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的21年

陈凯歌与张艺谋

1984年始拍的《一个和八个》被认为是“第五代”电影人的第一部作品，作为影片的摄影之一，张艺谋开始受到电影界的关注

 在影片《老井》中，张艺谋令人信服地塑造了当代农村知识青年孙旺泉的形象  

张艺谋干活的方式

“其实挺棒的”，这句原来张艺谋常挂在嘴边的口头语，能用来描述他自己吗？

“方脸，光头，一身发旧的蓝劳动布工装，身材不算高，却生了两只走路沉稳的大脚和一双刚劲有力的大手。让座、沏茶的动作有点笨拙，拘谨腼腆中透着一片实诚。”原中国电影家协会的罗雪莹对张艺谋的这个第一印象，也是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张艺谋，只不过后来，那个典型的“乡镇企业的临时工”；“闯进西影村叫卖鸡蛋、豆腐的农村小贩”变成了一个中国符号。

早期的张艺谋，“一脸的苦”，表现到极致是他扮演《老井》的主人公孙旺泉。罗雪莹回忆说，吴天明当时派几路人马到各地选演员，“手都握黑了也没找到像样的”，于是吴天明干脆就让张艺谋来演，“吴天明说他要的就是张艺谋的状态和气质，别的演员要演心理过程，对他就让他直接给个结果，比如张艺谋往门槛那儿一蹲，那种日复一日、走不出生活圈子的无奈就全都出来了”。

陈凯歌曾说张艺谋“为艺谋，不为稻梁谋”，他卖血换相机，相机有个套子，是他没成亲的媳妇做的，外面是劳动布，里面裹着棉花。于是相机彻底改变了张艺谋的命运，他后来对罗雪莹说，“自从上了北京电影学院之后，过去的张艺谋就死了”。

在电影的天地，张艺谋的新生在1983年4月1日，他和张军钊等人成立全国电影厂第一个青年摄制组，从拍《一个和八个》，拍到现在的《十面埋伏》，21年的时间过去，公众愈来愈多地看到的是他脸上的光环，代替了脸上的苦。

早期张艺谋的电影史是一部奋斗史，单纯、朴实，“那是他们最上升的一个时期，作为艺术来说是最纯净的，不带其他的东西，有很好的社会氛围探讨艺术”。归纳他们成功的元素加起来就是：吃苦和创新。罗雪莹说：“张艺谋他们开始拍电影时，现在老一辈的电影人那时还算中年一代，他们要把时间赶回来，张艺谋这样的无名小卒想获得一个拍片机会很难。张艺谋说过他们是出于求生存的欲望。他们用电影表达他们对历史独特的看法，因为他们对生活、对历史有强烈的表达欲望。”

“年轻人为了生存，脱颖而出，就必须要标新立异”——“他们拍《一个和八个》讲人性的故事，开了艺术的先河，当时最重要的就是摄影的突破。张艺谋用不完整构图加强画面冲击力，打破了黄金分割线的框框——半张脸的镜头出现在里面。”片子当时被毙掉，不过罗雪莹说张艺谋的才华在电影界里开始被注意，这是个“官方否定、学术界肯定”的结果。

当时的挫折现在看起来算是成功的起点，紧随其后，《黄土地》获第五届“金鸡奖”最佳摄影奖，“片子本身的学术争论很大，因此片子不可能评奖，这个摄影奖算折衷方案，但对张艺谋来讲，官方也认可他了，起码是技术上、艺术专业上的肯定”。

罗雪莹的回忆在这里又被拉回到第一次见张艺谋的情景，“那一大屋子的人，满屋子的人都争着说话，实际上中心说的就是他有多棒，但是张艺谋毫不起眼地坐在角落里，不声张不招摇。后来我知道了他的家庭背景，以及因此而带来的政治上的歧视，经济上的窘困，精神上的压抑，我就能理解他为什么能够躲在角落里：他知道机会得来不容易，他知道该谦恭的时候就谦恭”。

张艺谋1987年又获奖了，这次是因为《老井》，他获得了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张艺谋的这次成功在圈子里得到的反应是“使大家半天醒不过闷来”，为什么是他？那时搞影评的罗雪莹说，张艺谋有这个能力：一以贯之的“咬死了，发狠心”：“影片里的旺泉要背石板、挑水，他就每天挑十几担水，老乡后来抗议他把水都挑没了；旺泉被压在井下没吃没喝气息奄奄，张艺谋真的就饿了三天，拍完了一下子吃了一只烧鸡，又撑着了，跑去医院打点滴。”

21年间，“为什么是他？”无数次被问起，他的一个朋友接受采访时说，“当然，现在的张艺谋不再是过去的张艺谋，变化有一部分是艺术上的，一部分是人自身的，但是他大的方向没变，就是踏踏实实去做，你没见过那种干活的方法。”

张艺谋干活的方法，他举《红高粱》为例说，“我赶到高密时已经特别晚了，所有的灯都黑着，他的灯亮着，他穿个大裤衩盘腿坐在那儿写东西。”

旗帜性的影响

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剧照  

电影《红高粱》剧照  

电影《菊豆》剧照  

在《红高粱》的年代，相当多的中国电影人看不上好莱坞，但张艺谋从那时起就比较注重商业性，他对罗雪莹说，“大众艺术，一定不能不考虑商业，要雅俗共赏，首先要给投资人一个回报”。仔细想来，张艺谋也算得上中国商业上最成功的一个导演。

拍完《黄土地》，和陈凯歌筹拍《大阅兵》时，张艺谋对罗雪莹说：“想当导演，导演最主动，最能表达自己。”将这段话和张艺谋第一部执导的片子《红高粱》联系起来，一个激情进发的张艺谋再也不是躲在角落里的那个他了。

罗雪莹说对张艺谋这个“被人从门缝里看着长大的”人来说，压抑、自卑、总觉得自己跟人家不一样的心理在他身上一直很强烈，但是得了奖后——应该说得了那么多奖后，奖给了他一个自信，从此有了一个基础。

另一个基础是当时的社会背景。1985年拍《老井》的时候任场记的周友朝对记者说，中国“文革”前后的片子偏重政治电影，“文革”后往社会化的方向走，像《黄土地》已经在注重人本的东西，个性化的表达，这种思维方式已经在和国际思维靠近了，张只不过在艺术敏感上感觉到了，又有才气和能力完成，刚好不自觉地符合了国际化的思维方式。

当年他和张艺谋、副导演睡一屋，“那个年代中国流行尼采热，内地基本上没有尼采的书，张艺谋就从香港弄来几本，读后非常震动——尼采强调的个人生命和自由精神正是国内缺乏的。刚好莫言1985年初发表了《红高粱》，在国内也引起很大的震动，它和中国过去流行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完全不同，极力张扬个体的生命力，和尼采宣扬的精神不谋而合。那时候和现在不同，一部小说发表后并不会马上有影视创作的班子找上门，但张艺谋很快主动找到莫言，要拍这个片子。”

“现在我回想起来，觉得张艺谋打算拍《红高粱》是因为有两个方面受到触动：一是在当年的大背景下，对个体生命的赞颂在文艺思想界是个很时髦的潮流；二是这个题材有助于张扬影片的个性风格，在电影形态上是个新东西。”

《红高粱》成为张艺谋的力作，甚至在多数人的眼中是他“最好的”电影，熟悉张艺谋的人说，对他而言，那段时间是他内心的一种解放和情感的进发，“在那么多年被扭曲后，他对那种生命力的张扬感受最深，你能注意到电影里高粱地里的叶子都被吹得哗啦啦地响，那真是他内心很快乐地抒发。”

张艺谋的快乐相当程度上来源于情感世界，他的朋友说，巩俐身上的青春和朝气给他的触动特别大，后来在他婚变的时候，他对这个力劝他的朋友说，“你叫我一步一步往上走，我当上电影大师，但是我生活不幸福又怎么样？”

将张艺谋的影片分类，周友朝说，《秋菊打官司》、《摇啊药、摇到外婆桥》和《红高粱》一样都是人本学的题材，在探讨人生悖论的一些东西，前者在题材选择上更加宽泛了，但对人本性的理解和探求没有改变。

《红高粱》拍出来后，周友朝说它是中国电影近80年来第一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当时的轰动可想而知。张艺谋自己想过会得奖，但这么大的奖项又实在出人意料”。罗雪莹在这期间写了《红高粱：张艺谋写真》一书，“我把他写得非常非常崇高，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现在再回过头来看，我只写了一面，那是以我自己的观察得出的结论。张艺谋确实对艺术有无限的挚爱，他做事要做成最棒的，什么是最棒的标志，名是标志。实际上还是功名两个字。”

直到那时，商业始终不是一个压力。被那张艺谋称为“帮了他一生的事业”的吴天明在他提出拍《红高粱》的想法时就同意了，由西安电影厂投资92万元制作。周友朝说，影片投资92万，票房达到四五百万，叫好也叫座。当时也有其他一些片子票房还不错，但艺术上的成就没法与它相比。

《红高粱》在国际上获得成功后，有些外资开始投资张艺谋的片子。周友朝说，《菊豆》是一个日本公司投的，“所以我们在摄影器材、耗片比、拍摄时间等方面条件好得多，后来片子在国内没有公映，对各方面都是个打击，只能说在国际上得奖了，给自己一点安慰。”比较起来，张艺谋的文学策划王斌说，《大红灯笼高高挂》在海外比《红高粱》更成功，“对市场的影响，是旗帜性的影响”。

1988年任副导演和张艺谋拍《代号美洲豹》投资140万元，不过商业运作在那一阶段起不到主角作用，周友朝甚至说，是因为“一家公司为我们在北京的开支花费了不少。大家过意不去就觉得给公司拍这个片子，票房也还不错，挣钱了”。

张艺谋的现实主义

看张艺谋的电影，你会发现他的电影不会跟生活贴得非常近，他不是那种血脉贲张要为老百姓鼓与呼、揭露腐败的导演，“他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在政治上，在人情世故上，他常说做电影先要把自己保护好”。

“所以他考虑的问题都是能否做出牛逼的电影。”周友朝说张艺谋在谈论剧本的时候，说到自己的想法激情洋溢，煽动力极大。

生活和工作的平衡点在张艺谋这里很难找到，周友朝说：“他非常有头脑，这种头脑是指对电影有特别强的领悟力、视觉感知力强，逆向思维能力强，是在对个人艺术上的一个探索。他没有个人的兴趣爱好，除了工作没有个人生活，巩俐和他分手也是正常的。”

他的朋友对记者说，“每个做电影的人都在尝试，每个门槛他们都想迈”。张艺谋也有话来印证这点，“我相信，只要立足于变，立足于创造，这跟头就栽不死”。周友朝说，拍过了张扬的东西，张艺谋想拍点“狠”的东西——彻底地从人性、人本角度；从男人和女人的角度出发，探讨女人在男性世界中被怎样扭曲，男人又怎样因为这种扭曲而扭曲。这种对人的理解和《红高粱》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一个是在张扬地说，一个是在扭曲地说。于是出演《古今大战秦俑情》后，1989年看中了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后来改成《菊豆》。

香港电台高级监制蔡贞停为拍《杰出华人系列》，跟踪采访张艺谋一年半，她感触深刻的是张艺谋在艺术上的探索，“张艺谋非常喜欢看书看报，有强烈的好奇心。他得知农村有《一个都不能少》这样的故事，非常感兴趣。而且他以前经常去农村，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每个村子都有旗杆，挂旗子的地方就是小学’，他特别有感于教育对农村的重要性，想拍一个这样的片子。《一个都不能少》1999年去威尼斯参展的时候，有人攻击他是为了讨好审查部门，也有人攻击他在暴露农村的贫穷，有些说法都是自相矛盾”。

王斌说，包括《红高粱》在内的影片都有盲从的迹象，但是到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就已经含有对当代政治的隐喻成分，蔡贞停也说，它不是一般人理解的封建时代女性在大宅门中的命运，而是当时的政治空气对张艺谋有很大触动，在电影风格上他转而想表达“个人在中国大环境中是怎样生存的”；因而男主角的表现手法也变了，他说“我想改一改，老爷在片中不给脸部镜头，永远模糊不清”，因为他要造成的形象是，老爷“权力很大，但又难以触摸”。

在艺术探索的线索中，《活着》是一个转折点，王斌说，从《活着》以后，张艺谋拍的文艺片开始转向温情主义，不再触及批判现实主义。周友朝说，《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等影片在政治上没有太多棱角，导演们其实都有共识，若要在中国继续拍电影，必须调整自己。

说起对张艺谋的评价，张艺谋的一个朋友说，他和姜文在拍《北京人在纽约》时，两个人之间有一段对话，“我们说起当时有‘几种人’的说法，一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三等人没本事有脾气。姜文说他应该属于二等人，搞不好有时候还会掉到三等人的行列里，我觉得我也是，接着我们说，那谁是一等人呢？张艺谋”。

张艺谋是一个现实的人，熟悉他的朋友说：“他厚道实在，不会说官话，但是他也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是面镜子，你不要太清楚，太清楚的话就无所措手足了。”蔡贞停也说，张艺谋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人，非常考虑投资方等各方面的感受。他总说，拍电影要用很多人、很多钱、很多时间，如果拍出来的东西没有共鸣，那还不如关在房间里面写书。所以张非常重视一个片子的现实效果。

每年初二，和张艺谋一起战斗过的人要聚一次，他的朋友戏称是“皇上和老臣的聚会”，“说是老臣，是我们这帮人敢于直言，现在恭维的人多，舔屁股的人太多了。张艺谋被抬到了皇上的位置”。

把张艺谋说成是皇帝，因为有太多的人给他当皇帝的空间。张艺谋曾说《红高粱》获奖给他最大的实惠是，“自己可以比较放手地一部接一部地去拍片了，现在我已接到很多厂家的拍片邀请。而许多同代的导演朋友，却没有我目前这种有利的创作条件，他们苦于求告无门”。这一直是个现实，是张艺谋成为“大师”的空间。

这是一种错综复杂地纠缠关系，张艺谋可以做到“无片底”，要多少胶片给多少胶片，他也就可以靠人海战术拍电影，完成他的各种尝试。同时，他的存在又为很多人找到他们的生存、发展空间。他的一个朋友说，“他赚他的名，我们赚我们的钱”。

张伟平是其中的一个。

张艺谋与张伟平

1995年5月，张艺谋与巩俐参加第48届法国戛纳电影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获最佳技术大奖  

张伟平说：“我对张艺谋的影响是，我告诉他市场和观众的重要性，他接受了，如此而已”，显然事实上不是简单的如此而已。

“老臣”们感慨说，他们过去是兄弟间拍电影，张艺谋描述现在时说，“合同就半米高，一切按合约。大家都是在用合同办事”。

《英雄》是张艺谋的转折点。王斌说，《英雄》是张艺谋彻底地走了一把商业路线，而且他意犹未尽，于是又有了《十面埋伏》。

张伟平说他和张艺谋的合作是“生产和销售的关系，他在艺术上把关，我负责宣传发行，在影片的制作上他有绝对的自由”。

早在1995年，张伟平说他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投资了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当时张艺谋和巩俐分手后事业上处于低潮，本来外资投资张的前几部片子看中的是他打造的‘巩俐品牌’，他们分手后海外资金对张艺谋不是特别信任，不敢投”。以“为朋友帮忙”进来的张伟平说他投了2600万元，“我们当时完全没有发行经验，也没考虑过市场问题，直到片子后期要面临这个问题了，我俩才有些着急。片子后来用不到1000万元的价格卖给华亿公司发行，他们的国内票房到了4600元万，但因缺乏国际上的发行经验，没什么国际票房”。

直到筹拍《英雄》，张伟平说张艺谋对国内市场的信心都不是很大，“《英雄》之前《卧虎藏龙》在国内的票房并不好，只有1400万元，他们的明星阵容不比英雄差。准确地说，张艺谋拍《英雄》把目光放在了国外，选李连杰就是考虑到美国市场。”

张伟平说，《大红灯笼高高挂》、《我的父亲母亲》在制作时等根本没有市场观念。张艺谋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开始考虑市场就是开始考虑观众了，他越来越承认市场和观众对一部电影的重要性。

探讨张艺谋的商业化道路，数字更有力量，王斌说《英雄》的成功是商业上的成功，“日本一个地方就有两亿六七千万，甚至高出国内，法国是上演当周的冠军，德国也非常好，在东南亚更是狂收”。因此《十面埋伏》先到戛纳电影节参展才在国内放映，也希望借助国外的影响带动国内市场。

张艺谋的商业化之路还会走多远？张伟平断言，张艺谋一定会坚持两条腿走路，商业片也拍，但不放弃他起家的文艺片，“文艺片的操作和武侠片不一样，商业大片必须具备的元素是视觉、听觉、画面的震撼力，文艺片则靠人物和情感打动人。文艺片不会那么大投资，在商业运作上也不会重复以前的东西，会有一些新尝试”。

张艺谋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文化现象，周友朝说：“中国目前的电影气候比较艰难，国外大片抢占市场，电视空前普及，DVD普及，国产电影的发展相当不容易，中国导演首先考虑的是让国产影片生存下去，中国官方也太需要对市场有号召力的国内导演了。做商业片整个考虑方式、运作方式就跟文艺片完全不同了，首先商业片是个10岁到60岁的观众都能看的，对人物和故事的理解必须是常规的，所以拍商业片有相对固定的套路。如今商业化的环境下，优秀导演可以先有一个想法，再找人写故事，不断丰富成一个影片。”

“我们看好莱坞的操作，看《黑客帝国》、《蜘蛛侠》，它们在观众头脑中留下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黑客帝国》里面的打斗场面，《蜘蛛侠》在高楼间穿梭的场面，也就是说大投资的商业片在营造‘视觉奇观’，同时弱化思想性、故事性和人物性格。从这个方面说，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也符合了这种潮流。”

很多人对张艺谋的期盼是他能够带热国产片市场，周友朝解释说：“如今国内导演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资金不足，政治上的原因等。这些问题对每个导演来说都是公正的，什么样的人能出来，就是一个个人才气的问题。”

张艺谋出来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霸权”，周友朝说，悲哀在于，这些年来并没有出现一个在艺术上能够超越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