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牧：“站街”站出的明星

（文 / 王小峰）

在日本新宿歌舞伎町的街上，李小牧“站”了16年  

《歌舞伎町案内人》封面  

李小牧，一个现在在日本家喻户晓的名字。16年前，留学日本的他迫于生计，不得不到全世界最大的夜生活场所日本新宿的歌舞伎町打工，他从站在店铺门口发送纸巾开始，慢慢在这个地方找到了自己生存的位置。16年的“站街”生涯，使他对歌舞伎町的五千多家店铺摸得一清二楚，他周旋于这个地面上的黑白道之间，过着高风险的生活，曾7次被人绑架，脸上留下了一处处伤疤。他的自传文学《歌舞伎町案内人》在日本一出版便成为畅销书，一时间成了日本媒体明星，他的经历被改编成电影和动漫……他热爱这个让他饱尝艰辛和享受荣光的歌舞伎町。最近，记者借李小牧回国洽谈出版《歌舞伎町案内人》中文版的机会，专门采访了这个传奇人物。

三联生活周刊：你当初怎么第一眼就喜欢上这个地方，并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李小牧：最初的本意就是为了生活、赚钱，作为一个外国人，又不会日语，只能保证在这种地方能找到自己的工作。在深圳的时候赚了点钱，到了日本，那点钱根本就不起作用，只有靠自己打工，只要有盘子洗就好。可是不会语言，盘子都不给你洗。16年前日本人看中国移民像看怪物一样。歌舞伎町里有很多餐馆，我找的第一家工作就是歌舞伎町的情人旅馆打扫卫生，一个小时600日元。接下来找的几个工作都是在歌舞伎町，可能是那个地方比较容易接受我。打工挣到的钱，能交下一个月的房租和一个月的学费。后来才发现，那么多的游客在这里，如果能做导游，估计他能给我小费，店铺还能给我回扣，比洗盘子和在情人酒店做清洁工更好一点。

三联生活周刊：靠做导游怎么挣到的第一笔钱？

李小牧：我在街头发纸巾做了3个月，大部分是发给日本人，有时候从国内来的人，他们要纸巾我也给他们，跟他们聊天，感觉很亲切。有时候他们会问：这里有什么好玩的或吃料理在什么地方，我会带他们过去，他们会给我1000块小费。我几分钟做这样一件事他给我1000块，我打一个小时工发纸巾也不过1000块，于是我就把发纸巾的工作辞掉，专门做导游。前半年并没赚多少钱，但一个月赚二三十万日元生活费就没有问题了。30万日元的概念相当于我洗两个月盘子。这个工作我觉得有前途，而且很自由。虽然这个工作很不稳定，也许一天赚不到一分钱，但也可能一晚上赚几万块钱。这16年间，我一个晚上赚得最多一次是28万日元，相当于日本白领阶层一个月的收入。

三联生活周刊：日本歌舞伎町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所？

李小牧：16年前，它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恐怖、比较脏，甚至完全就是一个色情区域，街头有很多比较性感的照片。其实歌舞伎町从16年前开始到现在都一直是一个综合性的夜生活地方，包括电影院、迪厅、健身场所及各种各样的餐厅。所谓色情业，按法律规定有许可证的，在歌舞伎町真正做性服务的只有4家，而且这4家也不允许做性交易。比如小姐作陪，按法律规定，小姐不可以坐在客人身边，要坐在对面，帮你调酒，跟客人谈些话题，一流的陪酒女孩是要订报纸订杂志的。我发现一些中国留学生到了日本都会去陪酒，因为这种场合学习语言快，工作也轻松，很容易深入到日本社会。陪酒不等于卖身，也不等于卖笑。

三联生活周刊：歌舞伎町有那么多场所，你是怎么一一摸清的？

李小牧：当我独立做导游时，不到一个月，日本人的压力就过来了。在歌舞伎町，每条街都属于某个流氓的势力范围，你必须交给他们一定的保护费；你不交，就不能站到那里。这个我不懂，所以挨打，追着打我。

三联生活周刊：在歌舞伎町，目前有多少人从事你这样的职业？

李小牧：目前来说有两百人，主要是中国人和韩国人。但在16年前有一个马来西亚籍的华人，但他只为一个店专门做导游。我是给所有的店当导游。

三联生活周刊：歌舞伎町是个鱼龙混杂的场所，你作为一个外国人，怎么去摆平他们的？

李小牧：日本是全世界惟一一个允许黑社会合法存在的国家，所以我跟他们打交道也是合法的，我不跟他们干那些坏事，所以，有个游戏规则就是，他有管街的权力，那我就要尊重他，我跟他打交道是为了我的生意。还有警察，警察也有好坏，跟警察打交道，比如他们要了解一些歌舞伎町的杀人等各种犯罪事件，因为我每天都站在那个街上，当时街上没有监视器的时候，警察就会来问我，我可以协助他们。因为一晚上有30万人的流动量，密集度很高，又是在晚上，所以各种刑事案件也很多。所以我成了警察的眼睛，他们常常找我打听一些线索。

三联生活周刊：做这个工作风险很大，是不是常常卷入一些是非之中？

李小牧：几乎是天天都可能发生，因为夜生活的店铺竞争，无形中会产生很多矛盾，更何况每天这里都聚集很多流氓呢。我跟他们周旋有自己的原则，我不参与其中的犯罪。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遇到的危险中，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

李小牧：应该说是被绑架了。我被绑架很多次，大都是自己的同胞，日本人就是在最近一次绑架过我。有一次在我家里，我被绑架，这也是在歌舞伎町的同胞设计的，我每天回家都开车，他们一直跟着我。他们绑架我就是为了钱。

三联生活周刊：从你刚才谈到的内容，感觉你的工作要忍受各种欺侮，你是怎么忍下来的？

     和儿子在一起  

李小牧：我的忍耐力在什么地方，不是说我心底宽阔，而是我每天能经历那么多事，见到那么多人，本身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加号。如果我没有价值，谁也不会来找我麻烦，这一点我很自豪。但我能应付过它，挨点皮肉之苦没关系，我的鼻子是歪的，脸上有很多疤，都是被人打的。越有危险才越有挑战性，我才能写出我的好作品。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种环境工作，你看到的可能都是人性的另一面。在你看来，哪一面的人性更真实？

李小牧：我觉得人们两面的人性都需要，但另一面的更真实。歌舞伎町都是喝酒的地方，酒后的人言行都很真实。

三联生活周刊：你现在还做这个工作么？

李小牧：还在做，现在有一帮人在帮我做。现在做这个工作的有两百多人，有韩国人，也有来自南美和非洲的，我自己的队伍有11个人。我有一个自己的公司，里面有一个项目，就是做导游，我这个队伍7年前就开始建立了。

三联生活周刊：日本媒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你的？

李小牧：2002年8月我开始出第一本书，书出版了不到一个星期，许多报纸、杂志、电视台都打电话到出版我这本书的书店，要采访我，甚至有很多人到街上找我。其实我只是想把我这么多年的真实感受告诉所有人。

三联生活周刊：当你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时，是不是通过这个来完成你后来想做的事情？

李小牧：不是。我开始干的时候，大约半年后开始能赚到钱，我就觉得我在日本找到了生存的位置，后来我觉得我每年可以结识成千上万的人，这比金钱的价值还重要。在歌舞伎町的平台上，我既像一个演员也像一个导演。我很早就想写这本书，当时电视台采访我，我谈到自己被绑架的事情，出版商看到后很感兴趣，就到大街上找我，要给我出书。其实出书对我经济利益上没有什么太多好处，反而消耗了我更多的时间。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你的书要出中文版，中文版是你自己写还是把日文翻译过来？

李小牧：我的日文可能不到写书的水准，但把书翻译过来没问题。我的书跟“歌舞伎町”四个字联系在一起，国内读者会有误解，其实内容和色情没有关系。我这么多年在日本做人也是这样，我今天回国出版自己的书，我有我的自信，我自己的良心和道德观念不变，我不会用歌舞伎町的色情来勾引人来买我的书。我不是写这些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想在这本书里告诉国内读者什么？

李小牧：作为一个留学生或者普通人，他如果想上进，不管在哪个单位、哪个地方、哪个国家，只要好好努力，行行都能出状元，这就是人的奋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