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官司：“名声附加值”的失衡与想象

（文 / 王鸿谅）

倪萍与赵忠祥主持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是名人就会有优越感，只要他在那个位置，名人官司就会有很大的落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心理学教授武伯欣分析，“所以名人官司从一开始，就在并不均衡的状况之中”，这种不均衡很有可能并不在事实层面，而是“双方心理的一种落差”。“双方的认知首先就不处于平等的位置”，“不论是双方的自我心理标定还是社会标定，都有相当大的差距”。

武伯欣认为，名人自我心理标定的“强势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优越感，往往会使得对自己的估计过高。最为常见的，是一开始就“不屑一顾”，“连正面回应都懒得做”，认为“不去搭理，找个律师就可以解决了”。所以在名人官司的演进中重复显现的，通常是名人的尴尬，姿态上的“不得不重视”，往往是退让的第一步。武伯欣认为，“多种因素作用下的压力，会使得名人不得不重新调整认知”。压力包括“对于法律本身的顾忌、弱势方不断提供新的证据，以及舆论。”在饶赵事件的演进中，赵忠祥目前有这样的表述，“我要告她，但现在准备还不充分”。武伯欣说，事实上“这等于承认了对方准备充分，也说明他从一开始并不重视，根本没有想过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

对于自我心理标定相对“弱势”的一方而言，“可能自己不占优”的个人想象，会成为其行为起点，名人方面的强硬姿态，无疑更放大了这种个人想象。关于名人本身权力的臆测、官司可能结果的猜度，都会强化他们一种必需“有备而来”的心理认知。对于因名声而来的“附加值”的多重想象，会使得弱势方“心理的不均衡”始终相随，因此会“用极端的方式更积极地推动事件进展”。武伯欣解释，比如在饶赵事件中，饶颖主动寻找媒体，在庭审之前召开发布会，出示各种“证据”，这些都是在“追加许多民事诉讼不应当有的东西”，这些行为本身并不恰当。

而另一个层面，这些极端化的行为甚至可以给弱势方“得分以后的自信”。武伯欣说，打官司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心理战”，在名人官司中，“心理弱势方在具体诉讼过程中，首先就获得了一种满足”。首先“最起码的诉讼过程，就可以让对方的名誉受到损失”，其次，“在事件进展中，不断公布证据材料，不管法庭是否支持采信，都会使得名人的公信力受到影响”。武伯欣说，事实上，饶颖方面这种“不顾一切”的进攻，也证明她其实始终无法摆脱自己弱势的心理标定，这种意识越强烈，她的行为也可能越极端。饶颖的目的显然并非单一，她的动机也在不断调整，抛出的越来越多“证据”，也说明了她动机的延展。

相对于弱势方的积极主动，名人在应对官司的时候，似乎相当“被动”，从最初的回避，到不得不对事件作出正面回应，始终处于“防守”的状态。武伯欣分析，这也是因心理的优越感而来，名人实际上最不愿意打破自己的形象，不论事情是什么，回避是第一反应，而否认是“最好的应对方式”，可以“缓解自身的不安”，也“自我认为可以保持完整的人格”。武伯欣说，对名人而言，被拔高到某种程度之后，“自我”和“本我”之间的争斗其实比一般人更为激烈，“文饰效应”也因此成为文艺圈中名人常见的缓解不安的方式。而对于不得不应对的攻势，名人往往会选择“并不全面应对，而只是就某一点‘接球’”。武伯欣解释，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否定一点，试图达到全盘否定的作用”，但事实上并不见得成立。尤其是在需要“维护一个道德形象的时候”，“什么都不认”就成了不得不选的选项。

饶赵事件的定论看来还言之过早，武伯欣说，不要太低估了名人的心理底线，虽然在名声附加值的影响下，矢口否认是名人们的首选战略，但并非惟一选择。如果一旦对方有被法律承认的确凿证据，那么，名人被迫到最后，依旧会选择“面对现实”。武伯欣说，这一方面源自名人主观的心理作用，另一方面，是客观社会心理的助长作用。“看看刘晓庆事件，就是典型的样本”。

目前饶赵事件的演进，让人看不到双方任何调解的可能性，武伯欣分析，这表明双方其实都是典型的“我向思维”，以“我”为出发点，并不替对方作任何考虑，这样的官司，自然不会有调解可能，能达成调解的前提，首先必须是双方都能打破“我向思维”，成为“他向思维”。

事实上，在名人官司中，双方各自极端化行为背后包含的另一层面，武伯欣说，是“名人并不会在这种官司中获得更多的东西，但另一方却可以获得在普通官司中得不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