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沁鑫：艺术贵在有胆

（文 / 马戎戎）

话剧《生活秀》剧照

田沁鑫

一只鸡到底能有多少种吃法？继电影《生活秀》、电视剧《生活秀》之后，6月18日，话剧《生活秀》又登上了保利剧院舞台，并将作为保利集团打造的第一部商业戏剧在全国巡演。话剧《生活秀》除了人物的名字还叫来双扬、久久之外，基本和武汉，和鸭脖子脱尽了关系。吉庆街的市井风情变成了北京昌平一家人的生活百态；风情万种的来双扬变成了默默承受、瞪眼看人生的大姐；田沁鑫硬生生把一个琐碎人生的故事烙上了她从《生死场》到《赵氏孤儿》中一脉相承的坚忍、激烈。但商业戏剧的框架使《生活秀》的先天气血显然无法担当导演的血性气质，田沁鑫也终于面对了自出道以来从未面临过的尴尬：一边是平均八成以上的上座率给予她商业上的肯定；另一边是老朋友们从艺术角度发出的疑问。

三联生活周刊：《生活秀》上演后，有很多原来热爱你戏剧的人对这部戏中的粗糙表示失望，进而发出疑问：田沁鑫为什么会接一个商业戏？你是否有在商业要求和自己的艺术追求中斡旋的感觉？

田沁鑫：多少朋友看了戏说，田沁鑫，你半辈子打下的这点江山不容易，挣了这点名气不容易啊，你怎么做了这么个戏啊。我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好心，但我尚在壮年，怎么能够举足不前呢。做人有非议是正常的，你如果都没有勇气让别人误解你一段时间，你就不够坚强。

《生活秀》很多地方不够好，因为时间太短。6月上演，3月找到我，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弄出一个戏，这是我特别好奇，特别想知道的一件事情。李苦禅先生说过一句话：艺术贵在有胆。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有勇气尝试一下。所以我的戏里有一句台词是：你别让人眼把自己看虚乎了，把自己看虚了就举足不前了。

在这样短时间里呈现出一个作品，其实是我怎么对它定位的问题。中国戏剧探索了将近20年，商业操作的戏比比皆是，但是缺少真正有艺术质量的作品。到我这里，我觉得，我依然还在里面渗透着某种艺术品质和精神气质。同时，我也能让老百姓进剧场，宽泛一点。用稍微提升一点艺术品质的东西打市场，我认为这个起步一点不低。所以这个戏，我认为是商业戏剧里艺术品质高的。但如果从一个真正戏剧作品的角度去衡量它，它肯定又是低的。恰恰这个高与低，是这个戏的成功之处。

三联生活周刊：话剧版的《生活秀》和电影版、电视剧版都不同，你似乎着力回避了原作中那种武汉的市井风情，把来双扬一家人“拔”到了60年代人、70年代人、80年代人精神面貌缩影的高度。

田沁鑫：池莉的东西我觉得搬上话剧舞台是有困难的。家长里短啊，生活场景啊，做人的那种心计啊，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我所擅长的。生活是苦难的，如果说一个女人在俗世层面上挣扎就算苦难的话，我会可怜她，但不会赞同她。因为各个阶层在生活层面上挣扎的程度是一样的。

池莉说，你只要名字还叫生活秀，女主角还叫来双扬，别的就随便你做了，我也希望你能把我意到笔不到的地方表现出来。我一听觉得这是个明白人，所以武汉的事就变成了北京的事，姐姐就不是单纯一个弟弟的姐姐，而是一个很坚强的瞪眼看生活、看社会的女性形象。那些市井层面的东西，我试着缩了一下影，把社会的东西融进去一些，但由于时间短，事件又不集中，不能说做得好。

三联生活周刊：你把《生活秀》弄成了一个冲突很激烈的东西，把来双扬从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弄成了一个默默承受，很“义”的大姐。你的戏里总是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情怀。

田沁鑫：我是一个做戏的人，我喜欢强烈、表达得纯粹的东西，这比圆滑要好玩。激烈是一种人生感悟。我是60年代末人，这代人在少年时期粉碎了“四人帮”，后来就赶上了改革开放，时代琳琅满目，我们则被小嘴巴给抽晕了。结果就是，一方面你怀揣理想，另一方面你非常现实，挣扎得太激烈了。但我们的内心的核在那儿，还是很民族，很传统的。

我们团里70年代进来的小孩都喜欢跟着我，因为戏里的那种侠义，只有我这儿还能表现出来，虽然我是个妇道人家。我不敢说我是不是具有知识分子情怀，但我确实每一部戏都在对文化进行思考。《狂飙》，我看到的是五四时期那种大变动时代下的人如草芥，人被时代裹胁的那种可怜。其实我们这一代也赶上了一个大潮流、大时代，道德分离、价值的混乱，你会觉得处处可以下脚却又无处落脚。做《生死场》，是在世纪末的时候，我感觉到其中人的冷漠，生活压力加大带来的虚空，回看一百年前东北农村那种由于愚昧带来的冷漠和麻木，近似得不得了。

年轻一代经常对我们这拨60年代的人说，你若尚知好歹，你就说话，站出来说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现在，我就是在拿戏剧说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