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的危险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2003年6月25日，抢劫杀害台商宋钰一家三口的犯罪嫌疑人被押回上海闵行区公安局  

被“阴谋论”左右的财富观

胡润在1999年一个投机性的举动，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猎奇与辩论。它将那些长期以来人们隐隐感受到的情绪，以一种集中与冠冕堂皇的方式爆发出来。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的中国人，还不知道该如何与他们创造的巨额财富共处。媒体对富人的窥视，既包含和代表了公众的欲望，也意味着不同阶层间的相互对视和好奇，在这个层面上，它蕴涵着某种更深层的意义。

一名警方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称，针对富人的攻击案件的频率明显增加，“这种类型犯罪率的上升，几乎伴随着中国的富人群体开始被量化和明晰化的过程”。媒体对富人生存和财富的集中关注在过去五年中激起的争论，则多少暗示了我们正身处一个价值转移的时代，实际的运行规则已经改变，我们却不知道如何描述它。30年前，人们通过自己的阶级出身来确认自己、获得荣誉，而现在则依据自己的收入状况来做这些事情。它重新调整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新生的富裕阶层总是与既得权力阶层不无摩擦，又和大多数普通公众相互心存芥蒂——与1982年“福布斯400富人榜”不同，中国的财富拥有者蕴藏的背景十分复杂，获得财富与使用财富的方式是争议的中心。

在“周一男案”的采访中我们发现，对周一男有深入了解的人无不首先想到了“阴谋”，一个简单的“谋财害命”似乎永远难以填充这样一个丰富社会事件的内在景深。事实上，财富招致“阴谋”和“阴谋”集聚财富的印象对映成趣。相当数量的富人流露出对自身处境的担忧，而数量更为巨大的低收入群体则对财富分配不公怀有普遍的愤懑。原因在于，很多财富见不得阳光，其拥有者无法做出有效的解释。“（周一男）一个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普通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拥有上千万元家产，你很难说他的财富安全而可靠。”一名被采访对象在论及周一男满门遇害时说，“更何况，在一个对财富分配方式缺少相应规则并遭普遍质疑的社会环境中，所有人都不会有安全感，不论富人还是穷人”。

与这起周一男惨案相似的还有五年前晋江安海恒安集团副总裁吴世界的灭门案。吴世界及其妻谢秀前，女儿吴淑芬、吴冬红一家四口在安海家中被害，当时，检察机关起诉凶手吴鸿科的罪名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根据吴鸿科的口供，他的杀人动机是为了钱，吴进入吴宅后，劫走2000元及一条白金项链（价值500元）后，又从门后柜子上劫走黄金饰品“金双喜”、“金老鼠”各1块（价值3395元）。但案件仍然疑点重重，受害人吴世界和凶手吴鸿科的关系一直没有清楚结论。一名经办此案的警员回忆说，“在法庭上，吴鸿科对自己的供述，时而承认，时而否认。案发后，警方在勘查现场时发现，吴世界家中房间的橱柜并没有明显翻动痕迹，而凶手在被害人家中呆了3个多小时，并没有翻箱倒柜找寻钱物。在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他在被害人家中都干了些什么？他最后从被害人家中劫走的钱物总价值不过1.3万元，又何至于为此杀害一家4口人？”“吴世界在当地人际关系复杂，凶手被正法后，这起灭门案的种种怀疑，只有猜测。”

“恒安灭门案”还只是个开始，几年后，台商宋钰一家三口也被灭门，凶手抢走白色吉普车、白色钻石手表和大量现金，这起案件的谋财动机因此看来起倒相对单纯，“在上海做电器生意的宋钰在上海市郊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民住宅租住，因为台商背景，在这个鱼龙混杂之地格外显眼，房东和一名外地民工起了谋财之心”。由于财富拥有者在社会结构中位置，此类案件的社会效应迅即被放大。

不安全感和升级的危险

富人的安全感的确正在逐渐丧失。媒体的过度关注让他们由隐秘而浮出水面，他们的财富和所有财富的象征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注意。于是，富人们用豪宅、别墅和封闭的富人区将自己与多数人相隔离。而另一方面，这些安全保障的本身又成为一种身份符号，让他们更容易受到攻击，阶层冲突的危险出现随时升级的可能。

理查德·康妮夫  

一本名为《大狗》的书正在热卖，原因同样是因为它的内容和富人相关，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富人的物种起源”，作者理查德·康妮夫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DISCOVERY频道的撰稿人，他试图为富人阶层的生活习性提供一套解释，他说：“在非洲坦噶尼喀湖岸边的浅水塘里，生活着一种鱼。其中普通雄鱼的颜色是和雌鱼一样的褐灰色，性特征也未发育完全，然而，一旦某条雄鱼通过自己的‘个人奋斗’，征服了它的同类而成为这一群鱼的统领，奇特的变化便发生了，这条雄鱼的身体在一瞬间变成了鲜黄色或蓝色，并迅速发育出性器官，在它脊背的顶端还添加了引人注目的鲜红色，就像正装出席豪华晚宴的男人的双排扣西服上衣口袋里露出的彩色丝帕。”康妮夫的意思是说寻求在同类中的统御地位，是即便低级如小鱼的生物本能，更何况是富人。那些高级生物中的极少部分占有巨大资源的成功者，统御地位包括财富和权力，以及它们的外延，象征财富的炫耀物，它们给生物的生活状态带来本能性的巨大改变。

在数起灭门案的媒体报道中，富人的标识物被异常醒目地凸显出来，如“恒安案”中“地方企业集团总裁背景”、上海台商案中的“钻石手表”到“福田周一男案”中的女友、宝马和奔驰。一名媒体从业人员坦陈，“这类曝光在一定意义又刺激了更多觉醒中的欲望”。

中国面临的多重转型的现实，财富打破了静态的社会形态，使社会阶层的识别变得更加简单，某种意义上又更加复杂，一些共同熟知社会经济潜规则的不同的人依靠不同的商业哲学，都可能获得巨大财富。“各个阶层都正在重新评估自身的安全指数”，北大社会学者熊平认为，在医疗、住房和教育改革后，处于富人阶层和平民阶层的不安全感均显著增加，“富人的不安全感来自未经认同的权力和巨额的不确定财产，平民的不安全感则来自教育与生存”，“而这两种不安全感的碰撞会诱发罪案和让危险升级”。

熊平说，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说，中产阶级是一个平衡财富、保持社会稳定的杠杆。理论上认为，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超过30％，这个社会就会取得相对稳定；超过40％，就达到稳定期。中国现在约有12％的中产阶级，“此时，中产阶级的意义非常”。有调查表明，社会的安全感和社会成员们对于生活质量的满意度成正比，而财富与满意度的关联又是一个那么相对的概念，没有人会对拥有的财富感到满足，财富看上去就更危险重重。毕竟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数字，100个人拥有了中国2％的GDP值，如何合法地积累财富，又如何通过聪明地使用金钱，来减少他人对自己的愤怒，是富人们和整个社会不得不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