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襄樊“腐败窝案”与干部制度改革

（文 / 程义峰）

2004年6月9日，赵振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收受贿赂一案在武汉中级人民法院开审  

6月9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襄樊市原副市长赵振因涉嫌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受审，他是原襄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楚寅官员体系里被审查的11名厅级干部之一。而此时在300公里外的襄樊市，湖北省委组织部与新一届襄樊市委则正在进行一场涉及处级官员任用的“前所未有的政治改革”。

襄樊市委书记阮成发表示，近两年的孙楚寅腐败案共有100多名官员“落马”，主要原因是一把手权力太大，失去监督，尤其是市委书记。阮成发原为湖北省政府秘书长，他到襄樊赴任，首先推行县处级正职干部任用的改革。多位襄樊官员向记者表示，这场改革是襄樊政界继腐败地震后的又一轮冲击波——腐败是“破坏性”的，而干部制度改革是着眼于未来的、“良性”的。

著名社会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周运清一直关注襄樊的腐败窝案及随之而来的干部制度改革。他认为，这场改革中有些做法前所未有，将给湖北乃至全国干部制度改革带来巨大影响

“烟草政客”

与赵振一同受审的冯卓琼  

赵振，49岁，据《襄樊日报》记者张龙云（化名）介绍，赵振在襄樊有“烟草政客”之称，很多人喜欢把他比作前云南“烟草大王”褚时健。他到襄樊卷烟厂任厂长时只有39岁，此前业绩平平的襄樊卷烟厂因他到来开发出了“金鳄”等名烟，销路一直很好。赵振随即受赏识，先后任襄樊烟草专卖局局长、襄樊市烟草公司经理；1999年1月起任襄樊市副市长，分管工业、交通、商业、烟草等要害部门。

赵振因制烟而升迁，也因烟草而获罪。检察机关在起诉书中称，其在担任襄樊卷烟厂厂长、襄樊市副市长期间，单独或伙同妻子冯卓琼多次收受他人贿赂，钱物折合97万余元；另有159万余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6月9日的庭审进行了5个多小时，法庭并没有当庭宣判。令人感觉匪夷所思的是，赵振在受审时候虽然身着囚服，却面带微笑地向旁听席挥手，其妻冯卓琼则在大多数时候面无表情。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赵振一案是2003年初暴露的，当时纪委和检察部门在调查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孙楚寅的经济问题时，意外发现广东个体烟叶商梁增瑞曾送给孙一笔5万元的贿金。侦查人员对这一事实进行深入调查时，梁某供认，除向孙楚寅行贿外，他曾多次向当时分管工业的副市长赵振送钱物。2003年3月，赵振被省纪委“双规”，两个月后被执行逮捕。 据检察机关查实，梁增瑞为了请赵振帮忙催讨烟叶款及达到长期与襄樊卷烟厂做生意的目的，先后6次向赵振行贿，共送人民币18万元及价值1.8万余元的音响一套；前后5次以礼品夹带现金的方式，向赵妻冯卓琼送上人民币45万元，其中最大一笔为27万元。

刚担任襄樊卷烟厂厂长的赵振最初有过防线，虽然平常对各种贵重礼品来者不拒，但当梁增瑞第一次送2万元现金给他时，曾被赵拒绝。不久，赵振考虑到梁在与烟厂的生意中可以赚很多钱，心里有点不平衡，而且梁再三表示“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说出去”，也就不再坚持原则了。1995年1月，赵振在家中收受梁增瑞送上的5万元。同年1月26日，经赵振签批，襄樊卷烟厂付给梁增瑞烟叶款270万元。

1998年10月22日，梁增瑞为了请赵振帮忙催要烟叶款并关照多做些生意，在广东一家银行以冯卓琼提供的赵振母亲的名字开户，存储了一张27万元的存单。随后，梁将此存单送给了冯卓琼。同年11月、12月，梁与襄樊卷烟厂签订了5800担烟叶的合同，襄樊卷烟厂付给梁烟叶款1300万元。一年后，冯和妹妹一同到广东将此款取出分存。

2000年11月，时任襄樊市副市长的赵振在北京学习。梁增瑞恰巧也在北京。梁请赵振帮忙做襄樊卷烟厂的工作，催要烟叶款。赵振当即答应，并接受梁送的3万元。事后赵给时任襄樊卷烟厂厂长的邬培高打招呼，要求及时向梁付烟叶款。

另一个向赵振夫妇送钱的商人杨某，其行贿的手法跟梁增瑞几乎完全一样。

1996年初，襄樊卷烟厂进行技术改造，需要进口烟机设备，经赵同意，杨某成为该厂烟机进口代理商，为感谢赵的关照，杨将3万港币装在一套西服的上衣内口袋中，并于当年5月将西服送到赵振家，事后，赵在试穿西服时发现了3万港币，并交妻子存入银行。第二次，赵振一行去意大利考察途经深圳。杨某赶到赵振所住酒店，请他出去逛逛，赵振予以推辞，而对杨某送上的1万美元他并没有拒绝。

官帽批发商

赵成霖  

孙楚寅  

赵振只是襄樊腐败官员的一个缩影，2003年，以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楚寅为代表的74名领导干部涉案，其中仅该市相关单位、县市“一把手”就有30余人，厅级干部11人，被称为襄樊市“自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腐败窝案”。

这些人中，包括原襄樊市市委书记孙楚寅、原襄樊市常务副市长赵成霖、原副市长赵振、原市人大副主任张克禄、刘有庆，以及原市公安局长柳维志、原市建设局长刘顺学、原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陈玉国、襄樊市两任交通局长陈琦及魏伟等人。

其中，赵成霖曾收受70万元的贿赂款，此外他还收受空调、按摩椅和高级手提电脑，为此办理权钱交易。原谷城县副县长邬培高先后给赵成霖送了23000元，而他的官职也从副县长变为襄樊市卷烟厂副厂长、厂长，直到襄樊市汽车产业开发区副主任。另一位买官者刘润英在1998年春节到2002年春节以拜年的名义，先后5次在赵成霖家送给赵24000元人民币，刘润英也如愿在送钱的第二年，即1999年5月被任命为市财政局总会计师、党组成员。

干部想要升迁，商人想要政策。相比之下，赵成霖无疑更欣赏商人的阔气。北京泰跃集团公司顾问王飞龙是给赵送礼次数最多、数额最大的一个，达到30余万元，赵成霖无一例外全部“笑纳”。

赵成霖59岁，曾先后担任宜城县委书记和襄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据检察机关的指控，他的腐败是从1996年1月担任襄樊市副市长的时候开始，一直延续了近8年。

令人吃惊的是，在襄樊市，就连普通的出租车司机和小摊主也能对原市委书记孙楚寅、原常务副市长赵成霖等人卖官的“事迹”大谈特谈，甚至能说出具体职位具体价格。在老百姓眼里，孙楚寅等人就是不折不扣的官帽批发商。

襄樊市有580万人口，有汽车、纺织、医化及高新技术四大产业，无论从人口还是从经济角度看，都是湖北第二大城市。省会武汉号称“九省通衢”，襄樊因地处重庆、河南、陕西等省市交通要冲而自称“七省通衢”，襄樊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年内将达到276公里，从而成为中国高速公路最密集的城市。值得一提的是，襄樊有二汽的生产基地，因生产中日合资的尼桑蓝鸟、阳光车而小有名气。

在襄樊市委、市政府及市公安局所在的几条街道上，记者发现了100多家装修豪华的名烟名酒店，除玉溪、小熊猫及茅台、五粮液等著名烟酒外，各种洋烟洋酒并不少见。知情人说，在襄樊，给领导送礼拉关系、跑官要官的风气以前甚浓。因为送礼被当成小节，并不构成违法，官员们大多笑纳，有的官员将礼物收下后再转卖到烟酒商店，收入也颇丰。像原襄樊市副市长赵振夫妇用这种手法就纯赚37万元之巨。

早在2002年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敏感地嗅到了“地震”将来的气息。因为很多市直单位的“一把手”被撤换，市委书记孙楚寅去北京参加完“十六大”之后，回到湖北不到半个月就被免去襄樊市委书记一职，由原湖北省政府秘书长阮成发接替。

据称，新组建的襄樊市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全市范围内发出呼吁，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检举、揭发以孙楚寅为首的前市委主要领导和与其有牵连的干部的腐败事实。

孙楚寅在担任市委书记的5年间，反腐力度不大，襄樊出了几起影响很大的腐败案，辖下枣阳市两任市长先后出现问题，前市长谭先龙携公款600多万元人民币潜逃海外，接任的女市长尹冬桂又牵涉经济问题被捕。而孙楚寅“落马”后也交待，原枣阳市委书记曾宪荣曾经向其买官。

孙楚寅最终东窗事发，最多的说法是，孙案缘于襄樊市人大副主任刘有庆腐败案，2003年刘因收受他人财物合计46.3万元而被判12年，他在审查中也供出了向孙楚寅行贿买官的情况。记者曾向多人求证，一些人不置可否，另一些人表示这种说法可信度很高。

一种现象似乎可以支撑这种说法，刘有庆是2002年10月23日前后被罢免和撤销其市人大代表资格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的，此后孙楚寅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

据介绍，上世纪70年代初，孙楚寅曾是老河口市（襄樊下辖县级市）动力厂技术员。“文革”结束时被提拔为该厂副厂长、厂长，80年代初，党开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孙楚寅正当盛年，拥有大学文凭，很快被提拔为老河口市经委主任。孙先后担任过襄樊市经委主任、襄樊市委副书记、政协主席、襄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襄樊市委书记等职。他的发迹背景与原襄樊市常务副市长赵成霖如出一辙，赵早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1975年9月担任老河口市缝纫机厂厂长，1984年任老河口市市委常委、副市长，1992年1月任宜城县委书记，1994年任襄樊市委委员、副市长，1999年1月任襄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孙楚寅一案目前尚在审查中，虽然还不知晓其是如何走上卖官之路以及以何价格向下属卖官，但民间说法却已有很多版本。记者在襄樊还听到这位前市委书记卖官的顺口溜：10万元保位子，20万挪位子，30万选位子。

这些买官得逞的干部上任后，开始寻求更大程度上的权力寻租。他们不仅亲自伸手索贿，还发动家人加入，比较明显的是原襄樊市副市长、掌控经济大权的赵振夫妻，原常务副市长赵成霖还让妻子张玉琴和儿子赵播参与索贿。而那些送钱的人，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关照。 知情人介绍说，在这种不正常的官场升迁习惯中，很多原本清廉的官员不得不“自污以自保”。“你想想看，市委书记都在量钱卖官，一些不学无术的人窃居高位，在这样的环境里，你不适应他们的规则，那你在官场上很难混下去，工作也很难开展。”

记者在襄樊调研期间，从权威及民间渠道得到的信息是，孙楚寅2002年底被“双规”后，即交待了向他买官的多达几十人的名单。除文前所述官员外，还有两任襄阳区委书记谢光国、陈治华，枣阳市委书记曾宪荣、宜城县委书记唐有月等人。

2003年三四月间，赵成霖得知有关部门在调查其问题后，陆续将赃款退还给相关人员，同时向襄樊市政府办公室上交75000元人民币。案发后，中共湖北省纪委追缴了全部赃款、赃物。起诉书称：赵成霖在有关组织审查期间，能主动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根据有关规定，系自首。

资料显示，襄樊市的反腐风暴到2003年上半年达到高峰。这段时期内，襄樊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399件401人，处分233人，其中涉及科级以上干部36人，其中已经查结处分的县级领导干部9案11人。

干部制度改革试验田

去年底，襄樊市委拿出市交通局长、农业局长、旅游局长和粮食局长四个职位进行公开选拔 

公推公选，竞职者在调研现场听取报告 

襄樊反腐败余震未息，干部制度改革已拉开大幕。

去年底，襄樊市委拿出市交通局长、农业局长、旅游局长和粮食局长四个职位进行公开选拔，要求全市所有任职副处级2年以上、年纪52岁以下的符合资格的人全部报考，4名被选中的干部已于半年前上任。按照约定，这4名干部每届任期5年，一年考核一次，如果没有通过，就会被免职，回到最初的副处级岗位。与其它方式上任的局长不同的是，他们每月有2000元津贴，襄樊市委决策层希望凭此举来“保证高薪养廉，让他们不伸手”。

今年，襄樊市又拿出教育、卫生等7个市直重要部门局长和2个市（区）长职位进行公开竞聘。其中市（区）长职位参选范围扩大到了湖北省直单位和襄樊市。

“即使没有孙楚寅腐败窝案，襄樊的干部制度改革也会稳步推进，因为这项工作我们开展得有些年头了，几年前我们市还在全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交流会上做过经验介绍。”襄樊市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黄光强对记者说。

但不可否认的是，孙楚寅买官卖官案使襄樊吏改骤然加速。

《襄樊晚报》副总编尚正友说，孙楚寅案使人们看到了党内“一把手”腐败的严重性。买官卖官的实质是“任人唯钱”而不是“任人唯贤”。在一方官员大范围涉案的被动情况下，汲取一些经验教训，大刀阔斧进行干部制度改革相当有必要。

湖北省委党校一位姓周的教授表示，在目前的干部制度下，“官本位”的文化积淀依然非常深厚，“一把手”一手遮天的局面在一些地方比较普遍。许多重大决策，都是由“一把手”一支笔签字，一张嘴说了算，民主决策流于形式，从理论上讲，这就把不少“一把手”推上了违法犯罪的歧途。同样，由于权力过于集中，对权力的监督也很难落在实处，在基层地区，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纪检监察部门，一概都由“一把手”领导，如果有人对“一把手”稍有不满，就很可能遭打击报复。在这种情况下，襄樊的公推公选方式为湖北政坛吹来了一股新风。

据湖北当地媒体报道，仅报名参加襄樊市（区）长公选的副处级以上干部就多达348人，其中334人符合条件，竞争相当激烈。有关部门已确定枣阳市委副书记杨述明、湖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处处长施李国等6人为襄樊市公推公选老河口市市长、樊城区区长的考察对象。两市（区）政府“一把手”的公推结果将于6月底产生。

一直关注公选的《襄樊晚报》记者牛莉萍说，这次竞争老河口市市长及樊城区区长两个职位的干部，共需进行两轮民主推荐、实地调研、答辩、民主评议等8次“筛选”，对参选者是一次彻底的检验。“我看得出他们是想做点实事的，一些参选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像施李国的宏观知识面广，他在南漳县挂职县委副书记一年后，对农村工作的实践有心得。而在采访中，很多老百姓表示，希望全心为民的好干部再多一些，公推公选可以说是时势所趋、顺应民意。”

“并非在腐败窝里有问题的部门就拿出来公选，有的是正常退休，有的是正常调动，因为今年正好是市直机关的换届年。”襄樊市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黄光强解释说，“这是一个更大范围内的改革，而且大家似乎对改革的意义看得特别重。”

襄樊当地一些干部反映，公推公选县市区长推荐人选，提高了干部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克服了过去不同程度存在的“由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弊端。

襄樊市委组织部杨少波说，全市共有30个政府部门，去年和今年已经拿出11个部门进行公选，虽然不敢说一定有很大效果，但至少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试验。经过三次公开选拔县级干部的尝试，襄樊政界一种全新的选拔制度正在形成。

杨少波说，襄樊的干部制度改革学习了江苏金坛和沛县等地的做法，但公推公选的范围更加扩大，演讲答辩的评委也以市外为主，市内只有两个，至于选拔干部的进程，通过媒体同步向社会各界公布。“在公选市（区）长的过程中，调研报告占30％，9个评委打分占30％，还有面试时60个评议代表的打分占40％，这些代表来自社会各界，其中也不乏市民代表和村民代表，有很强的代表性。”

著名社会学家、武汉大学社会系教授周运清由此向记者评价说：“通常的干部任用方式有三种，一种是传统的干部选拔方式，即通过组织部门考察，让有才能者尽用其才；第二种是领导自己去考察选拔下属，然后通过组织程序予以任用，但这种方式比较单一，毕竟各级领导干部的眼光有限，这样会造成很多人才发现不了；第三种是通过隐秘的、地下的方式，通过付给当权者金钱、实物等方式来获得舞台和空间。而襄樊的改革之所以有意义，不仅在于它避免了‘一把手’的权力滥用和任人唯钱，更在于它使更多的人才通过竞争来获得施展的舞台。对他们而言，是抓住了人生机遇，而对老百姓而言，也是莫大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