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三联有约：与陈逸飞、袁鸣对话

（文 / 闫琦）

5月22日，第四次读者做客活动在上海举行，视觉艺术家陈逸飞和东方卫视主持人袁鸣，应邀与三联读者和各界朋友进行了题为“上海的城市性格”的精彩对话。

陈逸飞首先比较了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实际上，我是真的两个地方都喜欢，两种文化都喜欢。我在北京最喜欢看的地方就是故宫外面的杨柳树和城墙。前两天，我参加奥组委的工作，商量主题色，我说最喜欢城墙的红颜色。那么上海呢，是外滩，这两个城市的视觉符号跟视觉形象有很大的不同，也因为这不同，它们很精彩。”

袁鸣从地铁谈到了对文化多元的期待：“我第一次去北京是1989年，非常兴奋，一出火车站就有地铁坐，觉得它是一个先进的交通工具，对它的舒适度等没过多的要求。直到上海有了地铁，我在很多年里一直非常自豪上海的地铁，觉得它更卫生、更干净，也更现代一些，有自动扶梯等东西。后来我去英国，常在伦敦坐地铁，从一百多年前破破烂烂的老地铁，一直到最新的贝克鲁县的地铁，比上海的更现代。但是今年我又坐了北京的地铁，又觉得还是喜欢北京的地铁，喜欢那里的画，虽然上海的广告在大的液晶显示屏上不断播放，拍得都很精致，但因为是由地铁广告公司垄断经营，不像北京地铁可以多家竞争，展和看的方式差异很大。我们上海在讲究速度，讲究效率，讲究便捷的同时，可能失去的是个性化的、具有活力的五颜六色的东西。”

在一个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中，怎样保护这个城市过去的味道、传统，而又能解决市民对生活质量的需求？陈逸飞建议：朋友们有空到广东路三号去看看，它下面是阿曼尼店，二楼是画廊，四楼是最好的法国餐厅，七楼有一个酒吧——一个老建筑今天用一种新理念、一种美学辩证的方式把它重新改造成讲究生活质量的一个生活场所，这就是一个大课题，可以做更深入地探讨。陈逸飞说，因为现在采访我的很多外国媒体，谈来谈去就是上海和北京有什么区别，上海人的生活方式怎么样，弄到最后就是上海人的生活比较小气，或者外面人比较大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概念化也很粗的线条。

袁鸣提出，保护里弄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新天地。可这个视觉符号和所谓的上海的里弄精神又有什么关联呢？陈逸飞说：对于新天地，很多人有很多异议，但我一直在呼吁媒体，它最最重要的功能是人们对这么一个建筑文化的思考，这要大于一般的朋友认为到那里去休闲的功能。实际上它引导在经济上升期人们追求新生活方式的时候，有一个例子去思考。

袁鸣认为，从接纳移民方面，上海还应该多一点兼容并蓄。在北京，可以让各种不同收入、不同背景的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上海可能难一些，好像大家更在寻找某种模式化的生活。比如说在上海的杂志上，从最初的白领生活到小资到现在BOBO，过两三年媒体给你一个生活模式，然后大家都跟着往前走。如果上海多一点允许不同的文化，允许多元化的存在，那我觉得上海还是会有希望。如果新天地好了，我们再去克隆新天地二、新天地三，或者我们大家觉得只有这一种方式。她觉得上海多多少少有这种倾向。

在回答“能不能说上海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比其他城市要高一些？”这个问题时，陈逸飞说：“我认为也不是这样。质量感要看怎样去定，但起码有一点，北京有那么多报刊媒体，有那么多话剧每天在上演，有那么好的电影机制，过去上海出了那么多的明星，为什么现在没有了？我想这些问题并不是一种批评，但你仔细想想，这里面一定有问题所在。”

关于城市的雷同，独有文化消失和重建，袁鸣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不断地被复制一些东西，覆盖一些东西，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看出来什么东西能留得下来。我完全不能想象我生活在具备着1949年之前的上海的那种时代精神。但朱伟却认为，我们恰恰在对城市的不断改造之中，在不断扔掉城市的历史与原有的味道。现在上海不仅破坏了原有的那种里弄文化，而且工业化的痕迹也都在消失，过去有纪念意义的老厂房都在拆掉。他认为，“我们认为欧洲好，是因为那些欧洲小镇几百年都没有动过”。陈逸飞认为，拷贝和覆盖表达了主动和被动的问题，也就是引领者的作用。米开朗基罗成为引领者思维的最后一种理想的实践者，是米开朗基罗做了那么多像西斯汀大教堂一类的东西，才会有那么一批人模仿他形成了一个时代。他忧虑的是我们现在平庸的模仿性很强，大家只要由高速公路从上海到浙江去，就会发现浙江段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屋顶是尖的，然后每过半年一走，上面的圆球越来越多。原来上面有一个圆球，现在是两个三个。因为平庸的复制与模仿，各地的个性化才在逐渐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