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男少女的文字春梦

（文 / 李菁 苗炜）

韩寒的一系列行为在社会上引起许多讨论，以至于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郭敬明，是目前商业上最为成功的少年作家，按照文学传统的说法，他是畅销书作者，按照娱乐业的说法，他是偶像派。但这样的分类对他并不重要 

田原，以歌手而出名，随后写出小说《斑马森林》 

1997年，《萌芽》联合几家大学共同举办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有4000人参加，凭一篇文章就能进大学，这个比赛立刻引起社会关注。第二届有一万多人参赛。

就读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的甘世佳，在一篇散文里用很伤感的语气回忆他16岁那年怎样偶然间在《萌芽》上看到“新概念”的文章——“那种我们从来都没有看见过甚至没有想象过的文字，那是一种我们从来都没有勇气碰触的忧伤和欢笑夹杂着抽泣的青春”。22岁的甘世佳依然记得给他带来震动的是当年第一届新概念大赛的一等奖得主宋静茹的文章《孩子》，“它让我看到了心目中好的东西是什么，而写这个的人就跟你同龄”。

如今，参加“新概念”作文比赛的有6万人，《萌芽》的发行量也稳定在40万份以上。赵长天认为有两方面值得自豪：一是对中学的语文教育有相当大的推动；二是使得许多年轻人重新喜欢文学。他认为，“新概念”培养出的作家有两类，一类是商业上成功的畅销书，以郭敬明为代表；另一类是坚持纯文学道路的小饭等人。也有另一种说法，将80年代之后出生的写作者分为“偶像派”和“实力派”，前者包括韩寒、春树、郭敬明等人，后者包括文嚎、李傻傻等人。

并不是所有“80后”作家都与“新概念作文”有关，而在这个比赛中获奖的写作者也并不都打算以文字为生。甘世佳喜欢用轻松、调侃的语气讲自己以前的经历，他说男人不读数学，就会娘娘腔。所以他选了有数学科的经济专业，他两年前写的一部小说《道明寺》刚刚出版，但他并不打算以文字为职业，他是大三的学生、多个网站与媒体的专栏作者，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和一家策划公司的CEO，他的DV作品在上海大学生电影节上拿了几项提名奖。他说从18岁之后经济就已经独立了。在他未来的职业规划，他的愿望依次如下排列：大学经济学老师，作研究；好的职业经理人；好的兼职作者。

1997年，17岁的上海松江二中高一学生韩寒，以一篇《杯中窥人》问鼎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眼下，“作家韩寒”正一心一意地成为“赛车手韩寒”。据说，韩寒正在封闭训练，中止了与外界的联系。这位21岁的上海车手先是幸运地成为BMW亚洲方程式（Formula BMWAsia）奖学金五位得主之一，获得5万美元以支付今年的比赛经费。接着，在最近举行的BMW亚洲方程式第一站上，在第一回合比赛中获得第七名，在几位奖学金车手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上届新秀杯得主、韩国车手柳庆旭。

韩寒出书、放弃读大学、玩赛车的一系列行为在社会上引起许多讨论，以至于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萌芽》编辑胡玮莳认为，所谓“韩寒现象”其实是相当简单的事实，就是一个人执意放弃社会为他安排好的道路，而要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过自己的生活。“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本来是一个多元化的现代开放社会习以为常的事件，为什么引起如此大的讨论和争议？原因同样是很简单的，不知道是韩寒的幸或不幸，这个少年身上实在有太多题材——反叛、突出的才能、英俊的外表、狂傲的言辞以及严重的学业不平衡等等等等，一个少年的退学引起那么大的反应，张扬了点个性引起的是很多人不满，无疑说明社会的气氛并非那么开明。”但另一部分人仍然认为韩寒的道路不能成为青少年成长的一种导向。

胡玮莳说韩寒的个人道路其实是被媒体异化了。但是，这种异化仍然在继续。作家春树登上了今年2月2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这一期的封面故事也报道了21岁的韩寒。在《时代》周刊看来，他们代表着中国全新的一代，《时代》从汉语中找到“另类（linglei）”一词来形容这些令父母错愕的一代新人——他们追求物质和感官享受，更勇敢地表达自我，却失去了上一代年轻人的精神追求，按《时代》周刊的说法，他们的“自由”观念不过是身体和物欲的解放。

“在这个国家，年轻叛逆者的数目正在如此迅速地扩张，就像美国垮掉的一代和嬉皮。他们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名称：另类。这个词曾经是贬义的，意指品格低劣的流氓。而在今年最新修订的《新华词典》——中国最权威的词典中——对另类的解释则是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不再有贬低的含义。”《时代周刊》如此写道。

《时代》周刊的这种结论，显然给这些新型文学青年赋予了一种意识形态。但实际在这些过早进入文学的少男少女中，更多是商业社会的影响。春树的小说以自己的“残酷青春”作为书写对象，这四个字曾经是作家王朔预想中系列小说的主题，但现在它被年轻的一拨先“残酷”了。

朋克、摇滚、黑客，通过对几位“80后一代”人物的采访，《时代周刊》得出的结论是：和西方的叛逆青年不同，中国另类的主要方式是表达而非行动。另一方面，它们也看到，另类也成为中国新消费文化的一大增长点，成为消费文化的一部分。

评论家张柠认为，“（春树）成了西方人想象中国的符号。西方人夸大了其写作中对抗传统意识形态的文化因素，忽视了商业目的与市场的亲缘性”。春树的收入来源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北京娃娃》的海外版权，春树说：“同龄人看我的作品只看到痛苦，成年人看我的作品只看到有趣。”她引用日本电影《大逃杀》里的台词说，她写小说“是为了那些被抛弃的孩子”。 所谓“反传统写作”其实可以追溯到刘索拉、徐星那里，而之后的新一代作家引发了上一拨对文字的消费热潮，诞生了“美女作家”这个约定俗成的词。现在，虽然没有“美少女作家”或别的什么词来概括新一轮对于“80后”文字的关注，但隐约可以预见，由于文字的成本低，网络传播的成本低，更多的少年人可以开始他们的文学表达。

小饭主编的《成名》一书，是对22位“中国天才写手”的访谈，封面上颇为自豪地提问“谁是未来中国文学的领军人物”。这是一个没人关心的问题，倒是另一个报道可以刺探出大众“洛丽塔”式的文字消费趣味——去年年底，南京一家报纸报道，一个笔名为“普绪客”的16岁女中学生花费近一年的时间，创作了《GAMEOVER》、《所谓虚幻》、《茕》、《最终幻想》、《灰飞烟灭》等十多篇中篇小说。她称自己是个“早熟的女孩”。

在西祠网站上人气很盛的“桃之11”自称是“美女作家”，她在接受一家杂志专访时说：“‘80后’最红的是春树，接下来是我吧。我们可能在写作方面，力量还是太小，无力超过以前那些。但是个人魅力方面，可以做得很好。你没发现‘80后’女作家都是在做个人形象吗？作品就是自己，而不再像过去那样是文字了。”赵长天先生在谈及这种现象时认为，从《新概念》比赛的实际情况看，这并不是主流。

今年5月，《中国青年报》报道，郑州17岁女生刘雯，在刚刚开学的高一下学期，选择了离开学校，她希望得到更多写作的空间。她说：“我这辈子就那几天光景，不站起来叫唤，简直就是浪费。”在刘雯的个人主页上，她这样自我介绍，“目前为自由艺人，自幼开始艺术方面的灵性创作。”“经常在街头、广场和大学校园游吟原创诗歌，曾举行个人摇滚诗歌朗诵会。与此同时，还兼顾美术、摄影的灵性创作。”在这个介绍之中，她列出了对她“争相做出有关报道，社会反响强烈”的媒体名单。

这个自称不叛逆、不另类，“我不是韩寒，也不是春树”的刘雯经常背着一个发黄的绿色军用书包，上面别着四枚毛主席像章，一个红五星。但摇滚、诗歌、毛像章这些符号已司空见惯，她还不太知道该怎样包装自己。相比之下，17岁的歌手田原在专业公司的包装下，比较成功地找到了卖点，她出版了一个英文歌曲专辑和一本题为《斑马森林》的小说，并在去年获得一个演艺界最佳新人奖。然而今年，对她进行包装的演艺公司停止了对她的一切宣传。对于这些实际并不成熟的少男少女而言，过早因为商业化诱惑走入市场操作，不能不说是当今社会特别应该关注与给予引导的一个问题。

春树讲述了她的同龄诗人在她上了《时代》封面之后的反应——“昨天果酱和COCA还从上海打来电话，COCA说果酱现在的目标就是上《时代》周刊，他说果酱看到我上《时代》周刊都疯了，说要给他一万块钱，要上《时代》周刊。果酱也给我打过电话，他说他现在完全站在我这一边，然后他说我们一定要出名，因为为了改变这个世界，就必须要出名。只有出名了，才有话语权。我说……我好像说没错！不过过程艰难，容易把人逼疯了。后来说着说着，我就抽口烟，想喝可乐，拧了半天瓶子也没拧开，我干脆躺到了公园的椅子上，能看到蓝天和杨树，我觉得很美好。”

在讨论到对这一批已经进入市场的少男少女作家如何引导与管理时，赵长天认为，各级作家协会都应该在切实关心他们成长的前提下，再来深入讨论健康的组织与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