由于会议内容多，未能拿出更多时间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中央决定在三中全会后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将有关理论宣传人士集中起来，深入讨论，搞清是非”。

邓小平在北京中南海接见出席沿海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的代表，沿海开放由此决策 

邓小平、卓琳1939年9月结婚。结婚之后，邓小平就上了前线，他们聚少离多，但是他们相濡以沫生活了58年。他的女儿回忆说，没见过父母红过脸 

邓小平向老人问路，走过去后，这位老人才想起刚才问路的是邓小平

75岁那年，自己爬上了黄山。邓小平对万里与安徽省主要负责人说“黄山这一课，证明我完全合格” 

1978年7月22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话。明确支持和肯定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9年，农村人民公社每人平均从集体经济分得的收入为83.4元，全国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为705元。2003年，全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7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622元

从时间顺序上看，真理标准讨论，最初源自江苏学者胡福明的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写成于1977年9月，并投到了《光明日报》。促成胡福明写出这篇文章最主要的动因，是那年2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矢志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胡后来解释说，“这两个‘凡是’出来后，把整个拨乱反正压下去了，平反冤假错案不可能搞了，那不是给你当头一棒吗？”但是，文章寄出去了4个月，胡福明仍然没有收到任何回音。这一年11月，中央党校复校，胡耀邦任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原中央党校教师孙长江回忆说，“胡耀邦要重新研究路线斗争，他讲过一个报告，检验路线斗争的标准，一个是要看实践，以实践作为标准；一个是要看完整的、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当时提出了两个原则，反应很好啊，因为他不仅强调讲毛主席，还讲实践，这证明比以前有很大进步了。学员都鼓掌，耀邦也很得意，就说我这个讲话怎么样？后来我说，你这样讲，学员就发生误解，以为检验真理有两个标准，那就不行了。两个标准怎么办呢？如果这件事违反实践，但是符合毛主席思想，那怎么办？那就没有标准了。”事实上，孙长江的这番思考是直接讲给他的同事吴江的，吴江把这个想法跟胡耀邦谈了。胡耀邦说那你们写一篇文章，就讲实践。这个时候，《光明日报》送来了胡福明的那份稿件。经过反复修改，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这份稿件，1978年5月10日终于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出，次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全文，新华社当天即向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又予以全文转载。此文刊发，“两个凡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形成最尖锐对峙。

邓小平给这场讨论予最有力的支持。5月30日，在与胡乔木等谈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内容时，邓小平说，“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一次会议，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那篇讲话里评价说，“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

理论务虚会是真理标准讨论的一个延续。10月，组建班子，中央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与起草这份重要文件的邵华泽总结二十多位写作组成员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下在如何领会小平同志的指示、领会他的意图，在我们的写作过程当中如何去体现他的思想。使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指导，这个决议根本不可能作出来”。检索《邓小平文选》，一年多时间内，对这份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邓小平有九次重要谈话。

回望自己的过去，在会见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时(1987年3月3日)，邓小平对自己有个精彩的评论：“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在这一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4月5日～28日)，广东分管经济的书记王全国做了三次发言。事后王全国拿到根据发言整理的文字稿，很奇怪那时候自己能讲出那样的话来，“那时我就讲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事后我有点奇怪，那个时候我怎么就讲出这个话来。可是确实讲了”。这些发言，作为中南组，作为广东要向中央常委汇报的，“习仲勋去了(中央工作会议)，他是第一书记嘛。我就把我的几次发言归纳若干条，由张汉卿(当时习仲勋秘书，后广东省人大常委主任)整理好后，仲勋同志带去汇报。汇报了，当时中央常委也是赞成的。然后习仲勋同志带着这个意见去跟邓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杀出一条血路来’的那句话就是在这次汇报过程中讲的”。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4月17日，邓小平出席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议时，态度就已经非常明确，“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让中国人民富起来，这是邓小平一以贯之的想法。1978年8月19日，在与文化部负责人讨论问题时，说着说着，邓小平的内容从理论走到了“物质”，“我赞成要使一亿拿工资的人有一半都能够拿到80元以上，相当七八级工的工资。这样，消费需要就不同了。这些人要看戏，看电影，要艺术品装潢他们的家。他们柜子里要有东西放，需要书，需要花。这样反过来就会刺激其他行业发展。人们要吃好的，就会刺激饮食行业”。这年年底，在准备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的讲话提纲时，邓小平又写上了这条，“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干得好的要有物质鼓励。”

好起来！富起来！问题在于如何开始，从那里入手破解这个难题。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习仲勋和杨尚昆跟邓小平汇报，提出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这个提议点燃了邓小平的思路，他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

王全国回忆说：“最早提出来，开始我发言是叫加工出口特区，以后我们写成出口特区，后来中央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

找到特区这个破题之点，王全国说原因之一与上一年访问欧洲关系很大。“这是由副总理谷牧带队，省部级干部十多个，加上局长们三十多个的访问团。都是熟悉经济工作的，可以从宏观到微观进行详细考察。”谷牧回忆1978年5月的这次对西欧五国访问，“我走之前，小平同志找我谈过话。(他要求我)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的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访问团回国后，用了大半个月的时间集体总结，总结以后，向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整整汇报了一天。王全国回忆当时，“一方面汇报，他们一方面议论，一方面也问，我们也答”。后来王全国与谷牧再碰面谈过这次出访，“谷牧同志说，这次欧洲五国的访问，对三中全会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一轮改革，为什么广东会占先呢？王全国给出的答案是：我回来以后除了向省委汇报，还在中山纪念堂开5000人以上和处级以上干部大会传达，干部是有一定的基础的。

特区的未来之路，在80年代看来，未必那么顺利。1980年11月，中央决定，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与任仲夷，接替调回北京的习仲勋和杨尚昆，主持广东工作。稍后，梁灵光回忆说，“深受刺激”，“我到北京开中央工作会议，有一次在会上发了个参考材料，其中有一篇文章叫《中国租界的由来》。当时我们正在讨论中央方针政策啊、讨论改革开放啊，弄出了那么一个材料。”深圳是不是新的租界，甚至成为80年代初期的社会话题。1984年春节前，邓小平在杨尚昆、王震陪同下到了深圳、珠海，梁灵光说：“我把这称为小平同志的第一次南巡。不过，这次他没有发表什么意见。”重要的是，梁灵光回忆说，“回到北京后，他同政治局常委同志讲，很明确，他说，广东现在最重要的是放而不是收。”

时隔八年，1992年，邓小平再次到深圳。与上一次不作任何表态不同，当时的陪同者、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回忆说：“从我们到车站接他开始，我们感觉到，当他踏上深圳这块土地，心情就非常愉快，处在一种兴奋状态，说话很多，不管是我们陪他参观，还是我们给他汇报，或者在坐车的路上，他经常插话，有的长有的短，有时讲得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再讲。”就在当时，李灏和他的同事们私下议论，“小平同志的这次讲话，要专门形成一个中国最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果然，这一次南巡及其讲话，再一次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走向。

事实上，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话题已经涉及市场经济，邓小平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官方文献对此的记录是：“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邓小平南巡之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大会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7月11日。邓小平到达黄山脚下。

当他知道已经为他准备好第二天上山的滑竿后，对陪同的万里说：我下了决心，要步行上去。同时特别交代，不能因为我来黄山而妨碍群众游山；这次是利用休假来黄山的，对外不宣传。第二天，在慈光阁，邓小平对欢迎他的黄山管理处职工与闻讯而来的中外游客说，“这个山，我一定要上”。陪同他登山的工作人员担心他走得太快，体力不支，劝他走慢一点时，邓小平回答说，“这个事，你们不用教我，我比你们有经验。长征时不少人都跑垮了，我还是越走越有劲”。后来，邓小平回到黄山观瀑楼，对迎候他的万里及安徽省委主要领导们说，“黄山这一课，证明我完全合格。”这一年，邓小平已经75岁。

邓小平的桥牌故事，因为聂卫平“放水”，邓聂搭档宕了六个。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其结尾是，聂卫平说：“当时老爷子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你创了世界纪录了。后来他还对我太太说，你的先生围棋是九段，桥牌可不是九段。”喜欢挑战，是邓小平性格的一面，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发掘出邓小平性格的另一面，“他打牌争输赢，但从不赌钱。谁输了就钻桌子。邓输的时候，牌友们总是说，‘你可以免了’。他说，‘不，我要钻，这是我们打牌的规矩。’然后，他就钻了起来。”

在中央领导同志中，万里回忆说：“我和小平同志的关系是比较久的。我是冀鲁豫的，冀鲁豫后来和晋冀鲁豫合并，归小平同志领导。”解放后，邓小平去西南局主持工作，又挑上了万里。邓小平从西南去中央开会，万里说，“回来后该传达的他都传达了，我们还想多了解点情况，他说你们没有必要问。我们两人打牌时就打牌，从来不谈工作”。

显然，邓小平攀登黄山时，万里是没有可能与他谈工作的。不过，这个时候在安徽主持工作的万里，压力之大，出乎想象。

上一年年底，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秘密地分田到户，实行包干。他们立下字据：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公粮；如不成，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社员们保证把干部的儿女养活到18岁。这是一个后来被广泛传颂的传奇，同时也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事件。这一突变的背景之一是，1978年，安徽遇到百年不遇大旱，粮食减产，人民生活非常困难。这年9月，时任滁县地区地委书记的王郁昭主持召开了全体公社书记会议，会议上，有书记提出一个尖锐问题，“我们一个公社搞不上去，两个公社搞不上去，我们全地区242个公社为什么都搞不上去？难道我们整个地委，我们的公社书记都是笨蛋吗？”王郁昭深受刺激，他要求大家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后来王回忆，“县上先介绍了一个公社的经验，他们把棉花田间管理包产到户，因为那一年大旱，要把这个棉花的苗保住，就把棉花包产到户了。结果它的棉花的产量比上年增产50%以上”。王郁昭一方面派人调查，总结经验，一方面向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汇报，王回忆说：“万里同志看了以后很高兴，说这个经验很好，要求我们把这些典型材料印发全地区，要求每一个县选一个公社或者一个大队进行试点。”稍后，王郁昭又在凤阳县召开了一个“不讲话”的现场会议，“把公社书记用车送到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让他们到各家各户去看，去看他们的情况，看他们的家庭生活和生产情况”。结果，公社书记们就要求也要包产到户。事情并不顺利，这个时候，万里回忆说，“三中全会的农业文件写上了不要搞包产到户”。所以，王郁昭说，“我们地委不能讲包产到户，实际上地委想搞包产到户，但是就是不能这样说，就提出了三户一组，包产到组”。

麻烦还是来了。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封读者来信，反对农村中正在试行的包产到组生产责任制，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应该稳定；报纸在“编者按”中指出：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户。当时，王郁昭正在嘉山县考察工作，听到这个广播后马上往地委赶，路过光明公社，“一进门，公社书记就说，地委书记来了，正好，听了今天早上的广播，老百姓来找我们，认为我们又要犯错误了，又要受批判了。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思想波动很大。”后来滁县地委研究决定，“各种形式责任制都不要变，到秋后看实践”。这个时候，万里到了滁县地区，听了这个情况，“万里说，三级半核算有什么不对？作为报纸来说，你可以登你的读者来信，我也可以写读者来信，这好比公共汽车，你可以打票坐车，我也可以。报社不能管饭吃吧？到了秋后老百姓没饭吃的话，我要找你县委书记，你县委书记要负责任”。有了万里的这一表态，王郁昭说，“给我们很大鼓舞”。结果这一年滁县地区粮食生产获得了大丰收。全省比较，增产幅度最大。

6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万里向邓小平汇报安徽农村一些地方已经搞起包产到户但有人反对一事，邓的意见很简单，“不要争论，你们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从黄山下来后，邓小平召开了座谈会，听取安徽省委和徽州地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但未对包产到户发表任何意见。曾志描述邓小平性格，“他自己不能讲话，他一句话都不讲，要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很干脆，马上给你解决”。从亲人的角度观察，邓小平的女儿邓楠说，“他是一个话很少的人。我们说九句，大概他能说一句”。

第二年，邓小平说话了(1980年5月31日)，“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这年稍早一些时候，万里回忆：“胡耀邦把省委书记们找来，搞不搞包产到户请大家发表意见，最后达成协议在贫困地区可以搞。当时我说，你走你们的阳关道，但独木桥不要给我们拆掉，让我们走一走。”

各种质疑仍然困扰着王郁昭们。1980年，安徽全省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已经达到99%以上。王郁昭是在巢湖参加省委会议时看到邓小平那个讲话的，这个谈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讲的主要也是安徽的情况，“当时没有复印机，只能抄，我就叫秘书抄下来。会议结束的时候，当天晚上下大雨，我连夜坐着汽车就回来了，回到滁县。第二天我就召集县委书记开会，把这个精神进行了传达”。这一年国庆节前，中央颁发了75号文，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接着中央连续发了几个1号文件，大包干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全国推开。

回顾这段历史，后来升为安徽省省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王郁昭总结说：“中国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但是改革从哪里入手呢？我们中国改革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首先选择的突破口是中国的农村。”

看起来，中国最近20多年时间发生的种种变化，多数都能在1979年发现端倪。3月29日，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邓小平明确提出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后，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三年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到中国与邓小平谈判香港问题。“我们事先也商量过了，决定把谈判立场建立在英国至少对一部分香港领土拥有主权的基础上，如果中国承认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在此立下脚，然后把主权让出，以换取对香港继续管治的权利。”在《唐宁街的岁月》的那本自传里，撒切尔这样描述当初她的谈判技术安排，结果，往谈判桌上一坐，撒切尔写道，“我才发现，那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1997年7月1日，香港如期回归祖国。令人遗憾的是，一直渴望在回归祖国后的香港土地上走一走的邓小平，已经离开了我们。

中国有什么样的未来？1979年，邓小平似乎也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3月21日，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会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时，邓小平找到了一个定语，“中国式”——“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两天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自己的发现，“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邓小平后来会见南斯拉夫《信使报》记者达拉·雅奈科维奇时说：“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病中，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我主持起草的。这是一个转折，即要把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方面来。”

四个现代化——中国式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12月6日，在回答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关于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问题时，邓小平终于找到了他想找的那个词：小康。2002年，中共十六大，“大会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W·张总结近代中国，“在邓小平看来，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是其终生不渝的追求。在四届人大上，他和周恩来就宣布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他还负责制定了奔向这一目标的规划。不过，‘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最初看来还是出自1956年邓小平和刘少奇起草的中共八大政纲。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甚至包括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都想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并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24年后。2003年12月10日，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商学院伯顿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这里发表演讲：“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

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国。

(文章中涉及的相关时间，均采用《邓小平年谱(1975～1997)》)

1979年的中国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1979年，改革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商品经济走进千家万户  

时间：1978～1979年

讲述者 沈宝祥，中央党校教授、《理论动态》原主编

1977年中央党校复校，开学典礼非常隆重，中央主要领导都去了。叶剑英发表了讲话，要中央党校总结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这实际上是交给中央党校总结“文革”的任务。对于如何总结，我们内部有争论，当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明确提出，总结不能根据中央文件，也不能根据某一个人的讲话，要看实践、看结果。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明确的指导思想。我们根据胡的意见起草了一个文件，发给当时党校807名学员讨论。他们基本上是党的中高级干部，这个讨论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胡耀邦为了澄清人们思想上的一个个混乱问题，提出要办一个《理论动态》的刊物，他当时的想法是刊物要坚持“风雨无阻”地出，他当时的作用相当于主编，由他出题目，定稿，1977年7月15日《理论动态》第一期创刊。

1978年3到4月，胡耀邦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意见，由理论专家吴江根据胡耀邦的精神提出这个命题。当时社会上的许多人都在反思“文革”，几个方面都不约而同想到这个提法。当时南京大学讲师胡福明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稿子寄给《光明日报》，期间报社的领导换成杨西光，他刚刚从中央党校毕业，参加了胡耀邦发起的讨论，一看到稿子就意识到其重要性。于是他请《理论动态》来帮忙修改，最后两篇文章合到一块，由孙长江主笔写成。

1978年5月10日的《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此文，5月11日《光明日报》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公开发表文章，当天新华社看到后把此文转到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后，当天晚上就有人打电话大肆批驳。胡耀邦获知此事后把我们叫到他家里，驳斥了打电话人的论点，让我们集中起来写文章声援。当时的理论斗争非常激烈，邓小平知道后于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谈话支持这篇文章，他在关键时候的有力支持使刚刚发起的讨论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当时的有关领导坚决反对这篇文章，邓小平找他谈话，让他不要下禁令、不要搞禁区。又跟胡耀邦说，这是好文章，争得好，你们要继续干。胡耀邦相当受鼓舞，又传达给我们大家，这样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获得了全面成功，在全国各地逐步形成大讨论。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又对这个观点高度评价、充分肯定，确定了“事实求是”的基调。到了1979年全国人民开始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补课，整个中国思想大解放，大家开始敢于思考、敢于说话了。

(吴琪)

山东菏泽与安徽基本同步的农民土地承包改革

政策好，春耕早  

时间：1978～1980年

讲述者 周振兴，时任山东菏泽地委书记

1978年元月16日，去东明小井村的时候，街上没有人愿意搭理我们，我进了村民张殿兴的家，一家七口，五个大人两个孩子，睡在泥地上，身下只铺了一层干草，只有一床被子。米缸里只有两斤地瓜干，我硬把锅盖揭开，里面是用地瓜叶和高梁糠做的窝头。我掰给县委书记司黎明同志一块，我也吃了一块，咽不下去，就在这个时候，女主人还在口口声声“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连这个都吃不上”。我当时真受了刺激，群众穷成这个样子，这个时候她还说感谢，你的脸往哪里放啊！

当时的菏泽农村，这样的状况比比皆是，过去你不了解这个情况情有可原，既然知道了，你还看着老百姓受贫受苦，我觉得不管从党性还是良心上讲，都是说不过去的。我们拿出一个“菏泽八条”，就是依着当时的“安徽六条”去的，1978年3月和9月，菏泽地委连续召开了两次地、县、社三级干部会议，把“菏泽八条”贯彻下去。20多年来，我们没少操心，没少出力，但是我们瞎操了心，出了傻力，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我那时还找到了一段几十年不大有人提起的毛主席语录：“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是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有了这段语录，我不仅可以讲“政策”，还可以讲“主义”了。

1979年春节后，又召开了一次三级干部会议，一口气讲了8个多小时，会后让各县县委到地委来复制录音带，各公社再到县委复制，指定同一天的时间，全区700万农民集中来听录音广播。开会的时候我说，我们今天不讲党性，讲良心，老百姓自己的地，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却没有自主权、吃不饱饭，我们能不能对得起良心？今天我的讲话有录音，你们再留一份书面证据，如果上级说这件事情我们干错了，追查下来，我官大，我周振兴一个人承担责任，你们都是被迫的！

那个时期全国范围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1979年3月，《人民日报》的头版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并配发编者案，认为已经出现的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做法是错误的，要纠正。菏泽与济宁交界的地方，靠着济宁嘉祥那边的村庄，还刷出了“坚决反对西边刮来的单干复辟妖风”的标语。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把农民单纯的看作是劳动力，那就错了，农民如果连种庄稼的权利都没有，那是不行的，就是在过去，自留地不区分情况，不分青红皂白，不同群众商量，我们一道命令下去统统收回，同意集体耕种，这是错误的，今天群众愿意要再分给群众，这是正确的。

1979年9月，中央在一个决定中指出：“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不能当作所谓的资本主义尾巴去批判。”那个时候，菏泽农民承包改革已经做起来了。(王鸿谅)

徐迟发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陈景润(左)和徐迟(右)在一起  

时间：1978年2月～1979年

讲述者 罗声雄，原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科研处处长

1977年11月，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徐迟来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对陈景润和我们做了长时间的采访，写出了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1978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徐迟的文章，并且加了编者按：“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向读者推荐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这篇作品原载于1978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它以生动的文笔，如实地反映了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不畏艰苦、勇攀高峰的动人事迹，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这一期《人民文学》很快销售一空，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中央党报用两个整版专门给一位科学工作者歌功颂德，尚属首次，引起强烈反响。

如果说，1973年发生的陈景润事件(毛泽东派人探访陈景润)，震撼了中国学术界，1974年陈景润的(1+2)论文令国际数学界震惊，那么，徐迟的这篇报告文学，更使陈景润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

对这篇报告文学反应最强烈的有三类人群。

一是与陈景润有着共同命运与相似经历的知识分子。他们从这篇文章中，找到了自己。很多年来，他们和陈景润一样，普遍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和志趣去发挥一技之长，必须去做受到外行的领导者“赞美或可以容忍”的工作。这篇文章让他们感觉到，坚冰开始解冻，春天即将来临。

二是从中学到大学的青年学生。在他们心目中，陈景润成了民族英雄，成了科学的化身。他们要以陈景润为榜样，为科学而献身。所以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走出来的各类学校，此时充满了科学上进的气息。这一年，数学研究所收到了上万封来信，其中绝大多数是讨论“哥德巴赫猜想”。这一年，报考数学所研究生的人数超过了1000人，是常年考生的二十多倍。

三是青年女性。许多多愁善感的青年女子，多次阅读这篇富于激情的报告文学，对孑然一身的陈景润产生了爱慕之情。

这时的数学研究所，门庭若市。来访者络绎不绝，有请陈景润去做报告的，有采访或拜访陈景润的，有讨论和请教“哥德巴赫猜想”的，与往日的空头政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这篇报告文学，我们数学所的人每逢出差，只要说出和陈景润是同事，人家就会热情相待，帮助解决困难的住宿问题，并被邀请讲述陈景润的故事。

但是，一个“时势造英雄”的热潮也开始在报刊上兴起。一些记者文人添油加醋，或者按照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或者按照时代的脉搏，塑造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其实，尽管陈景润的论文是“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要里程碑，是重要的数论方法——筛法理论的“光辉顶点”，尽管他的研究成果被世界数学界公认为“陈氏定理”，但实际上陈景润是当时社会的弱者，从来就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专注的书呆子，惟其如次，他才能超越一般的人群，做出不凡的成绩。

(李翊)

中纪委成立

20世纪70年代初，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时间：1月

讲述者 杨攸箴，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委书记、副秘书长

1979年1月4日至22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制定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委书记、副秘书长杨攸箴1979年时任中纪委第七案件复查工作组负责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纪委，当时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落实政策，重新审查“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被冤枉的老同志的冤假错案。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讲了这个问题，全会决定恢复和重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当时很多中央、各部领导在“文革”期间遭到迫害，需要重新调查核对，落实党的政策。

最早的中纪委的干部班子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中央单位、地方、军队调过来的，一种是原来老监察委员会一些作风正派、实事求是、有工作能力的调回来的。我属于后一种。当时还有像老领导王鹤寿、王从吾、李坚等十几个老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志调回来。

其实，1949年中央就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朱德任书记。后来改建为中央监察委员会，“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撤销了。粉碎“四人帮”后重新恢复，陈云出任第一书记，邓颖超任第二书记，胡耀邦是第三书记。这样的规格是很高的。当时中纪委有八个案件复查工作组，负责复查案件，第七组是负责复查刘少奇，第八组是瞿秋白。我是第七组负责人，我们开始分三路调查刘少奇的三个历史问题，一路东北，一路湖北、湖南、上海，一路北京、天津，复查刘少奇到底叛变了没有？是不是真的投降了？有没有出卖工人。当时复查案件还是有一定困难的，首先就是要搞清楚，要细致，不细致就没法下结论。下去调查也很辛苦，有的调查对象已经死了。我们跟当时很多有关对象谈话，比如在上海我们找到汪精卫老婆核实刘少奇当年到底交枪了没有。

从1979年4月到9月，半年时间我们把事情搞清楚了。刘少奇的那些罪名全是莫须有的。很多被调查者当年都是受尽折磨，被逼抄写一份事先拟好的“罪状”，再签上名字。很明显，这全是迫害！我们由此作出结论，1979年底1980年初中纪委上报中央，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就给刘少奇彻底平反了！

平反了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以后，大批领导干部恢复了工作。接下来就是纠正党风。1979年1月4日至22日，中纪委在北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这个准则主要是针对党风不正。当时陈云就说：“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李晓薇)

云南知青请愿团 全国知青大返城

时间：1978～1979年

讲述者 邓贤，云南知青、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的作者

1978年年初作为高考改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我进云南大学中文系读书，那年我24岁，已经在云南偏僻的德洪州农村下放了7年。我们班75个人，知青占了一半以上，其中像我这样的外省知青20多个。我们这些读了大学的知青就成为其他知青来往的中转站，送他们走，接新人来，大家惺惺相惜，像互联网一样彼此保持着灵动的联络。当西双版纳知青请愿的事情爆发后，迅速在大家中间冲击开来。

事情最初源于橄榄坝一个女知青在生孩子时候难产死了，知青的生活医疗条件太差了，虽然她远不是知青里死掉的第一个人，但大家的怒火一下子爆发了。开始是抬尸游行，表达对处境的不满，很快就演变成“知青要回城”的游行。这时距离1968年北京、上海等第一批老三届来这里整整十年，上山下乡政策对整整一代人的生存漠视了十年，大家的情绪特别激烈。西双版纳是兵团知青最集中的地方，十几个农场开始响应这场斗争，很快德洪洲等地也开始闹了。地方政府对此事想极力打压，知青们开始在昆明卧轨绝食，最后争取到30人进京请愿。但是这一次大家没有经验，群龙无首，到北京被高层领导批评了一通后请愿的人心灰意冷，各自散去。但是很快第二次、第三次的请愿又从宁昌、德洪等地爆发了，至少五六个农场的知青全部绝食，大家要返城的决心非常强，甚至打出了“不返城、毋宁死”的口号。最后国务院派来工作组调查情况，和中央充分沟通后作出了让知青回城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中央来说也非常需要勇气，因为当时全国1000多万人回城将面临很大的就业问题。回城后我们大家听说邓小平当时对这件事情的说法是，要改变政策，因为“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应该说，是云南知青的这场请愿斗争炸开了终止上山下乡政策的一个口子，给全国知青陆续返城打开了序幕。(吴琪)

1979年的中外合资

讲述人 姚壮，参与起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四人小组成员之一

记得是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小平同志提出了要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当时的这个政策导向让中国开始走向开放之路。那时候落后的中国，要想尽快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但是社会主义的红色中国让外国资本家望而怯步呀。他们当然会问：“谁来保障我们资金的安全？”主持中央的法律工作的彭真同志意识到，必须有一部法律来保障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外国人不信政策信法律。于是，1979年初，中央决定制定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当时我是在社科院的法学所研究国际私法。由我和我的同事沈小明、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现在已并入商务部)的刘小林、王殿国组成起草小组。借鉴了德国、日本、法国等很多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关立法，也参考了苏联曾经将企业租让给外国人经营的经验教训。当时在最后一条特别规定，“本法修改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一般的法律经人大常委会通过就可以修改。这是向世界宣布：中国在事关改革开放的问题上将保持高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起草工作领导特别支持，尽管外界对于引进外资会不会改变中国的颜色还有很多争议，但当时我们没感觉到，工作进行很顺利。当年六月份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就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当时引进外资走在前面的是北京旅游局，从1979年开始，北京旅游局下属的北京旅游公司先后与美国、日本的投资者洽谈合资兴建饭店的项目。当时，我是北京旅游局的法律顾问，参与了整个谈判过程。我们当时是以土地作价出资，而由外国的投资者提供资金和管理。最后与美籍华人陈宣远合资创建了“建国饭店”，聘请了瑞士的管理公司负责饭店的经营。建国饭店经营的非常成功，不到五年就收回了成本。后来又与日本新日铁公司合资，诞生了为数不多的钢制结构建筑的饭店——长富宫，名字就取自长城和富士山的合称。

(高莹莹)

王守信巨额贪污案

1980年2月8日.宣判后，王守信被押上刑车  

时间：4月

讲述者 邵作发，原《黑龙江省税务报》总编

王守信贪污案是1979年4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的，当时是黑龙江省破获一起严重贪污集团案件。我的亲戚就负责审理这个案子，所以我知道得更详细一些。案子是1978年12月破的，王守信那时是宾县燃料公司党支部书记兼经理，她和几个同伙从1971年11月到1978年6月贪污的数额有53.6万元，这个数相当于那个燃料公司固定资产的两倍。出事后，王守信还和她的同伙订立攻守同盟，灭赃转赃破坏案件的查处。

判决是1979年10月20日做的，王守信好像是在春节前后毙的，那几个人被判15年、7年、5年不等，最少的判2年。原燃料公司副经理高玉斌因为犯受贿罪但认罪态度好，赃款也全部退了，就从宽处理，判两年缓两年，我记得法院门前的告示栏还贴了判决的布告。

当时煤是统购统销，王守信的角色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女强人，而当时煤紧缺，需要用煤都要找她，要层层送礼，如果不认识王守信，单位连锅炉都烧不上，而王守信实际上是利用职权建立了自己的小金库，我听说当时她把钱用米黄色的腌咸鸭蛋的坛子埋在地下，有2尺多高，外面用猪膀胱包着防潮，里面用电线缠了一层又一层。

王守信有时候很坦率，有时候又很虚伪，当时很多东西都没有放开，包括糖也是统购统销，每个人一个月只给半斤糖，听说有一个工人家里很困难，就蹲在屋子里偷吃白糖，被她发现了，她上去就扇了他两个耳光，后来她又转回来说，你咋那么馋？结果就把那一袋糖都给他了。

当时还有一个姓孙的律师做她的辩护律师，当时律师在人们印象中是为阶级敌人说话的，所以也没有说多少，他的辩护词现在还在他的律师事务所档案里存着呢。(张方)

邓丽君的歌风靡大陆

邓丽君

时间：1979年～1985年

讲述者 傅林，中国音协理事，轻音乐协会副主席，中国早期流行音乐人

1979年的时候，我在海政歌舞团从事歌曲创作。5月份，广州的一个朋友对我说，港台那边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歌星叫邓丽君，她唱的歌好听极了。

后来我就发现，几乎很多人都在听邓丽君的歌。那时候没有正式发行的录音磁带，于是哪家弄来了新的歌带，别的家里就纷纷借来转录。这之后，就有很多人学唱邓丽君的歌，起初是偷偷地学，后来才开始半公开化。

到了1984年，很多地方出现贩卖影星照片的小摊贩，邓丽君的照片是卖得最火的。在开放较早的南方，邓丽君的录音带更被列为必备的嫁妆之一。那时候没有卡拉OK，但只要有录音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唱她的歌，成为那个年代的时尚。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都市，随处都能听到邓丽君的歌曲。而歌手们也无不以能模仿邓丽君的歌声为荣，当时唱邓丽君的歌比较有名的歌手有赵莉、段品章等，即使像后来朱小琳唱的《妈妈的吻》、苏红的《小小的我》，无论是从歌曲还是从她们的声音和演绎方式都带有很深的邓丽君的烙印。现在流行乐坛的著名歌手田震、那英，在早期的歌唱生涯中也是邓丽君的模仿者，邓丽君的歌，她们每首都会唱。

正是受了邓丽君歌声的影响，我在1980年创作了《小螺号》。这是完全不同于此前我所创作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样的革命歌曲的。那时，程琳是海政歌舞团的小演员，只有13岁，但很喜欢唱邓丽君的歌，不但模仿得非常像，而且几乎每首歌唱完就能背下来。海政歌舞团有慰问的任务，后来我就组织了个小乐队，带着程琳去慰问演出。有一次是去首钢，程琳唱了很多我们自己创作的歌曲，像《小螺号》、《爸爸巡逻去西沙》、《盼红军》等，她唱得非常甜美，特别受工人们欢迎。工人们都欢呼说“我们也有自己的邓丽君了”。

但我也因此受到《人民日报》写文章点名批判，说我没有宣扬健康的抒情歌曲，而是受了港台靡靡之音的不良影响。(李翊)

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公开出版

1979年，33岁的张扬 

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

时间：7月

讲述者 作者张扬

1979年1月18日典狱长叫我出去的时候，我以为又是提审，没想到这次是进监狱办公室，头一次让我坐在了沙发上，三个排成品字型的领导宣布我平反了。我已在鹿洞里看守所关了四年，监狱里的情况比较闭塞，报纸上的消息大多也没有反映真实的变化。但是1976年10月“四人帮”粉碎后，政治气氛开始一点点松动。监狱里有个革命工厂，里面的高音喇叭开始放《刘三姐》歌剧了，报纸上有电影预报，“文革”中被禁的各种电影、包括喜剧什么的又登上了，凭这点我就判断自己不会被判死刑了。

1975年我被抓时，触怒姚文元是因为小说歌颂了周恩来。但“四人帮”不方便明说，所以如何给我定罪成了一个难题，说它是黄色小说吧，“手”才握到第二次，最后以小说反党的说法逮捕了我。我从1962年就开始写这本书的初稿，当时我这个出身“反动知识分子”家庭的18岁青年没考上大学，去北京看望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当化学家的舅舅时，被他的爱情故事触动，写了个一万多字的小说。1963年到1965年是中国极左思想从量变到质变的阶段，1963年的两个批示要求主流文学不能写爱情，不能公开赞扬其他领导人。那时候表达不同意见不能贴标语、不能喊口号，我也为了保护自己，以爱情故事的方式来反映崇尚科学的思想。我们成长的年代思想相当受束缚，但是1957年的两件事情给了我深刻影响。一是我所在的初中有5个老师被打成右派，少年的我觉得心里特别不平。再就是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班上订的《新湖南报》每天跟踪介绍他们的成就，让我对科学家特别敬重。所以从1962年写初稿开始，我利用插队劳动的空闲时间，几乎是每年改一稿，直至1970年在全国流传。刚开始写完了是给自己身边的老师、朋友、农民等看，给出去了就收不回，后来我也不知道影响有那么大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第二次握手》，它的文学性并不高，但是“文革”中的样板戏塑造出来的是稻草人，生活不是那样的，他们太低估了人民群众的感知能力。1979年我出来后，整个文艺思想一派欣欣向荣，在北京的“诗词文代会”上，我碰到王蒙、刘宾雁等作家都满脸笑容，被批判的“反动作品”出来了，冤假错案平反了。如今我马上要出新版《第二次握手》，我相信它会引起第二次轰动，在扉页上我要用上凤凰卫视对它的评价：这本书曾经感动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人。(吴琪)

三个月诞生七部法

时间：3月到6月

讲述者 岳祥，曾任彭真同志的秘书、法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文革后的中国，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但是只有稳定民主的环境，才能让人民最大限度的发挥经济建设积极性。法律无疑是保障这样一种环境的核心。1978年12月，彭真同志恢复职务，开始主持中央的法律工作，当时我担任他的秘书。1979年3月，法制委员会(现在叫法制工作委员会)正式建立，开始了文革后的法律重建工作。就在三个月后的全国人大五届二中全会上，就有七部非常重要的法律正式获得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能够在短时间集中做出这么多东西，主要原因在于：在文革前，彭真同志也长期在中央主持法律的工作，而在文革中坐牢的时候，他也一直在反思文革的教训，为什么文革会给中国带来这么大的混乱？我们的法制建设、我们的党政建设是有问题的。所以这项工作对他一点儿也不生疏。

这七部法律都是当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基础性法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刑法的起草工作在彭真同志的主持下，早在建国初期就已经开始。到文革前的1957年，《刑法》已经完成了33稿。但当时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靠发动“运动”来贯彻政策，而不是走程序化的法律的路子。《刑法》的出台也就一直未得到重视。文革期间一度出现是非不分的混乱状况，而《刑法》正是来分清罪与非罪的，经过文革的沉重的教训，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都意识到，一部《刑法》对于一个国家走向规范真是太重要了。

这七部法律是为中国的法制建设开了一个重要的头，就好比在一盘乱麻中，抽出了一个线头，让中国的未来的法制建设走得更顺。特别是这些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彭真同志提出了很多立法原则，包括：人民群众是母亲、实事求是、全面听取不同意见、人民的利益最大化、要反复推敲、不成熟的不要立。这些原则对我们现在立法工作仍然很有指导意义。(高莹莹)

王选和他的“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

看着用华光Ⅱ型排印的新华社新闻稿，王选和同事们百感交集  

时间：8月

讲述者 许卓群，北大计算机系教授，王选的同事与朋友，曾一起参与“计算机高级语言编辑系统研究”工程。

1974年8月，经周总理批准，我国开始了一项被命名为“748工程”的科研，分三个项目：汉字通信，汉字情报检索和汉字精密照排。当王选听说“748工程”的时候已是1975年。当时，美国已经发展了“光学机械式”二代机，德国推出了“阴极射线管”三代机。而英国正在研制的“激光照排”四代机即将问世。王选最感兴趣的“汉字精密照排”国内已有5家在研制，但是，他们分别选择了二代机和三代机。王选则认定：不能搞二代机，也不可以搞三代机，要直接研制西方还没有产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这一想法曾被认为是“梦想一步登天”，有人开玩笑说：“你想搞第四代，我还想搞第八代呢！”

1979年8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以通栏大标题赫然登出：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获重大突破。报道了我们北大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主体工程研制成功的喜讯。但此时，王选心里比谁都清楚：国门正在打开，日本人、美国人搞的汉字照排系统将接踵而至进入中国市场，如果技术不能尽快变成产品，就会成为废物。于是，从1979年9月起，他把主要精力放在[aaa1]Ⅱ型机上。

当时，国外的一些著名大公司已经研制出了激光照排样机，并且他们开始抢占中国这块巨大的印刷出版市场。记得英国蒙纳公司来北京展览的时候，国内很多人看了他们的照排机就说，人家的东西多好啊，我们这个北大的东西土了吧唧的，不行。所以，虽然价格非常昂贵，但是已经有几十家报社用外汇购买了这些产品。

但是，在王选的带领下，北大对“中文激光照排设备”的研制技术日益成熟。1980年9月15日上午排出《伍豪之剑》，这是中国在告别铅字的历程中排出的第一本书。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对北大激光照排系统作了“应加支持”的批示。

到1988年，北大的激光照排系统技术已经成熟，和国外相同功能的机器价格只有人家的1/5。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国产激光照排系统定货款已经超过一亿元，一年后，来华销售照排系统的外国公司全部都退出了中国市场。

(李翊)

邓小平与1979

1986年9月，邓小平和聂卫平在桥牌桌上较量  

讲述者 聂卫平

邓小平是一个用任何褒义的语言来评价都不过分的伟人。我曾经陪他打过很多年桥牌。他是我心中的偶像，我非常尊敬他、钦佩他。有的人虽然也有名气，但你不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觉。

第一次成为邓老爷子的牌友是在1984年，在人民大会堂，还有胡耀邦和丁关根一起。开始当然会有一点紧张，后来慢慢熟悉了就好了，他非常的慈祥。

老爷子很爱打桥牌，作为对大脑的调节。有段时间我每周都去一两次，而他还有别的很多牌友。他的牌技很不错，在领导人里面可以算是数一数二了。至于他怎么知道我会打桥牌，我也不知道了。

他不光爱打桥牌，还爱游泳，爱看足球，是个体育迷。他曾经说：“我能游泳，说明我身体还行；我能打桥牌呢，说明我脑子还行。”

最后一次陪他打牌是在1993年。我最遗憾的就是，他曾经说过，让我儿子娶媳妇的时候，一定要向他报告，可是骢骢去年结婚，他没能看到这一天。

虽然从1985年以后，我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的战绩很辉煌，但是我认为，我的黄金时期在1975年到1979年。那五年中我的战绩是二十三连胜，包揽了全部的全国冠军。

1979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年，那一年围棋第一次列入第四届全运会，日本举行了第一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我都赢了。

文革之后，我在黑龙江的农场劳动，直到1973年，我进入国家围棋队集训，这是在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的批准下国家队才重新组建的。

在后来的几年中，我成绩也越来越好。1979年的中日比赛，我总成绩达到了11胜3负。

而中国围棋的水平，也随着两国的交流不断提高。一开始中日棋手之间的比赛，都是带有辅导性的“友谊赛”。但从1976年，中国首次取得了27胜、24败、5和的总成绩，压倒了日本，中日比赛才有了对抗色彩。最后渐渐发展到1985年的中日擂台赛。那时候的中国围棋，才真正可以和日本抗衡了。(刘蓁)

星星画展

1979年，北京油画研究会作品展览  

时间：1979年～1980年

讲述者 薄云(李永存)

当年主要策展人之一

1979年“文革”刚结束，思想上的禁锢慢慢地松了。在民间，人们成立了很多小团体。策划星星画展的这些成员就分散在各个民间组织中，有些是诗人，有些写小说，都喜欢艺术。

当时我们这几个朋友经常见面：我、黄锐、王克平、马德升、毛栗子、阿城、李爽……还有几个人。聚到一起就说，我们现在的这些作品，想进美术馆展览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当时美术馆里展览的都是一些“红光亮、高大全”，都是简单为政治需要服务的——其实当年想举办星星画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想找一个能够自我表达真实的方式。

后来我们选择了美术馆东门外边的一个小公园，所有的作品都挂在公园的铁栅栏上，当时美术馆里正举办第五届全国美展。

开展是1979年9月27日，第一天来参观的人数就大大超出我们的预计，主要是一些学生和艺术青年。两天下来留言写满了十四大本，赞扬的占了2/3——所有的赞扬和批评都非常尖锐，情绪反映很强烈。

但到了第三天，画展被取缔了。经过努力，画展后来改在北海画舫斋继续开了两个星期，社会各界都有人去参观了，对我们的作品很感兴趣，评价挺高。

到了1980年，第二届星星画展已经名正言顺地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现在看来，星星画展的意义并不在于当年那些作品的水平有多高，而在于它当时是一个敢于打破艺术坚冰的行动，而且影响非常大。人们看到了另一种艺术形态的存在，从此就渐渐也敢于去反叛传统和追求创新了。(阚牧野)

北京国际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

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  

时间：10月

讲述者 袁运生，壁画作者

1979年，主持壁画的张仃先生一个电话，把我从云南叫到北京，那时心里很激动，觉得“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国搞艺术的人终于有了希望。壁画组30多人，6幅大壁画的选题从一大堆画稿里挑选出来，《泼水节》的草稿是我拿出来的，取材于傣族泼水节的传说，因为我觉得那个斩杀魔王的故事对当年的中国很有意义。

草稿上没有裸体，怕惹麻烦，等到上墙画的时候，我特意选了一个大家都开会的时间，用一个下午把那几个人体画完。其实我是有所准备的，心里倒也不怎么害怕，自从被打成右派以后，就没有什么太需要自我保护的了，只是希望这幅画能够留传下去。李瑞环当时是机场小组的总指挥，对壁画一直很关注，画出来之后，他巧妙地化解了一些领导怕惹事的紧张心态，吩咐先把我画画那屋门上的玻璃用纸贴起来，等邓小平同志来作决定。小平同志的一句“我看可以”，才算是给画“正了名”。记得小平同志还说，可以把这些壁画都做成画册，在机场出售。那时候很欣慰，觉得我们国家新一代的领导人非常开明，让我看到了中国壁画复兴的希望。

怎么也没想到年底时候，事情被上升到“我们是要一个傣族，还是要一个画家”的荒唐层面。当时中国美术界的某位权力人物，借着某领导同志“可以听听民族同志意见”的名义，组织了一个现场会，请来民委的领导，和在中央民院训练班的版纳地区干部，其中没有一个是搞艺术的。对我的批判一开始火力很猛，说我“画上没有高压电线，人物脚上没穿塑料鞋，没有欢天喜地的表情”。我终于等到一个发言机会，对作画的意图和构思做了解释，关于裸体，我解释画的是傍晚沐浴的情景，这在民风淳朴的版纳地区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没想到接下来大家的发言从批判变成了赞扬，说当初对画一点也不明白，现在懂了。那位主持者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画要不要改，各位民族的同志有没有意见”，大家的一致决定，是“不用改，没意见”。

我再次以为事情就此了结，没想到还是有人借着“民族问题”的名义，要在美术界内部搞权力争斗，把事情越弄越复杂。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把裸女部分用三合板遮起来。而我后来的处境，也非常糟糕，我的画稿，连一个小小的科长都可以轻易否定。1982年出国我是带着强烈的失望离开的。

(王鸿谅)

杭州恶少“二熊”被判死刑

时间：11月

讲述者 于世仁，主办该案原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审判委员会秘书

审判这个案件的时候，我才40多岁不到50岁。那时我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当刑事审判庭当助理审判员。案子先是由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的，后来移交到浙江高院，我当时负责主办这个案子。

这个案件当时在社会上影响比较大。“两熊”是指熊紫平和熊北平，他们父亲曾任当地的军队领导，案件发生的时候，好像已经被调到四川搞国防方面的工厂去了。当时“两熊”家里没有大人，就兄弟俩在家，他们是双胞胎。熊家是单独一栋两层小楼，在西湖边，就像小别墅一样，外面围着一圈围墙。他们那些坏事都是在这围墙里头干的。

我记得当时他们也就二十四五岁，好像没有工作，呆在家里。这个案子牵扯到好多人，有一个是浙江省原公安厅副厅长的儿子，另外就是社会上的一些小流氓，还有他们同学和其他一些人。这群人没事就在那栋小楼里玩，有的女青年是被骗进来的，有的被强奸了，因为有围墙，被骗进来就出不去了。

“两熊”最后是以强奸罪被判处死刑的，认定强奸妇女大概五六名。当时考虑到是兄弟两个人，而且他俩认罪态度不一样，弟弟熊紫平态度差，判了死刑，哥哥态度较好，判了死缓。我后来听说哥哥熊北平在劳改队时候，因为与其他犯人争吵，受不了被人家欺负，在监狱里自杀了。

办这个案子当时没多少干扰。他们父亲对子女家教很严，出了这样的事，他并不干涉办案。好像只有“两熊”上海的一个姑姑来找过我们，希望能判轻一点，这个姑姑好像也不是什么干部。

(李晓薇)

“渤海二号”沉船事故

“渤海二号”  

舒婷  

时间：11月

讲述者 邵燕祥，原《诗刊》编辑，组织第一次青春诗会的老诗人

1979年11月25日，石油工业部海洋石油勘探局的钻井船“渤海二号”要在渤海湾由原井位迁移至航距177海里的新井位，但是在拖航途中遇到了特大风浪翻沉，船上74人除了两人生还，其余72人全部遇难。当时的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解职，国务院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被记大过。那时侯，诗人舒婷创作了《暴风过去之后——纪念“渤海2号”钻井船遇难的72名同志》。

文学和诗歌是当时人们表达政治情绪的一个出口。那时人们并不倾心于消闲文学，对纯文学的兴趣不如对表达时弊的兴趣更高。

报纸上登出“渤海二号”沉船的消息后，大家的认知这是重大官僚主义造成的，都非常悲愤。舒婷当时正好受我们的邀请，在参加第一届青春诗会，《暴风过去之后》应该是她在改稿会上写的。我们《诗刊》在当时是属于在思想解放方面走在前沿的文学刊物，从1979年开始转载舒婷等人的诗。舒婷我们首先转的是《致橡树》，结果收到大量来信，这首诗受到特别的钟情。后来他们的诗被叫做“朦胧诗”，其实是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在“文革”期间审美趣味被扭曲，他们发难称是“令人气闷的朦胧”。现在看起来，他们的诗一点也不朦胧。

72个人的死最后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一首诗，而永久的追问是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社会地位问题：人是手段还是目的的问题。舒婷给出的答案是：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不应该只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提高，而应是人的权利和尊严的同步提高。

(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