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289)

（文 / 朱辉 苟德平 刘锋 周东飞 何勇海 乔玉松 钱跃）

杨永明：一辆宝马也不放过

“彩票是一个需要特别爱护声誉的行业，近几年却频出差错。西安彩票事件对全国彩票业的影响不可估量。彩票案不是一个行业问题，由于投资门槛低，是许多阶层百姓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影响面非常广。另外，彩票业依赖公证，而每次“事故”中公证员恰恰都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公证不公正无疑对建立诚信社会是个重大打击。”

武汉 朱辉

环保与夜景：孰重孰轻？

随着近年来重庆旅游业的发展，嘉陵江和长江上的豪华游船也迅猛增加，“两江游、赏夜景”已成为游客来渝必为的活动。这些豪华游船都装上了彩灯，在夜晚看来，成了一道道流动的风景，确实非常漂亮，也为重庆的新面貌添光不少。

前两天笔者陪朋友去玩，却惊讶地发现：游船上污水污物的处理设备非常简陋，游客的排泄物只经过简单处理就排入了江中，而这还是在档次很高的游船上。在简陋一些的船上，更是几乎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了江中。我问船上的工作人员，为什么宁肯花费大量金钱在灯饰上也不愿意在治污设备上多投些财力，得到的回答是，购置灯光设备是市里的要求，目的是突出重庆的形象。笔者就不明白了，在灯饰上都可以如此严格要求，为什么在环保设备上不能一视同仁？须知一个三峡上游的城市，如果没有保护好三峡上游的水质生态，受害最深的就是自身，那时还遑论什么形象？

　重庆 苟德平

要终结常识之下的“规定”

广州储户周某病重昏迷无法说出存折密码，其丈夫廖某拿着11万元的存折却取不出半文救命钱，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在广州某大医院里撒手而去。

昏迷的人不能说出密码，拿着存折、身份证、结婚证等完全可以证实身份，生病住院需要钱，这都是常识。在人命关天的危急时刻，在病人（储户）丈夫的苦苦哀求当中，银行工作人员却还要坚持“按照银行规定，除非能提供密码或者由储户本人前来，否则不能支取存款”，而这条规定在这时候已经是常识之下的规定了，为何还要不折不扣地遵守？为保障储户利益，银行出台一些约束性规定是正常的，但是规定应该合理合法，不能成为教条，更不能远离服务的宗旨。实际上，我们留心一下，稍微有点权势的地方，这类霸道的、常识以下的规定比比皆是。口口声声说你是上帝，却又不把客户、顾客当成上帝。这样百般刁难顾客，是行业垄断、故步自封、自以为是的产物，这种做法危害无穷，后果不堪设想。

　石家庄 刘锋

“终身退市”治不了问题食品

最近，有些城市推出食品卫生安全措施，勒令违法企业退出食品市场，永远不能再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我们的行政执法有爱走极端的毛病，如无大事发生，违法者往往如入无人之境。而一旦出了问题，上级领导批示追查，执法者往往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不仅将相关监管法规用足用尽，甚至不惜“狠招”频出。去年整治网吧，某些地方搞过地址株连、一次性死亡等，受到舆论的批评。作为消费者，我们痛恨问题食品，但是不会因此而赞成对违规企业简单施以“酷刑”，因为其实效让人不敢期待。地下非法窝点本来就处于正常的市场之外，“终身退市”对他们没有丝毫意义；而对于正常企业的问题产品，国外多采用召回制度。其实，对于靠问题食品牟利的企业主来说，在到处招商引资的今天，完全可以关掉这家再开一家。我国食品安全事件接连发生，并非法律或制度的缺位，而是执法监管的缺位。多一点日常监管，才是管住问题食品的最终出路。

湖北老河口市 周东飞

“民管会”要那么多领导干吗？

我国公办学校中的第一个学校“民管会”日前在中国教育学会成都市青羊实验学校产生，拥有“绝对权力”的11名委员，有权决定包括校长罢免在内的一切校务。

看看“民管会”的产生过程，我们就会对这一“新生事物”产生很大的疑问：一是委员们通过等额选举产生，给选择者自由选择的空间太少，很难充分代表民意；二是11名委员包括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发展研究中心教育总监、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领导、所在社区党工委领导、居委会主任、教师代表以及企业界代表等，学校校长也是“民管会”委员，只有两名家长当选，好像只是一种民主装饰。学校最大的利益群体是学生，学校与学生家长之间最易产生纠葛，因此学校民主管理组织中的绝大多数成员理应来自家长或学生。如此民主管理组织，如果也算做“标志着一种全新教育管理模式的诞生”的话，那实在是一种讽刺。

成都 何勇

海科技的定义应以何为本？

近日小灵通漫游在黑龙江被叫停，理 由是按照信息产业部对无线市话的定义：它是固定电话的补充和延伸，漫游不被允许。

目前小灵通漫游在技术上本已不是什么问题，惟一的阻挡来自信息产业部的对无线市话的定义，最终导致这项利民的科技“裹足不前”。科学技术的发展，应用在生产力上，广泛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是科技发展的必然，可是我们却看到了一种不正常现象，科技成果被定义所“谋杀”——小灵通不允许漫游。这个“定义”更多带有计划经济的思维，为的是平衡各移动公司的利益，但最终却以牺牲科学技术，牺牲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来换取。千万别忘了消费者，因为他们才是市场消费的真正主体。

大连 乔玉松

不能承受的考试之重

我去年参加了人事部组织、重庆市职称考试评审中心主持的外销员从业资格考试，三门考试科目外经贸综合业务、外经贸英语笔试和外经贸口语考试均合格。前些天去职考评审中心领证时却被告知：需拿到重庆市计算机等级考试证书后方可领证。我以前是通过了国家计算机二级考试的，便问国家二级证书可不可以，对方语气坚决地告诉我：不行！重庆市今年的计算机等级考试定于十月份举行，也就是说，等到通过考试领到外销员证书已是2005年，这个证书要足足花去我两年时间。而当初在报考外销员考试时，并没有人告诉我们有这项规定，况且我在人事部官方网站上查到的“关于2003年度国际商务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合格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也没有这项要求，不知重庆市做出这项规定的合理性何来？如果仅仅是为了加强对技术人才计算机能力的要求，为什么国家的计算机考试证书还不如重庆市的有效力？而像我这样苦盼了半年多却现今无望的考生，全市有上千人之多。

重庆 苟德平

竟用回扣鼓励医生上交“红包”

扬州市卫生局正在开展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活动，其中一项创意是：实行回扣“红包”有奖举报，如上交红包，将按回扣“红包”总额50％予以重奖。

要有效遏制“红包”这一不良现象，除了要给医生与劳动付出相配的待遇，更要厉行约束监督机制，时刻提醒“红包”烫手，拿了就丢饭碗。扬州的有奖举报，不仅过高地估计了收受者的自觉性，明显地向“次道德主义”折腰，而且不合情理。试想，在缺乏约束和监督机制的条件下，在没人能准确知道医生究竟有没有收和收了多少的情况下，哪个医生会把到手的“红包”让出一半去“充公”、去举报？退一万步，即使医生有上交“红包”的觉悟，那这一“激励机制”激励出的到底是不是和不正之风做斗争？如果医院和医生没有“潜规则”，估计没有哪个患者愿意孝敬“红包”；如果没有完善的约束和监督机制，估计没有哪个医生愿意把到手的“红包”吐出一半。如此看来，这样的创意不是太滑稽了吗？

上海 钱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