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桂希恩：以一个医生的名义

（文 / 李菁 许玮）

2004年2月28日，桂希恩获得“贝利-马丁奖”  

“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

桂希恩在很多场合这样表述：发现文楼村(即后来俗称的“艾滋村”)，以及之后参加艾滋病防治，是上天对他的一种眷顾，“如果别人比我先遇到，他们也会这样做的”。“我只是个普通人，那些没做这些事的人只是没有到现场，没有接触到那些现实，人总是有同情心的，我碰巧遇到了这些机会而已。”

1981年，美国发现世界上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当时正在美国进修的桂希恩知道这种病通过同性恋传播后，曾很自信地说：“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国不会有这种传染病，因为中国的传统道德与西方不同。”

时隔18年，1999年7月，在中南医院进修的一位医生因为老家乡亲得的一种“怪病”而向桂希恩请教，桂希恩去这位医生老家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探察，在发现当地病人的临床表现很像艾滋病之后，他采集了5个人的血样带回武汉检查，结果其中两人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桂希恩再赴河南，抽血范围扩大到50多人，发现了儿童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他立即向河南省有关部门反映并提出自己的建议：赶快组织控制艾滋病毒携带者与他们的家属进行控制，同时建立一个爱心医院，收留艾滋病人。

三个月等待过去了，桂希恩没有收到任何回音。而且桂希恩再去河南也遭遇了相当的阻力。在写给当地政府的信中，一向温和的他曾愤怒地责问：“你们这里出了事，自己不管，也不让别人管，这个政府还是不是人民的政府？”

这一年10月底，桂希恩带着他的调查报告到北京，报告直至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手中，李岚清副总理作了批示。“我其实是个很软弱的人，但应该做的事就一定会做到底。”桂希恩只是这样解释自己当时的行为。

最初几次到河南的时候，村民并不理解桂希恩的举动。桂教授用自己行动改变村民的看法。31岁的程金是最早被证实患艾滋病，在村里他曾饱受歧视。他到邻居家坐过的凳子被丢掉，村里人见了他就躲。桂希恩颇费苦心地在村头和程金照了一张握手的照片，让他放在堂屋里最明显的位置，以告诉村里人，一般的接触不会传染。每到一个村子，他都这样一点一滴地向村民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

2001年6月，桂希恩进文楼村送药时候，当地政府派警察阻挠，好心的村民把他藏在自家米缸里，午夜时分才送他上了南下的火车。对类似经历，他极不愿提起细节，“总之，高耀洁面对的压力，我都面对过”。他只是这样淡淡地一句带过。

这一年5月，文楼村几位艾滋病人到武汉求医。他们都是借粮度日的艾滋病人，路费全是桂希恩提供。医院安排5位病人住进一个即将拆毁的旧房里，但仍然遭到邻居强烈抗议。为证明正常接触不会传染艾滋病，桂希恩将5位病人接到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共用卫生间。在并不十分宽敞的三室一厅里，客厅摆着两张床，供病人住宿。每日三餐，他都与5位病人在一张桌子吃饭。

为病人抽取血样，桂希恩也只能在家里做，他也很无奈：“在家里抽血是违反规定的，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艾滋病人抽血是件很危险的工作，一不小心扎在自己手上，就有被感染的危险。有两次在为艾滋病人抽血时，不慎针头扎在手上，他并没有慌张，简单处理后，又为下一个病人抽血。万幸的是，后来化验表明，他并没有因此感染艾滋病。这5位艾滋病人在武汉，共收到20577元捐款，还有价值近10万元药物。5位艾滋病人的到来，为艾滋病的医学研究，提供了详细资料，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事件本身。当时远在美国的女儿知道父亲举动后，曾打来越洋电话：“爸爸，我支持你的行动，我为你感到自豪！”

桂希恩的经济账

没有人可以说清桂希恩到底曾为病患掏过多少钱，桂希恩也坚决拒绝外界任何数字上计算的尝试，因为“这些小钱不值得去算”。

桂希恩的正式身份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主任。在医院采访时，另一个科室的同事告诉记者，她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是，院长在某次晨会上说，“桂希恩从来没有在医院报销过路费”。医院疾病控制处的柳主任告诉记者，桂希恩个人的时间大都用在下基层。如果某地有疫情上报，医院通常会通知一些专家组团下去会诊，但有时桂得到通知后就抽空自费下了乡，然后再跑回来交个报告，说“不用去了，我已经搞清楚了”。

在不少人眼里，桂希恩是位“怪人”。通常他拒绝报销外出调查的费用，他的理论是：“这是我喜欢的事，我愿意做，就像人家出去旅游，也是自己出钱。”所以如果不是疾控处有时坚持帮他解决路费，这笔钱就是他的个人支出。据说医院的财务上从来找不到一张他报销差旅费的存根，接受义诊的人在他自费来看诊后连请他吃饭的机会都没有，同去的副手也只能在事后老乡的感谢中得知他那些私下的资助……从1999年到现在，他接触过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不下500人，以他的一贯作风，这些人几乎都受到他的帮助，至于那些人的亲友、孤儿等等根本就没法去算。每次这些人来，他就会自费让他们去做检查，光这一项就差不多是300块一个人。

不过在采访中向他核实类似事件，桂希恩都不假思索地予以拒绝。还是医院的同事讲了一个小插曲：1997年夏天，桂希恩到湖北荆州某村例行调查，看到当地惟一的水塔坏了，村民生活用水都在有钉螺(血吸虫的传染源)的河中。他非常着急，回武汉后，自己掏出一万元存款来修水塔，并没有将此事告诉任何人。一年后，再次到该村时，看到损坏水塔依旧如故，村民怨声载道，这笔钱不知被用作何处，桂希恩回武汉向医院纪委投诉，此事才为人所知晓。

在此次关于桂希恩得奖后的报道说，他资助了58个孤儿，不过其中有一部分钱是马丁出的。医院同事说，关于桂希恩资助儿童的数量其实难以计数，有一次他们去随州，在一户农民家有两个痴呆儿，桂没作声就把地址详细记下来，随后暗地里给予捐助。诸如此类的事，桂希恩从来不对外人提及，都是同事们后来偶然从老乡嘴里知道的。桂希恩用在艾滋病上的钱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按他自己说，“其中超过2/3都是来自我的家族”。

桂希恩的金钱观，恐怕是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许多人不能理解和接受的。医院宣传部的工作人员给记者提供这样一个细节：来自河南的艾滋病人程金到武汉治疗期间，住在桂教授家里，看到桂教授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心里很难过。在离开武汉前，程金特意将武汉记者捐献给他的一件崭新的衬衣，悄悄压在桂希恩的枕头底下。

2001年5月，桂希恩将5名艾滋病患者接到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用行动证明艾滋病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怕，艾滋病人需要关怀  

很多熟悉桂教授的人说，你只要到中南医院，看到一位穿灰衣服，大约有1.80米个头的医生，再看看他穿的是布鞋，那肯定就是桂教授了。在医院，桂希恩给人的形象是总是穿几件陈旧的衣服，骑一辆破单车。每次去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汇报，为节省1.2元的车费，即使七八站路，他也总是骑自行车前往。

对每个得到帮助的人来说，这些钱的意义是具体的，桂希恩说：“我吃喝不愁，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桂希恩说，每月打在他个人账户上的工资，除了取出四五百块的生活费以外，剩下的钱，只要病人有需要，他就随时去取。

对一切需要他帮助的病人，桂希恩“成本核算”。科室的一些同事尊敬他，但并不是每人都能拥有他在医德与个人利益选择上的果决。桂希恩的存在，意味着感染科收治病人的结构中一定会有艾滋病人。他们的存在，除了本身只能向他们收取低廉的治疗费外，对科室经济效益的影响更大程度上表现在病源减少，谈及此事，一向坦然的桂希恩突然有了几分不安：“其实这么多年我对科室的同事是有愧疚的，因为我们科室的奖金在医院里是倒数第几。”在这个经济效益为先的社会里，赚钱的能力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但是“在医院赚钱是在病人口袋里拿啊，我不忍心”。

“我选择合作”

桂希恩与高耀洁，可以说是民间抗艾滋病的两位标志性人物。这两位在艾滋病战线声望颇高的人士无论在公开还是在私下场合，彼此都给予高度评价，“我非常敬重她，她做的事情相当了不起”。桂希恩这样评价高耀洁，但同时也坦率地说，“我跟她的某些想法和做法有些不一样”。

高耀洁在谈及桂希恩时曾评价说：“他不像我，什么都讲；但只要他讲出的话，就不是假话。”比照高耀洁相对激进的方式，桂希恩更希望采取一种合作的方式来帮助，尽管这种合作的达成往往困难重重而待以时日。

第二次采访桂希恩的早上，有外地病人来办公室找他，这位病人是因为外出打工时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她想过和医院打官司，我向来是这样的态度：同情病人但不主张打官司，从前社会对不起他们的地方现在可以通过政府和社会的救助来弥补。”桂希恩说，曾有一个患者和县医院打官司，医院败诉以后的代价是一次性支付320万元，以后每年赔偿患者40万元，而这个医院一年的收入才900万元，这样的医院一打就垮。“在很多偏远的县市，惟一的大型医院关了门，就会有更多危险的卖血渠道泛滥开来，依此恶性循环，后果不堪设想。”

桂希恩很早就认识到艾滋病早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医学范围，患者构成的复杂，感染原因与社会行为的直接联系，让他深感对艾滋病的防治不仅是人道主义的体现，更是社会公正和安定的需要。在他看来，为防治艾滋病的民间奔走，最终还是为了完成自下而上的政府支持。

“前几天，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颁奖典礼播出的时候，就在她收养孤儿的那个村，居然掐断了高耀洁出场的画面。我想政府认识这个问题的过程还是需要时间，国家也不可能这么快的速度解决所有问题。”桂希恩坦率地说，“艾滋病问题如果没有政府主导，单靠民间人士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一定要靠政府。”

“我不愿正面冲突，这样可以保留去一线工作的机会，和一线的农民、医生交谈，可以了解具体的问题在哪儿，从上到下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这样对促进工作的开展有好处。”在2月28日的颁奖礼上，桂希恩精心准备了一个长过半小时的幻灯片，一向不善与政府打交道的他很乐意在这样的场合，向政府官员宣传防治艾滋病的紧迫意义。

桂希恩的精神世界

在采访桂希恩之前，曾在一篇报道上得知，桂希恩的身世有些特别：其母亲是美国人，祖母是法国人。但在采访中提及这个话题时，桂希恩只简单地表示自己身上有八分之一的国外血统，这一点也从他微蓝的双眸中得到证实。“母亲结婚后一直生活在中国，活到96岁，曾经当过全国三八红旗手。”另外，桂希恩透露，武汉大学至今仍有以其父母命名的奖学金。

据一位武汉大学的资深老教授介绍，桂希恩的父亲桂质廷，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现在物理学院的院门上还挂着桂质廷的照片”。记者在网上的一份关于中国科学家的介绍上看到，桂质廷早年在康奈尔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在普林斯顿获博士学位。桂质廷在康奈尔大学就学期间，结识美籍华人许海兰，后许海兰放弃美国国籍，来中国与桂质廷结婚。文中介绍：“解放战争后期，有美国朋友来信劝桂质廷出国，并为他找到了工作，他回信谢绝，坚持留在国内，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抗美援朝时期，桂质廷夫妇坚持让留在国内的女儿参军。1978年许海兰出国探亲，不顾海外四代93名亲属的挽留，以八旬高龄，毅然返国。”

武汉大学的这位资深老教授介绍说，桂希恩的母亲许海兰生前一直担任外文系教授。提及许海兰，这位老教授自始至终充满了尊重与敬佩，“她做了很多好事”，这位老教授提及，当年武汉大学不少老师被打成右派，他们的子女无人照料，许海兰每月领到工资后，就来救济这些父母被划成右派的孩子。“这些右派老师后来平反后，许多人要感谢她，但她不接受。”桂希恩的同事告诉我，在他母亲过世前，每次去接住在武大的母亲，他都用他那辆旧单车载着后座的母亲一路沿着东湖回来，这一定是一幕温馨的画面。

在桂希恩的带领下，几位艾滋病患者与武汉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们见面，给学生们讲授了一堂教学课  

或许是这样的家风家教使桂希恩淡泊名利，有了超越名利的精神家园。“父亲如果在世，他们会鼓励我的——我只能这样说。”1960年从武汉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桂希恩自愿到青海工作，一呆就是16年。“去青海之前，我征求父亲意见，他鼓励我未来的生活要自己把握。”

让桂希恩手下的医生来评价他，大家用得最多的形容词就是“圣洁”，甚至有人说他“生活在毛泽东的时代”。当问起现在的学生是否愿意和他一道做艾滋病等公益事业时，他的回答简短，有还是有，但已经比较少了，“他们的价值观念跟我们不同，现在的外部环境和我想教给他们的也不一样。所以我从来不勉强他们”。

与桂希恩交谈，会发现他的语调自始至终地平和，社会对其承认与否、褒奖与否，对他而言似乎并不重要。面对桂希恩，一个问题一直纠缠心中：桂希恩所做一切的精神动力之源究竟是什么？桂希恩自己也感觉奇怪，“为什么很多人都以为我是教徒，其实我不信任何宗教”。除此之外，他没有作任何正面解答。

但是采访中的一个细节至今记忆犹新，谈到钱的时候，桂希恩突然饶有兴致地说要问记者一个问题。他说他去香港时看到了一个烟囱，把它拍了下来，回来问自己的学生。“你知道这个烟囱是干什么用的吗？”他紧紧地盯着记者，然后说是烧旧钱用的。“我就一直想，要是哪天全世界的钱都像这样烧光了，就有多好。我跟别人说，人家都觉得不可能，但我还相信也许可能有这么一天。”至于为什么要烧掉这些钱？他回了一句，“我相信巴尔扎克有句话，‘没有一个作家可以写尽金钱的罪恶’。你看那些让人得病的，不就是金钱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