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王文澜谈《自行车的日子》

（文 / 苗炜）

自行车——它曾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正渐渐变化，当一本题为《自行车的日子》的图书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它也许会勾起你一点点特殊的回忆。 《自行车的日子》由王文澜（《中国日报》摄影记者）、倪萍（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夫妇合著，王文澜的图片能让人直观地感受到时代变迁，而倪萍家长里短的文字在这个大背景烘托下更显出一股温情。

王文澜说：“自行车能很好地表现出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看到自行车就能心里一翻腾，引起感情上的变化，它就像是家里的一个人，它要是有什么毛病就跟人病了一样，而修车铺就是医院。还有一样东西消失得比自行车还快，那就是缝纫机，它也承载了我们许多生活的记忆，缝缝补补，现在用不着了。”

记者：过去的生活节奏比较慢，现在的生活节奏比较快，这是不是意味着那些美好的瞬间也会变得比较少？

王文澜：不，我觉得美好的瞬间还是一样多，还是看你能不能发现。过去我骑车拍照，看到什么好场景就停下来，但现在我开车，停不下来了。我曾经碰见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小伙子单手扶把，骑车带着他的老头子，另一只手举着个吊瓶，老头儿胳膊上插着针打点滴呢。很可惜我把这样的画面错过去了，没法拍。

记者：有人评价您的黑白片要比彩色片拍得好？

王文澜：我对彩色胶片不兴奋，对黑白片比较亢奋。看到什么东西，首先反映到脑子里的就是黑白片。黑白片的好处是你始终能控制它，在暗房里的操作你一直能控制，不像彩色片你拍完了只能送到图片社去。“文革”时期我开始拍照片，那时候也有彩色胶卷，保定胶片厂出的“代代红牌”，拿到一个就如获至宝，那时候大家都想拍点彩色的，现在大家倒想偶尔拍拍黑白的，这就是时尚的变化。

记者：这本书里最早的一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王文澜：这本书一共有300张照片左右，最早的一张是1975年拍。1967年我开始拍照片，那时候我没想过摄影有反映社会的责任，更多是把它当成情感上的消遣。骑车去颐和园、香山、十三陵玩，拍拍照片。1976年“四五运动”，第一次把镜头对准社会。再后来，我到《中国日报》做摄影记者，曾经以为留给摄影的事不多了，因为“文革”已经过去了，一个剧烈的社会运动已经结束了，而我并没有意识到应该用照片把它留存，觉得没什么可拍的，这真是很遗憾的事。

1982年，我结识了一位美联社的记者，他给我们看他拍的照片，零散着看不觉得怎么样，可后来他出了个摄影集《毛以后的中国》，我一看就觉得后脖颈子凉了一下，日常生活中一些熟视无睹的东西，你把它集中起来，表面很平静，年头越长，内涵就越丰富。那以后，我认识到摄影是一辈子的事，不是半年一年两年，而是跨世纪的，我已经拍了30多年，要拍到拍不动为止，摄影就像个永远写不完的长篇小说。

记者：现在数码产品风行，每个人都能“写自己的长篇小说”，摄影技术还重要吗？

王文澜：摄影艺术有很大的偶然性，很多业余爱好者抓到的东西非常棒，专业摄影师一辈子拍了几十万张，可也许还选不出一张能得到公认的。但摄影难就难在它太容易了，谁都可以拍照，体育、广告、科技这些专业摄影当然需要一定的技术水准，但对记录生活场景而言，技术是次要的，发现的智慧是决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