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树与张悦然，作家和美少女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从传统意义上看，春树是个坏学生，张悦然是个好学生。春树喜欢北大，她在离北大很近的一所职业高中上学，但念到一半就退学了，“我实在受不了学校的那股愚蠢劲，其实学校里有好几个老师都挺好的，她们能理解我们，但好的老师也会被体制同化。”退学之后，她在家里开始写小说——《北京娃娃》。

张悦然在山东省实验中学念高中，2000年1月，她在“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奖，得到了一个保送清华大学的机会，“我想学法律，毕竟女孩子学纯粹的理工科太累了。不用参加高考，我就疯玩了几个月，考了一次托福，成绩不太好，570，可后来教委又有文件下来说，只有理科的奥林匹克竞赛获奖者才能被保送，其他一律取消，这不是戏弄人吗？”

张悦然于是重新准备高考，2001年夏天，她考上了山东大学，一个法律与英语的双学位班。“因为耽误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否则我可以考上一个更好的大学。”但很快，她得到了另一个机会，新加坡国立大学在济南招生，她参加了考试——数学、物理、英语，三门过后是面试，她说，实验中学是以理科为特色的，谁要是去上文科班就好像是笨点似的，所以她一直是理科生，她在济南呆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想要离开。现在她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系三年级学生。

春树与张悦然应该算是老乡，但她的童年是在山东莱州的乡下度过。“我从农村到北京，并不觉得自卑，家里是穷，小时候也曾一年就有一件新衣服。”张悦然准备高考的时候，春树正在写她的小说。“我们家里就一台电脑，我和我弟弟要抢着用，写小说写了一年，等出版又等了一年，我都18岁了，在家里无所事事，吃父母的，肯定和家里有矛盾、吵架。我那时候真穷，穷得连上网吧的钱都没有了，我就发誓，在我20岁之前我一定要挣到100万。结果到我20岁的时候，我真有100万了，这就是奇迹。”

春树第一次“有钱的感觉”来自于王府饭店的购物经历，商业社会过早地给予她现实的商业刺激与启蒙。她看上了一双高跟鞋，4000多块，不舍得，与她同行的是购买了《北京娃娃》电影改编权的一位制片人，他对春树说：“买下来，4000块不算什么，以后，就算是4万、40万的东西你也会买的。”后来，她曾经为一次诗歌朗诵会专门买下一件1万块的MaxMara红色礼服，给父母在北京买了房子，给老家的姥姥和姨盖了新房子，最近她看上了一块价值 3万元的欧米茄手表。“现在我和我父母一起住，我想我以后会真正的独立，会离开家，那在此之前我想和父母好好过上一段时间。”

春树在她的小说中讲述了她与妈妈的一段故事，有一次，她要去开封参加一个地下摇滚乐的庆典，妈妈不让她去，而她坚持要去，最后是妈妈陪她一起到了开封，她本来想在那里呆上一个月，但三天之后决定离开，因为那里的演出不好看。

“我有一个好妈妈，我小时候在农村，我爸在北京，有好多年都是我和妈妈一起生活。我和父母的关系很好，即使我几天夜不归宿，他们只要看到我好好的回来了，也不会骂我打我。惟一的一次，我爸打了我一巴掌，就是‘9·11’那天，我和我弟争遥控器，这么点小事，他给了我一巴掌，我就到厨房拿了把刀出来，后来我就跑到外面的酒吧里去，后来就是所有人的电话都响了，说美国那里撞飞机了。”

春树混迹于地下摇滚圈子、感受到她的愤怒之时，张悦然在校园里开始她少女的忧伤。她还记得初三时的语文课本，她总会翻到柳永的词《雨霖铃》那一课，心里想什么时候才会讲到这一课呢。真讲到这一课的时候，老师并没有认真讲解，只让大家读一读。高中的时候，语文课有改革，一周内总有几节课的时间是在学校阅览室里进行，上课就是看书。那时候，她读到了当时流行的小说，她说：“我当时就觉得有的文字很好，一看就知道是大学里科班出身，相比之下，有的文字就差一些。后来我看到一篇小说，并不觉得惊讶，因为我身边也有那种软绵绵的男生。”

她指的是高中的一个男同学，在她的某一篇小说中，她以“小野”称呼这个同性恋同学——小野喜欢上了另一个男生，给他写情书，结果那男孩把情书当众朗读了一遍，小野自杀了一次，后来又给张悦然写了封情书，“他想借此摆脱他的危机。表明他也可以爱一个女孩。”

21岁的张悦然很从容地谈论着“情结”、“故事的内核”、“迷恋文字”，她看库切、阿兰·德波顿这些最流行的小说，她还看时尚类的杂志，“因为想让自己好看”。她想在大学毕业之后能以写作为生，她回忆她的少女时代，说出来的话就像是小说：“我那时候有个男朋友，和我一样都是卫生委员，我们要查各个教室的卫生，所以总是比较晚才回家，他的睫毛特别长，放上去一根棉签都不会掉下来。其实我还喜欢一个男孩子，他在日本呆过几年，所以有些大男子主义，我们两个总是吵架，我是班干部，总说他扰乱秩序要送他去老师的办公室，去办公室要走5分钟，这段路上，他总能说服我，让我放他回去。我喜欢这个游戏，送他去再放他回来。”

张悦然的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的印数没有超过10万、《樱桃之远》印数20万，与另一些红火的少年作家相比并不多：“出版社也会暗示，该做的宣传我们都做了，发得不多还是内容的问题。有的相熟的编辑说，看我小小的年纪就要应对这个商业社会，怪可怜的。”

与张悦然相比，春树显得很孩子气，她的话总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富有跳跃性，“我想写一本关于‘文革’的小说，可能因为我喜欢军装吧。要是再来一次‘文革’，我肯定是第一个被打死的，为什么？因为我有作风问题呀，我还上过《时代》，里通外国。”

她在自己的一首诗中说中年人才喜欢巴黎，她喜欢美国，喜欢美国电影，直截了当。她说她很快就要到美国去，9月份就会去读书，先念6个月的语言，然后可能去学哲学，“我喜欢萨特，有些东西我看不懂，可有些话我觉得就是替我说出来了。学哲学，因为想知道活着是为什么。”她轻松地笑起来，好像已经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