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289)

（文 / 困困 于菲菲 布丁 石头）

一根烟买家

 ◎困困 图◎谢峰

今天我像往常一样，点了根烟，边走边抽。在中心广场的滑板道旁边，遭遇了一群英国小朋友。他们人人胳肢窝下夹个滑板，聚在一堆，高声笑闹。突然其中一个小胖子朝我走来，他皮肤雪白幼嫩，鼻尖上点点褐色雀斑，走过来的几步路，脚都是拖着的，一看就是十二三岁的样子。他在我跟前站定，盯着我手里的香烟，用非常绅士的语气极其正式的句型问：“我可以买你一根香烟吗，女士？”我一时怔住，下意识地说：“N0！”立刻又感觉语气过于强硬，赶紧撒个谎解释说：“对不起，我只有这一根了。”他仍不死心，坚持说：“那我买你手里的这半根可以么，女士？”我哭笑不得：“对不起，不可以。”他身后的伙伴一直盯着我们的交易，此时爆发出一阵哄笑，让我感觉，向我买烟是否他们的一个恶作剧。我按住包里的整包香烟，快步走开，笑声一直陪我拐过街角。

我没有将烟卖与他们，是我明白英国烟草零售的规矩：不能向16岁以下的儿童售卖香烟。谙熟此类规定，概因我身为喜爱边走边抽的老烟民，已然成为懂规矩路数熟的“流动香烟售卖机”。我的意思是说，我已经无数次路遇要求从我处购买一根香烟的买家了。此类买家，分了两类：一类是乞丐，一类是说不准。乞丐买家，完全是欺诈交易，他们以买一根烟为借口，要不就讨了烟声称没钱，点上就走；要不就是不但没钱，还要再管你讨点零钱。还有一类就说不准了。走在路上，迎面走过一名衣着整洁、行为正常的绅士，突然之间就会向我提出购买一根香烟的要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烟价是行价——一英镑一根。有时候遇到我恰好卖出的那根是国内亲友邮寄的中国香烟，还会跟买家聊上几句，顺便抱怨一番英国的不合理烟价。而在PUB里，一根烟买家便更常见，最多的一次我一晚上卖出去十根。有时候，PUB买家会顺势坐下，边喝边聊，索性也不卖了，我请其抽烟，他请我喝酒，交个朋友。

一根烟买家在英国如此众多，想来都是英国残酷的烟草售卖控制所逼。先是烟价昂贵，没什么瘾的烟民，干脆就不花大钱买一包了，想抽了，花个零头，别人那儿买上一根解解馋；而烟草零售点，那可叫稀少，一般小PUB里还没卖的，为了买包烟跑趟市中心，不值当，不如路边捉个人，买一根了事；这16岁以下儿童，正规店是买不着烟了，只能寄希望于没有公德的流动烟草售卖机……一根烟买家的大量涌现，终于把四处流窜的广大烟民们培养成了交易经验丰富的流动烟草售卖机。

梦回大马士革

 ◎于菲菲

我在大学里念的是阿拉伯语专业。那一年我上大三，作为公派生去叙利亚留学一年。同去的还有北京和上海另外几所高校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在“9·11”事件后的第二天登上了飞往那个神秘的西亚国家的飞机。

9月的大马士革，整个城市还沉浸在亚热带阳光还未散去的热浪中，明亮得有些刺眼。初到时的新鲜感很快就被身处异乡的孤独感冲淡了，到处是好奇的目光和那半懂不懂的语言。几乎不能上网，电视只有一台黑白的，每个宿舍一周轮一次。时间好像滞住了一样。那时每天最大的精神寄托就是同屋四个人一起做晚饭，我们对此倾注了极大的激情并充分发挥了想象力。从洗菜、切菜、下锅翻炒到最后新鲜出炉往往要折腾两个小时，但我们却从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那被我们称作民工菜的东西就着阿拉伯大饼，填充了我们因寂寞无聊而变得无比空虚的大胃。

下午没课的时候我喜欢坐在大学城洒满阳光的大自习室里，眯着眼睛闻空气中弥漫着的阿拉伯烤肉的味道。看书看得昏昏欲睡的时候就写封家信，把自己在这儿的生活描述得欣欣向荣，充实无比，或者拿出那几本从国内带来的已经被翻烂的小说，再细细回味一遍。

日子一天天过去，每月的13号被我们定为月庆，纪念9月13日到达大马士革并庆祝离回家的日子又近了一个月。冬去春来，在6个月月庆马上要到来的时候，我在大马士革度过了我21岁的生日。暧烘烘的3月，我往背包里塞了张阿拉伯卷饼，外加两根黄瓜，徒步登上了那里的卡斯尤山。站在光秃秃的山顶向下看，我生活了半年的大马士革，她好拥挤啊！一座座灰色的小房子错落着搭在一起，我奇怪这个城市每个角落都有声音，为什么在山顶上却听不到它们的总和。正午的阳光照在头顶，觉得自己颇有些侠客的沧桑。那一瞬间突然想，若干年后我一定会回来，一定会的。

大马士革的5月已经热浪袭人，还有一个月就能回家了，大家都有着刑满释放的兴奋。浮躁的5月，我们已无心学习，整天忙着购物。各种各样的特色礼物，光是想想家人朋友看到它们时惊喜的样子，就足以让我们归心似箭了。

那一年夏天北京的雨水格外的多。临毕业的时候，终于在一个IT公司里找到了份行政兼文秘的工作，后来听说那年同去叙利亚的留学生中，我是为数不多放弃专业的一个。

工作虽然辛苦但却还充实，忙碌起来也不会再去想那些令人烦恼的问题。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抱着这样的信念，我每天欣欣向荣地上班，努力地工作。只是在下班漫长颠簸的班车上，我会想起我的大马士革，想起那明亮的午后，陪我度过21岁生日的光秃秃的卡斯尤山。

世界主义的村子 

 ◎布丁

参考消息上曾经有一篇文章，总结中国人出境旅游的种种特点：爱穿西裤，胳肢窝下夹个包，不太遵守交通规则等等。有个酒店服务员说，中国游客在他眼里充满了神秘气质：他们一般到酒店就关上门在里面呆着，一呆就是半天不出来，不知道在里面干什么。

按我的经验，呆在房间里不出来一般就是在睡觉或者看电视，再或者，几个人聚在一个屋里打牌。这次到马来西亚珍拉丁湾的Club Med，我发现房间里居然没有电视，一打听才知道这是ClubMed的规矩，他们不愿意你留在屋里不出来。一位马来西亚朋友介绍说，这里当年还用珠子充当货币，大珠子是2块2，小珠子是1块1，到了接待处就用钱换上珠子，串成项链挂在脖子上，点一杯酒就摘下俩珠子付账。现在，付账卡取代了珠子。

尽管Club Med在全世界有上百家连锁度假村，名气很大，但珍拉丁湾是我接触的第一家，很有些新鲜劲，村里有瑜伽轮滑高尔夫攀岩空中飞人藤球等课程，想玩都有G.O指导。这里的G.O来自世界各地，据说干半年就可能轮换到别的Club Med去，看样子这是份不错的工作，在马尔代夫干半年再去日本，在地中海干半年再去加勒比海，干上十几年也算周游世界了。 珍拉丁湾的Club Med这一次重新装修开业，从亚太地区请了一大群客人，村里遇见一日本老头，据说已到世界各地的Club Med去过100多次，这一回他被当作贵宾请来。不过，日本团里最吸引眼球的是一大模特，早上起来穿着比基尼在游泳池里拍大片，6个皮肤黝黑的救生员将“大模”托举在手臂上，所有游客都拿照相机出来拍。到晚餐时刻，与“大模”合影的人就更多了。

晚饭之后，村里的中心舞台就变成了个露天大酒吧，大家一起跳舞。有个韩国人介绍他的同伴：“这位，当选过韩国小姐。”我们这边一胖子也不含糊：“我，当选过中国先生。”大家似乎有一种使命感，要证明中国大陆来的客人决不是土包子，跟韩国妞跳舞，跟日本妞喝酒，跟澳大利亚姑娘侃山，不闹腾到凌晨4点不睡觉。我想这样大概就算是世界主义了，地球村这个概念比较模糊，但Club Med每个俱乐部的领导自称“村长”，倒是让他们的度假村更像个“世界主义者的村子”。

这样度过三个“世界主义”的夜晚之后，我感觉自己的境界都升华了，咱可见了世面了。告别珍拉丁湾，到吉隆坡机场，我颇为矜持地在免税店里转悠，一位大马华人服务员笑脸盈盈地迎过来，用广东味的普通话和我打招呼：“老板呀，是不是要买香水送人呀？”

马桶圈治什么

 ◎石头 图◎谢峰

书店里有两个小姑娘，一个正给另一个讲书：有一个教授呀，有痔疮，走到哪都随身带一个“马桶圈”，搁椅子上垫着坐。所以开会的时候，他比大家都高一头，活像会议主持人。衬得那个真主持人，反倒像个小书记员了。

要说用“马桶圈”治这个，虽然有趣，可也不算是新发明。电影《鹅毛笔》把早已声名远播的萨德侯爵进一步播到了中国。这个狂暴的化身，不难想象，也有这个贵恙。整12年坐在监狱里读书写字，发作得厉害，抱怨天抱怨地，写信给夫人：“一坐下后，就很难站起来，每次站起来时都痛得大叫。”他亲爱的夫人便订做了一个垫子和一把中间有洞的皮圆椅给他：“这椅子可以减少你屁股的压力，这样你可以少受些苦。”这中间带洞的皮圆椅可看作教授马桶圈的前身。

其实这主意到底怎么样，实在很难判断。本来么，人所以会得这么个病，全都因为好高骛远，非要两条腿走路，屁股着地坐着。重力作用不可抗拒，这是万物之灵的进化病。上帝说我解放你的手，昂起你的头，立下你的痔。坐皮圆椅、马桶圈或者弄个轮胎，只能解决一时之苦：那么坠着，中间无靠，时间长了琢磨着能好么？等于说整一个白天都在“方便”，这不是帮倒忙么。真想治病还不如练练倒立。

常言道有痔不在年高，无痔空活百岁，古今中外，帝王将相，概莫能外——谁知道呢，如果拿破仑没有急性发作，也许滑铁卢一战胜败就此改写——甚而至于还入了诗文。刘郎不敢题糕字，苏东坡可敢把痔疮写进诗序。俺那东坡受痔疮所累，也不是一年半载的事，他有独特的理论：主人阔，客人就赖着不走，主人家如果空空的，不用赶，那客人自然就走了。所以他一旦发作，天天只吃一点抹了盐的玉米饼，活活把痔疮饿死。东坡晚年最后一次被贬，一下贬到了海南岛，弟弟苏辙也被贬到雷州，正好在路上遇见，相伴而行，盘桓了一个月。暮年相聚，回首前尘，想必是悲欣交集的。立时就要分离，谁知东坡多饮了酒，又犯起痔疮来，“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余时病痔呻吟，子由（即苏辙）亦终夕不寐，因诵陶渊明《止酒》诗劝余止酒”（苏轼《和止酒诗》序）。疼得整夜睡不着，弟弟在一边背陶渊明的诗劝哥哥戒酒。这情景既可笑又有点凄惨，再想想这是他们两兄弟今生今世最后一次相聚，就更觉得酸楚而滑稽……但畅达如大苏，不大会放任自己酸楚，多半只觉得火辣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