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三峡证券操纵股价案调查

（文 / 周一凡）

2004年5月31日，原三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三名高层因涉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在武汉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庄股背后的券商

2000年3月，邓贵安指使李晓春等人，使用三峡证券的7个自营账户和控股的3个证券账户，分别在全国19个证券营业部，先后开设股东资金账户29个，购买深南玻A股票。

2000年3月至2000年12月间，三峡证券利用资产委托、同业拆借、资金拆借等方式累计滚动融资49亿元人民币，并集中资金优势，采取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自买自卖等方式，累计投入人民币12亿多元连续买卖深南玻A（深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0012，现更名为南玻科控）股票，致使该股股价由2000年3月2日的6.41元上涨至2000年12月29日的25.47元，涨幅高达400％。其中，2000年5月11日三峡证券持有深南玻A股票达到2000年最大持仓量，为59755897股，占该股票总流通股的55.76％；2000年12月12日，三峡证券以自己为交易对象，不转移证券所有权自买自卖该股票849785股，占当天总成交量的90.61％，严重影响了证券交易价格。

深南玻是2000年的股市大牛股，让三峡证券这家原本没有多少名气的地方性小券商在股市上一时名声大振。

深南玻1999年亏损1.69亿元，每股收益-0.25元，而2000年净利润达到1.64亿元，每股收益0.24元，业绩骤然上升。2000年2月底，深南玻开始启动，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从5.4元一口气涨到了25.82元。

2000年与2001年，深南玻成为深圳市场股票集中度最高的个股，分别达到92％和89％。在深南玻暴涨后期，其身后有三峡证券之事在市场中已是众人皆知的秘密。在某次深南玻上榜之时，三峡证券的四个营业部齐齐跻身交易量排行榜前列。而深南玻2000年中报显示的十大股东中，仅与三峡证券有关联关系者就有湖北恒瑞科技有限公司、湖北镇伟建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北安丰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湖北正奇投资有限公司四家，持股总数超过4000万股，持股比例超过5％。2001年的深南玻年报显示，三峡证券持有深南玻2273万股，是第五大股东，加上湖北恒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和湖北安丰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持股，持股比例仍然超过5％。

据悉，深圳证管办2001年就调查过三峡证券深南玻股价操纵案，当时对持有深南玻5万股以上的账户都进行了调查，证监会也多次传唤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当时，证监会对三峡证券明确指示：深南玻股票只准买，一股都不准卖。

据专业人士分析，从1999年和2000年的深南玻股票集中度的变化看，三峡证券建仓的时间应在2000年1月，建仓的平均成本在7元左右，如果加上资金利息和拉抬股价成本，估计成本不高于每股9元。深南玻总股本67697.54万股，流通A股10716.60万股，估计投资成本在9亿元左右。当时，三峡证券的注册资本只有1.5亿元，坐庄的钱从何而来？

原三峡证券于2002年5月更名为亚洲证券  

“挪用客户保证金是必然的”，某业界资深人士说。据悉，当时三峡证券签了不少借款和委托理财协议。而三峡证券要求营业部95％的客户保证金都上交总部。后来对三峡证券的审计报告也暴露了这个事实。

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01年12月31日，三峡证券的净资本只有8770万元。由于不具备申请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资格，证监会机构部要求三峡证券在2002年底之前，清理完11.82亿的受托资产。此外，截至2002年5月31日，三峡证券有9.32亿元的柜台个人债务，5.16亿元的机构债务，挪用客户保证金3.63亿元。2002年5月，三峡证券注册地由湖北宜昌迁至上海，同时更名为亚洲证券。证监会在2002年8月22日同意亚洲证券增资扩股的批复中称：“你公司增资扩股所募集的资本金应优先用于归还被挪用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和兑付柜台个人债务。”

自2001年，中国股市进入漫漫熊途。上证综指从最高点的2245点节节失守，当年底就跌去800点。国内证券公司面对突然而至的疾风暴雨，自营和委托理财业务亏损累累，经营状况全线告急。三峡证券自然不能幸免，一直坐庄的深南玻惨遭套牢。而此时，三峡证券经营中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对外投资的公司股权结构复杂，经营状况也很糟糕。

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的三峡证券存在着“部分股东出资不实、抽逃资金和经营上存在巨额债务、不良股权和资金等问题”。自1997年来，三峡证券还大举对外投资，经营领域涉及投资、房地产和宾馆。但这些投资并不成功，一份资料显示，三峡证券的不良债权高达95项，涉及的金额5.7亿元。据悉，三峡证券的许多坏账和债务问题并没有如实在财务报告上反映，而是挂在账外。据传累计亏损超过16亿元。

券商通病

挪用客户交易保证金是证券公司常用的违规行为之一。已经被证监会责令关闭的大连证券就曾挪用了大量客户保证金。2003年12月5日，中国证监会决定撤销成立刚刚3周年的新华证券，有关部门公布的原因也是挪用客户保证金。

受托投资、代客理财也是券商常用的非法融资手段。2003年6月初，富友证券因39亿元国债回购欠账而被中信证券托管，而这39亿元回购余额所需国债现券，均为富友证券以代客理财的名义，以高价从社会融集而来。目前已被行政接管的南方证券，其做法也大同小异。而被证监会责令关闭的大连证券，其做法更是明目张胆，大连证券曾擅自发行所谓的“国债收款凭证”，依靠套取的国家信用，完成了超经营范围、超法定利率的违规融资。

至于因涉嫌违规炒作股票而被起诉，邓贵安不是证券业内的第一人；三峡证券也不是因炒作股票而坠入深渊的惟一一家券商。

2003年11月11日，作为原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中经开）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的姜继增，因中经开涉嫌操纵东方电子股价被押上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早在此前的6月7日，中经开因违规炒作股票等问题已被证监会责令撤销。

2004年1月2日，南方证券被行政接管的公告一经公布，哈药集团和哈飞股份当即出现了连续跌停的走势。

而富友证券的解体，正是因为富友将客户托管的债券在市场上套现后，用于重仓持股徐工科技。然而，从2003年6月2日起，徐工科技连续出现七个跌停板，股价从18.36元暴跌至8.39元，跌幅达54％。随着徐工科技流通市值蒸发大半，富友的资金链很快断裂。富友无力从市场回购国债现券，致使客户托管的债券无法收回，损失惨重。

姜继增在法庭上为自己申辩  

邓贵安其人 

 记者◎王鸿谅 特约记者◎褚朝新

“心照不宣”的“违规”

见到邓贵安是在武汉市第二看守所，一个主要关押罪行重大且恶劣的犯罪嫌疑人的地方。

“年轻得志，有进取心”，1982年，邓贵安大学毕业后进入人民银行湖北分行，1985年直接被提升为正科，次年被提为正处时，才26岁。1994年被派往三峡证券担任总经理，成为当时业界最年轻的高层。邓贵安也是从那时开始接触证券，1995年，邓开始担任三峡证券董事长，直至2002年请辞，历任时间之长，在业内少见。在这次三峡证券“操纵股价案”中，邓贵安最终选择的是有罪辩护。“新《刑法》第182条‘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的条款摆在那里，我还能说什么？”他自嘲对于这款法条的“深刻认知”，完全在被羁押之后。

三峡证券坐庄深南玻（深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0012，现改名南玻科控）的决策在2000年，邓贵安承认最终是由他拍板的，作为时任董事长，他认为这是“由职务而来的权限”。在当时“市场行情看好”和“公司发展需要”双重刺激之下出台的这一举措，被认为“对三峡证券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邓贵安解释，之前一年，也就是1999年，是“三峡证券效益最好的一年，纯利税达到一个亿”。在此基础上“对于公司的发展会有更高的预期”，判断2000年的市场行情依旧“有上升的动力”，而他的预期，是“如果能够抓住机会，一举成功，甚至可以解决所有的历史遗留问题，让公司良性发展”。

这个承载着诸多预期的“机会”，现在被邓贵安表述成“对于深南玻的投资”。当时对这一行为的风险预期，从邓贵安现在的表述来看，只在于经济层面“能否赚钱盈利”，法律层面的问题似乎完全被忽视。邓贵安的心理底线，只是“单一投资比例过重的违规行为而已”。按照相关规定，证券公司有权限开展自营业务，也就是以一个机构身份来投资股票，但同样有规定，证券公司的持股比例一旦超过个股流通股本的5％，必须马上发布公告。在这一点上，邓贵安承认“有失误，没有及时公告”。

邓对三峡证券行为的另一种表述是做庄。如果抛开法条不谈，邓依旧更倾向于认为“不至于到‘违法’的地步”，邓反问记者，“行内心照不宣的事情，你去问问，哪个证券公司没做过？

对于三峡证券这样的券商而言，困惑只在于“违规”和“违法”之间的度量，而对于操控估价这一行为本身，并没有太大异议，因此，庭审局面并没有出现戏剧性的转折。检方指控的三个自然人被告，邓贵安作为最终的决策者，李晓春作为自营业务的具体分管者，都选择了有罪辩护。根据律师表述，他们的辩护努力方向，是“犯罪未遂”。邓贵安的庭审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在“建仓一拉升一出仓一获利”的庄家炒股获利全过程中，被告只完成了坐庄的前两步，2000年9月证监会介入调查之后，“被告非常合作，停止了之后的操作，积极配合调查，没有转嫁风险把自己的获利建立在他方损失之上”，属于“犯罪未遂”。只有总裁李洪尧一人做了无罪辩护，他的理由，是自己虽然名义上是公司总裁，但在深南玻事件上并没有实质发言权，也没有参与具体操作。此外，作为单位被告的亚洲证券也选择了无罪辩护，理由是与三峡证券的关系不是更名那么简单，在资本几番增资扩股之后，亚洲证券占80％以上股权的股东是新增的。而且在案发后，亚洲证券已经承担了三峡证券的民事债权责任，不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

“赔钱”的“庄家”

邓贵安承认，坐庄深南玻最根本的目的还是“想给公司赚钱”。

三峡证券1993年在湖北宜昌市政府的积极争取下筹建，目的是为三峡工程筹资，也是全国惟一一个“三峡工程”概念的证券公司，看起来似乎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但“实际上三峡证券的发展并没有能和三峡工程联系起来”。邓贵安说，“作为一个地方性的小公司，实际的招标融资中很难和大券商竞争。”邓贵安1994年被派往三峡证券担任总经理，而这时候，发展不过一年的三峡证券就“已经有了证券公司都有的问题”，实质归根到底都是资金问题。邓贵安承认，三峡证券一直以来的发展，“都没有能够摆脱遗留问题”，新问题似乎也在以同样方式循环出现并累积。

三峡证券也不是因炒作股票而坠入深渊的惟一一家券商。图为亚洲证券大厅里的股民  

在证券公司传统的三大块业务：投资银行业务（简称投行）、经纪业务和自营业务中，理论上最具有潜质和获益的是投行业务，通俗说就是对上市公司提供整体包装。但邓贵安承认，三峡证券自成立之初，这一块的业务就是最弱的，缺乏相应的人才和“人脉”，“争取不到那些有价值的项目”。经纪业务，也就是作为买卖中间人在每笔交易中获取手续费，是最强的一块，综合排名能到达中上水准，但是因为“营业部的成本很高，每年将近三四百万的投入”，仅仅通过交易量获利，在邓贵安看来，“能养家糊口就不错了”。三峡证券发展至今的规模，是在中等水平徘徊。一般而言，证券公司的三块业务必须分开，尤其是经纪业务和自营业务从资金到人员到管理，必须是两套班子，这也是涉嫌的副总裁从最初的三人缩减为一人的主要原因。

邓贵安计算中最理想的状况，是一次最成功的做庄，利润可高达30％～50％，检方指控三峡证券2000年3月至12月间累计滚动融资49亿元人民币，操控深南玻因此看起来更像是邓贵安的一次豪赌，正如他自己所言，“如果做成，可以把所有的历史遗留问题一并解决”。邓贵安否认了他在操盘中亲力亲为的传言，他说在前期决策之后，并没有参与具体运作，那段时间的主要任务，是“在北京跑增资扩股的事情”。

关于三峡证券在深南玻上的获利，如今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公安机关在侦察过程中请第三方作出的评估，是“通过出仓获利2.8亿元，持仓获利2.6亿元”。这种估算方式没能得到被告方认同，亚洲证券在庭审中出具的一份未经质证的审计资料甚至显示，三峡证券在深南玻操控中亏损8个亿。两种计算方式，三名被告都不能认同。业内人士的说法，则是对于庄家而言，持仓获利并没有任何意义，不等同于实质上的赢利。而另一种说法，则是在深南玻估价拉升过程中，实质获利的是那些“老鼠仓”，也就是那些拥有特定资源、能获得“内幕消息”的特定投资者，跟随庄家的操控，及时出货牟得暴利。2000年9月，证监会介入调查，三峡证券被要求不得出货，维持行情的稳定，业内的说法是“只准买进不准卖出”，当股价被拉升至最高点后回落，邓贵安的说法是，“三峡证券被套”。

蹊跷的是，证管办的调查在双方沟通之后，虽有分歧，但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了下文”。2001年三峡证券走马换帅，邓贵安亲自物色继任者吉可为，自己退居副职，2002年9月，邓贵安请辞，他并不否认深南玻事件的影响，但表述的理由是“太累了，需要休息”。次年8月，深南玻事件再度成为话题，公安方面的全面调查重新展开，直到如今的庭审。

邓贵安有自己的疑惑，他说同期被证监会关注的并不止深南玻一只股票，也不止三峡证券一家券商，但最后浮出水面的却只有他，邓很清楚，他是这个行业逐步规范中“出局”的那个人，“既然被挑中了，那我还能说什么呢？”不过邓贵安叹了口气之后，又另一种感叹，“人走茶凉，也许不退下来，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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