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作坊主的困境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刘怀民的个体作坊，延续着几百年的传统工艺。如何摆脱几百年来私人瓷厂的发展困境，是景德镇私营作坊主共同的问题  

刘怀民目前自己经营着一家瓷器作坊。在尚未拆迁的狭窄里弄中穿行，身边废弃的瓷器作坊和正在经营的瓷土加工作坊星星点点，不经意间进入一个残破的木板门，眼前出现一个半露天式的破旧棚屋，这就是刘怀民的瓷坊。作坊左侧还有一个已经很少见的柴窑，边上的木板架上零散堆放着各种半成品瓷。几个工人正在打牌，只有刘怀民这个老板在加工模具。有人笑着说，这是因为他昨天晚上没干活，今天工人就只好闲着。加工模具属于技术活，得刘怀民亲自做。

他的小作坊有七八个工人，厂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末。这里原来是新华瓷厂的厂房之一，后来他接手下来，年租金并不高，整个作坊的投入也就几万块钱。基本设备都是老厂留下的。说着他停下手里的活，引记者到小库房看他的产品——艺术佛像和造型酒瓶。“佛像是香港那边定的，2000块钱一个。酒瓶也是香港一个公司定的，这样喝完了酒，瓶子还可以作为摆设。”刘怀明拿起一个豆青色醉罗汉酒瓶，设计相当不俗。这样大小的酒瓶他卖20块钱，造型相对简单一些的仿古瓷瓶是10块，而香港公司的酒装在他生产的瓷瓶里静静的躺在香港机场的商店里，标上几百块港币的价钱。

由于设备和厂房跟不上，刘怀民的瓷品产量上不去。“我的极限生产能力是最多生产6万个酒瓶，而国内的酒厂往往习惯于大批量低进价进货。国内一个酒厂的订单动辄10万个，每个瓶子只有4块钱。”面对这样的订单，他只能望而兴叹。

在紧邻陶瓷研究所的景德镇为民瓷厂，陶研所的高级工艺美术师简丹租了瓷厂的几间房，开办了“简丹工作室”。除了绘图工具，惟一“昂贵”的设备就是旁边房里的一个价值3万元的小型燃气窑，这几乎是景德镇个体瓷业作坊的标准装备。记者去的时候，简丹正在一块瓷板上上色，她的助手是几个学生。简丹说，这些瓷板是香港最大的一个寺庙定做的，用于装饰天花板的。她指着架子上一个画有兰花的咖啡杯说，这

也是她专门为该寺设计定做的，这个工程属于一个整体性合同，简丹的工作室只是接受了一部分活。与刘怀民的作坊相比，简丹的产品虽然数量更少，但由于基本属于手工艺术品，品质比较高，因此售价也高得多。简丹非常遗憾地说，由于她并没有与客户直接接触，因此获得的利润相对较少，对于她的工作室来说，如何能够打开市场，进而获得直接的高利润订单，比如何扩大产量更为重要些。

景德镇自制瓷业之所以能够延续千年，主要原因是因为地处赣皖交界之处，并非兵家必争之地，相对闭塞，战乱较少。谈到这点，王淑凝认为，多年的闭塞，交通不便，也影响了景德镇人与外界的交流。福建德化和广东潮州佛山，在地理山的位置比景德镇优越得多。加上这些地方华侨多，投资额巨大，非景德镇可以比拟。

据景德镇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历史上福建瓷业曾经多次对景德镇瓷器造成过冲击。若非倭寇长期袭扰，加上郑成功与清兵作战，福建的制瓷业也许能够发展壮大。景德镇有名在于御窑在此。御窑生产不计成本。明清两代景德镇制瓷业的专业化已经形成，不过，资本少、受限多的民间瓷窑最终未能形成大机器生产。

景德镇今天的小瓷窑多达4000个，但这种现实和明清时期有显著的差变。刘怀民清楚的知道，他的致命弱点在于资本薄弱。由于产业规模过小，产能不足，他们错过了许多的商机。

和父亲创立“孙公窑”的孙立新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获得政府贷款，通过政府的经济扶植，将它的品牌推广扩大。“解放前的景德镇有许多名牌作坊，他们就是品质的标志。国营瓷厂改制后，私营陶瓷企业虽多，但却没有产生真正的品牌。我的问题是没有什么可以作为贷款抵押的。如果政府能够用我这个陶瓷世家的品牌作为抵押，如果我破产，哪怕收回这块牌子也行阿。”孙立新无奈地说。当记者问刘怀民，既然他兄弟朋友干同行的那么多，为什么不合股干，他不好意思的笑道：“干不成!我们这里人心不齐，观念还没有那么先进。要是能那样，我可以接的单子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