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再别史美伦

（文 / 谢衡 朱步冲）

史美伦 

“铁娘子”的平常心

史美伦在2001年3月走马上任前，就公开表示会为中国证监会服务满两年。去年3月，两年期满，市场就曾为史美伦的去留议论纷纷。对于她后来的留任，当时有一种说法认为，以史美伦要强的个性，即使离开，也要等到股市山河一片红之时。

而这次，史美伦离职的消息再度传出之际，股市还是一片惨绿。在股指一路下挫的阴霾下，谈论这样一个人物的离去也就不可避免被覆盖上了“悲壮”的色彩。

“到了她这个年龄，所谓的‘壮志’都是相对的，现实状况是什么样的，她很清楚，她对自己能把握的事情，事先也都有客观判断。”一位与史美伦共事过的原中国证监会官员对记者说。“一个证券市场的发展成熟需要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我们的证券市场只有12年历史，而她作为监管者也不过短短两三年的时间”。

“当然，她从香港过来，对于在中国股市这个特定时期内能够做成什么事情，也许是有一些具体的期待。”他说，“史美伦是一个专业的、诚实的监管者，她对自己的执业成绩有专业水准的要求，从这个角度看，她肯定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同时，作为一个诚实的人，对自己对外界都会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在她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监管者期间，发布了很多政策，做了很多监管工作，她的执政是否达到了相应的专业水平，对这个市场的发展是好还是坏，这个需要时间检验。我相信，她会以平常心看待。”

有统计显示，在史美伦上任后的9个月中，证监会出台了40多个法规条例和处罚决定，全面涵盖了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证券审计机构、证券咨询业等。时至今日，这一数字仍然经常被市场人士援引，以此强调史美伦的铁腕形象。在Google上，用“史美伦”和“严厉”两项条件同时进行搜索，可以在中文网页上找到5470个结果，这个结果本身也被认为说明了史的个性和工作方法。也有媒体把史美伦称为“掀起中国股市监管风暴的女人”。

“史美伦其实是一个极其低调务实的人，少说多做是她一贯的作风。什么‘铁娘子’、‘女包公’、掀起‘监管风暴’都是媒体生加给她的，跟她本人没有任何关系。她没有那么多的豪言壮语。她很清楚，对于这个市场的种种问题，是不可能用风暴式的、大规模革命式的方法去解决的。”史美伦的一位好友说，“她只是不愿意，也觉得没有必要出来为自己解释而已。”

对于外界给予的“铁娘子”称呼，史美伦说：“让我受宠若惊，还未上任就有此头衔，很可怕。我可没那么强硬，我还是很温和的。”她表示，“在获得任命之前，我并不知道今年是‘监管年’，而且对于监管者来说，每年都是监管年，我的工作就是监管。大家对我的期望很高，我有些受宠若惊。压力，是一定有了。我不希望大家对我期望太高，希望自己能够干点事，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我感到，任何一个监管者不可能对市场产生多大的影响。监管要靠整个机构，而不是靠某一个人。”

为了让自己不显得那么与众不同，2001年3月史美伦来京赴任时没有带一位香港证监会的旧属，没有人护送，没有专门的迎接，她甚至没有走高级官员的特别通道，而是和大多数人一样，从普通通道边检进关。

“讲政治”

在“2001年度香港杰出领袖选举”中，史美伦荣获最高荣誉“商业/金融奖”，轻易不露面的史美伦身穿中式花棉袄出席颁奖式 

史美伦以自己的修为融入中国证监会这个集体，并不困难，她与所有的同事都相处融洽，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没有听到关于她个人为人处世的半点微词。但在融入内地的官制，融入内地政府机构的文化方面，对于史则相当困难。

史美伦也称，自己被人指为“做事不懂国情”，是自己最大的缺点。

“有很多东西的确是她无法理解的。比如在内地的官场上，很多时候长官意志是不会直接说出来的，需要下属去揣摩。这对于史美伦来说非常困难，即使到现在，她也没能掌握这种技巧，而且我看她从没试图努力去掌握这种技巧。”那位原中国证监会官员说。

史美伦在中国证监会执政期间，与2001年夏天开始的“股市大跌”时间重合。市场上有部分人将批评矛头指向监管政策，认为在史任职期间，中国证监会推行的监管政策一味要使内地股市国际化，结果“水土不服、有悖国情”。

史美伦承认，听到这些批评后，大部分时间“觉得是委屈的”，但“不是个人委屈的问题，我感觉是对整个证监会的工作，有的人不了解”。她说，“大家对证监会以及我本人有很多批评，批评很宝贵，我很珍惜。但有一些批评、评论不够公允，我想做10件事不可能都错，做错的一定要改正，做得对的地方，希望大家多给我们鼓励的掌声。”

在公开场合，史美伦对自己个人感受的表述，克制隐忍。但私底下，她个人感到的委屈实实在在。“很多时候，她是很困惑的，有时情绪也非常低落。”那位史美伦的好友说。

史美伦自己时常感到困惑，而外界对她也经常有种种不解。最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不止一次听人提到，史甚至比内地的官员还“讲政治”这样的说法。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当年中国联通回内地股市发A股，主承销商中金公司(CICC)希望发行价格能定的再高一点，而且根据事先市场询价的结果看，定得再高一点也确实能发出去，但定价报到史美伦那里，她最后拿出更高一级主管部门的文件说，“上级说了你们最高只能定到每股2.3元”。

“她当时对外界说出这个决定之前，自己是怎么想的，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外人无从知晓。但如果她的上级就是这么规定的，那你说她该怎么办？她是一个专业人士，专业人士的一个职业要求，就是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史美伦的好友说。

在比较内地与香港监管环境时，史美伦曾委婉表示，香港的市场情况没有内地那么复杂，因素没有那么多。比如，与内地做法不同的是，香港上市公司的审批权已下放给香港联交所，证监会不会干预某个上市公司的上市过程。

“以史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环境，是很难理解内地政府机构文化的。她知道内地官员首先要‘讲政治’，但具体怎么讲，什么时候讲，都是她无法把握的。她可能会看到她的同僚们，有的时候就是以行政命令处理问题，有的时候呢，嘻嘻哈哈的就把事情给办了。在史无法灵活运用这种原则的时候，简单严格地恪守‘讲政治’，也许是她惟一能做的。”一位与史美伦共事的中国证监会中层管理人员对记者说。

市场人士也发表过对史美伦在中国证监会执政过程中的几点不解，比如：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发生的一些大案要案中，史是否秉承了当年在港主事刚正不阿、决不妥协的精神；史在执政期间，对于中国证监会政策制定和出台，到底具有怎样的影响力。

“将史美伦在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的执业表现做简单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毕竟两边的体制、机制、市场环境完全不同。在香港，她的上司不会过多干涉她负责的工作，香港证监会有自己的问责机制。但中国证监会的上级主管领导，对证券市场的涨跌都看得很重，经常直接干预证监会的工作。在这个机制下，史美伦可以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但如果不被接受和采纳，那她也只能是服从。”那位原中国证监会官员说，“在中国，办事很少由一个人一锤定音，特别是副职”。

而中国政府部门特有的决策程序，也使史美伦经常处于尴尬境地。为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一职，史按要求放弃了美国护照，改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但她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也就不是中国证监会党组成员。“很多时候，史能做什么，需要主席助理桂敏杰开完党组会议后，再告诉她。”知情人士对记者说。

“中国证监会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自己的决策程序，不可能因人而异。即使是个人发挥作用也必须是在规则内发挥作用，依照自己的角色发挥相应的作用。”一位在中国证监会工作了12年的高层官员对记者说。

“市场化”高潮

在史美伦上任后的9个月中，证监会出台了40多个法规条例和处罚决定，全面覆盖了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证券审计机构等

有“铁娘子”之称的史美伦在2002年9月出席福布斯全球行政总裁会议时表示，内地的会计制度需要进行改革，并需提高企业管理素质  

实际上，剧本已经写好，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规定的角色去演戏。

当初，史美伦之所以愿意登上这个舞台，除了对自己执掌香港证监会十年，磨练的“演技”颇有信心外，当时同在这个舞台担任主角的原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副主席高西庆都被视为与史志同道合者。想必，登台之前，史美伦自己也相信，这样几个人在一起，必将在中国股市这一新兴大舞台上演绎出一个新的高潮。

为了加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监管和国际化步伐，中国证监会曾先后聘任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梁定邦以及前副主席吴伟骢作为顾问。1999年7月，更将已派驻香港中银国际的“海归派”高西庆调回北京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而其时，证券市场气象万千，上市公司突破千家，以高新科技企业为龙头的“5.19”行情正更新着投资者的传统理念。半年后，周小川替代周正庆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上任伊始，周小川就开宗明义：一、证监部门不会调控股票指数的涨落，更不能将调控股票指数作为工作目标或工作方针；二、证监部门是证券市场的监管者，不是上市公司的主管部门，决不能以上市公司主管部门自居，直接介入上市公司的内部管理；三、证监部门要创造机构间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不宜过多介入业界机构的管理和风险处置。此三条，简单概之，就是证监会只做“裁判员”，不做“运动员”。

一年后，史美伦被聘任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与史美伦交情深厚，上世纪80年末在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同事，其后高西庆返回北京，出任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史美伦则在香港证监会打拼，两人在H股在港上市、《证券法》咨询时都并肩合作，都希望中国的股市尽快与国际接轨。

此三人有相似的理念、价值观和背景。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一群价值观相同的人在一起，合作和沟通成本最低，同样也会使这个集体的沟通成本降低。三位主角相继登场，中国证监会发动的一场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渐次展开。

对于周小川不调控指数的言论，史美伦进一步强调说：“我要纠正一种看法，就是股市指数的上下波动，是与监管者无关的，也不应该有关系。指数的上下是市场的表现，是公司的表现。监管者能够做到的就是，提供一个健全的监管架构和环境。某一个公司股价的上下，应该就是一个企业本身的表现，也有外来的因素，大气候的影响。但是一般来说，在香港，我们不会觉得，恒生指数下跌多少，监管者就应该负责任。监管者每一天每一个小时，要跟踪整个股市，如果发现某一家公司的股票与过去60天成交情况相比，价格、成交量方面出现异动，我们就要查问是怎么原因，是不是走漏了‘内幕消息’。”

而有业界人士认为，与香港市场不同，内地投资者一方面希望监管者能够在保护投资者利益、惩罚造假公司方面有作为；另一方面又希望管理层能够控制因监管力度的加强而带来市场下跌的幅度。内地股市的决策者和监管者，经常会面临两难抉择。但那位原中国证监会官员则认为，无论是高西庆还是史美伦面临这样的选择时，都不会觉得两难，因为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监管。至于市场会如何表现，那是市场的事情。

在此三人共同执政期间，中国证监会开始在政策、规章的正式出台前，向外界公布“征求意见稿”，广泛征询市场各方意见。虽然后来有人指出，征求了也未必采用，此做法流于形式，但证监会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就向全社会公开披露的做法，还是开了国务院下属各部委之先河。

“这种做法实际上断了很多人的财路，在此之前，很多人就是靠向外界透露和解读中国证监会即将出台的政策、法规而生财。这种做法损伤了很多既得利益者。”那位原中国证监会官员说。

但对于此三人执政期间，频频出台的“市场化”举措，非但难以得到理解和认同，甚至经常遭受市场强烈抵抗。比如，B股开放：偏激的人说此举是“解放全世界，套牢全中国”，理性的人说“没有后续措施、没有融资功能、没有机构投资者、与A股合并遥遥无期，开放到底为何？”A股增发：2001至2002年，46家上市公司增发，融资366亿元，且大部分公司增发后即“变脸”，不仅“圈钱”，而且“寻租”；开放式基金设立：内地并无避险机制，而且在“熊市”推出，不合时宜等等。

以上种种，在西方市场都是成熟之举，移于国内，被认为是“海归”思路的一脉相承。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先知先觉者。但有的举措或许用之过早。”证监会的一位部门主任说，“这也是他们被指责为不懂国情的原因。”

而在前年底、去年初，周小川、高西庆相继离开证监会后，已觉身心疲惫的史美伦无心留恋这个舞台，当时去意已定。据证监会有关人士透露，自去年春节后至今，史美伦就基本处于休假状态，其间确实因病去美国动过一次手术。“以前她的秘书都是临时借调的，今年年初，拿‘史美伦奖学金’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李晓红担任她的专职秘书，但史早就不负责具体工作了。”证监会有关人士说。

在史美伦即将离开之际，被各媒体反复提及的是她曾经表示，将来回顾自己这段在中国证监会的工作经历时，希望大家记住的，是她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这个感觉对我太重要了”，她说。

但那位原中国证监会官员认为，她为这个市场留下的最为宝贵的理论是：“I think there is only one universal principle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我认为只有一个普遍的国际标准)。”她说：“这个标准是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我的意思是不管你的特色是什么，市场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原则是一定要有的，是最基础的。”

“从《公司法》、《证券法》，到中国证监会各项监管法规政策的出台，中国证券市场走到今天这一步，在基本的法律精神、监管原则方面，市场各主体是有共识的。”那位在证监会工作了12年的高官说，“‘三公’的原则，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原则，信息披露的原则，是这个市场发展中最重要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如此，毫无疑义”。

“但具体某个人是否代表一条监管路线，这倒不一定。不同的市场发展阶段，不同的改革发展阶段，使得每一任监管者强调的工作重点有所不同。”他说，“个人的理念，与整个市场乃至社会发展的大势相比，是很渺小的。”他认为，史美伦的真正价值在于，在一项监管政策、法规出台的过程中，史美伦能够提出，在成熟市场监管者会考虑哪些因素，为什么要考虑这样的因素。这种经验，非在成熟市场有多年监管经验者不能拥有。

这位证监会现任高官相信，史美伦个人并不会有什么挫折感。“她为这个市场作出的贡献，很难用具体指标来衡量和判断。她的政绩更不能与指数相挂钩。”他说。

“周小川、高西庆、史美伦作为监管者的时期，从整个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来看，终不过是短短一个瞬间。而这个瞬间之所以是有意义的，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与整个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一致的，而不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这个信心史美伦有。”那位原中国证监会官员说，“两三年的时间，不足以论成败英雄。”

史美伦简历

现年52岁，上海出生，在香港长大，中学毕业后留学美国。

1972年获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文学学士学位；

1982年获美国加州圣达嘉娜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1983年在美国加州和美国联邦法院工作；

1982～1984年任美国旧金山市Pillsbury、MadisonandSutro律师事务所私人执业律师；

1985～1990年任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律师；

1991年任香港证监会企业融资部助理总监；

1992～1993年负责香港证监会有关H股公司于香港上市事宜；

1993年时任证监会企业融资部高级总监的史美伦，对于怡和事件采取强硬立场，坚守证监原则，最终迫使希冀回避香港证监会监管的怡和集团只得远走新加坡；

1994年任香港证监会执行董事；

1997年时任证监会执行董事的史美伦，领导香港证监会同联交所共同推动打击黑庄，使当时的炒风随之陡然下降；

1998年1月1日起出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兼营运总裁；

2001年3月就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中国证监会再招“海归”

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过程，就是向境外市场学习的过程 

由于史美伦的海外背景，市场多将她视为中国证监会“海归派”掌门人，对于她将离任不仅被认为是“海归派”在证监会的全面撤退，更被认为是对上届证监会领导所推行的一系列“洋政策”的修正。有市场人士认为，正是照搬西方的“洋教条”，才致使中国证券市场消化不良，导致股市至今元气不振。

“对中国证券市场来说，从来都没有什么‘海归’或‘本土’的区别，因为整个证券市场本身就是‘舶来品’。从1949年以来，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就没有这个文化。”那位从1992年中国证监会设立之时就入会的现证监会高官说。

“整个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过程，就是向境外市场学习的过程。真正大规模的学习，照搬国外的经验还不是这一两年，而是1992、1993年，市场建立之初那会。从交易制度、公司制度、整个市场的基本框架都是从境外照搬过来的。”他说，“只不过国内市场的基础条件与国外的不同，它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是转轨经济中的市场。这个市场发展的阶段不同，监管当局对市场重点解决和应对的问题就不同，借鉴学习境外经验的侧重点也就有所不同。但始终都是在向境外市场学习的。”

“中国证监会就几乎没有纯粹的本土人士，从上到下所有的官员，几乎都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的经历，只是时间长短而已。一个证监会官员，其监管理念，政策的取向，观念的开放与保守，这些与他们是‘海归’还是本土并没有直接关系。”那位原证监会官员说。

史美伦也曾表示，市场和历史会对其监管工作做出评价：是不是这样做法是“海归”的做法，还是“海归”不“海归”都会这样做。

理念的争论远没有利益的冲突来得实在。

同为副部级官员，只有史美伦的年薪可以拿到540万港元，还免税。虽然，她本人自愿只留与其他证监会副主席同等标准的工资，以及在京生活费用，其余用以设立“史美伦证券教育基金”，用以支持中国证监会的官员到国外培训。

在过去三四年间，中国证监会还引入了大量的‘海归’人士，相传他们的待遇也高于同级别的本土人士，比如，每月多1万元的住房补贴。“补那1万元是因为证监会不再给他们分房子了，他们得自己到市场上买或租房子，而早到会里的，都分到了房子。”证监会有关人士告诉记者，问题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很多“海归”一空降到证监会，就被委以局级或副局级的官职。

“在内地原有的人事制度下，得熬多少年才是一处长啊！‘海归’一回来，就局长副局长的，别人看着当然心理不平衡。”证监会有关人士说。

这种比较效应不仅出现在证监会内部，也出现在国务院相关各部委，比如央行、财政部等等，以致相关各方产生对“海归”的抵触情绪。

“这是国务院的意见，中组部把证监会作为整个干部机制改革的试点。当时中组部针对证监会专门出台过一个决定，只要不持外国护照，有绿卡的都可以聘任。这对原来的干部机制的确是一个很大冲击。当时空降了一批‘海归’做到副局级、局级的位置上，让许多在原来体制内熬了很多年的人很愤怒。这个我们可以理解，证监会内部也做了很多平衡，但一些矛盾还是无法完全解决。”那位原证监会官员说。

当时国务院在引进史美伦之后，就表示希望比照这种方式再引进一个央行的副行长，据悉与现任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韬、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等都商谈过。“当时朱总理的价值取向是很明确的，就是希望在现有的人事制度下，撕开一个市场化聘用的口子。”知情人士对记者说，“但他后来也意识到，整体的干部人事制度不改变，只靠空降一两个副部长是解决不了多少问题的。”

那位在中国证监会工作了12年的现任高官坚持认为，虽然，史美伦的聘任，在国务院部委的人事任免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但史本人的去留，绝不会成为未来要不要继续这样做的决定性事件。

就在8月3日，中国证监会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公告，公开招聘海外人才。该公告称，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资本市场日益国际化，为了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加强监管力量，中国证监会诚聘海外华人学者和专业人士加入其监管团队。该公告同时称，对于高层次海外人才，给予适当住房及交通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