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人为引爆的山西灵石煤矿

（文 / 朱文轶）

“2·5”灵石矿难让整个村落哀云笼罩（潘文龙 摄）

灵石县含煤面积达86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71.3% （潘文龙 摄） 

矿难

没有幸存者

即使在没雨的日子里，从灵石县城通往王禹乡回祖村的30公里山路也不好走。冬天光秃的吕梁山脉看起来贫瘠，却不时有黄土从山坡上脱落下来，裸露出里面黑色的东西。县矿业局的肖保林一再回避谈论灵石的煤和矿，只是只言片语地告诉记者，灵石县的煤层浅，挖几米就能见到煤，长期以来这里的村民就有自采自用浅层煤的习惯，加上灵石山高沟深，“'私采滥挖’在山村里成了生计的一部分”。

邻近回祖村口的一个土垛前是一个孤零零的花圈，这是个新坟，死者是“2·5”事故的遇难者之一翟宏雄，回祖村人。这天中午，回祖村村民翟勇刚盛了碗酒到坟前坐了半晌，“我来陪陪他”，他说，翟是他从小的玩伴，因为人长得矮小村里人都唤他“小疙瘩”，但心肠却好，去年刚讨了个媳妇，“喜酒喝了没多长时间，这人说没就没了”。

村里几家死者的家属正在请帮手在村外搭设灵棚，按照当地习俗，“横死者”不能入家门。几个村民在自家门口燃起一堆堆柴火来驱散“阴气”。

被土制炸药的烟熏得黑黑的矿井口努力向人再现了2月5日凌晨恐怖的场景。因为爆炸的详细原因仍在调查中，现场被封锁起来。事发第二天，四川籍遇难工头游维富的老婆唐英秀一头撞开把守的武警，要下井去“见丈夫”，被人死死地拦住并架起来，混乱中擦伤了手。井口两台鼓风机正在井下鼓风，目的就是要把井里的有害气体排出去，在现场指挥救援的山西省煤炭工业局副局长阎文升说，这样救护队就可以下去搜救了。没有人在这场灾难里侥幸生还。“没人知道5日凌晨的几个小时内，井下究竟发生了什么。”后来，翟宏雄的哥哥翟宏雄对记者说，他声调平稳却神情木滞。

最后的遇难者在9日凌晨被救援者发现。“井里光线灰暗，炸药的气流让一些矿层垮塌下来，我们那天下井后摸找了很长时间，才隐约地看到一个人被一块大石头压住了，是腿部。”搜救队员程平利说他后来出井才知道自己在里面呆了三个多小时，“那块石头太沉，根本没办法挪动，冬天又冷，最后万般无奈，我们又上来，找了千斤顶，逐步把石头顶起来以后，才把下面的尸体捞上来。”

程说他从来没有距离死亡如此之近，每找到一具遗体意味着矿难的遇难者又增加了一名。“井下的变化是比较大的。一氧化碳比较大，一会儿高压，一会儿低压，三组抢险队要轮流下。被炸后的井下垮得比较满，基本上只能爬过一个人去，而且井下经过多年的开采，规范程度也不高，矿道里面发现了3具尸体。随后又进了第二个跨度站，靠前将近七八十米的地方一共找到17名遇难矿工，接着往前又找见了3个，经过四五个跨度站，人被陆陆续续地发现。”程平利说，“我从1一直数到了29。”

据说，最靠近井口的17个遇难者中有16名矿工面部朝下，面色青紫。阎文升说，他们多数死于爆炸后“一氧化碳的中毒窒息”。

23个客死异乡的人

躺在王禹乡卫生所里挂点滴的唐英秀，把脑袋撂在一边床沿上，嘴里不住地念叨故去丈夫游维富的名字。在这群死难者中，游维富是工头，唐秀英是第一个赶去出事现场的。要不是这场意外，两口子的日子在这群人里是最好的。“要是没有来回祖村就好了。”唐英秀嘴唇翕合着。这个不幸的女人不光失去了丈夫，她的哥哥也葬身井中。

围在她四周的遇难者家属帮衬着你一言我一语地讲，他们的打工方式和“游牧”差不多，游维富原来带着这帮矿工一直在王禹乡的另外一口柏苍矿采矿，干了两年后，因为巷道已经被挖得足够深，井下的水很大了，凭粗糙的手工挖掘方式，矿工们没有太多的工作面可做，算下来拉一车矿没几个钱可挣，就打算另投门户。“通常都是这样，我们在一个小矿住个两三年的日子，就得换。”一个小个子冒出来说，春节前，他们听说回祖村的煤矿要人，便举家搬迁过来，结果“铺盖卷都没睡热，就出了这档子事”。

这些遇难者几乎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四川中江县回龙镇朝中乡。这个有127万农业人口的劳动力大县不断向周边城市输出劳力资源，灵石是其中之一。抢着说话的小个子叫李宝全，朝中乡泥瓦匠。他的堂兄蒋飞七年前就来这里的矿上做工头，这次回祖村的活就是蒋飞通过李宝全介绍给游维富的，去年底，他把嫡亲兄弟40岁的李代国和21岁的李阳介绍到游维富手下打工，弟兄俩在这次事故中双双遇难。

18岁的陈明超是最小的死者。他的母亲拿着孩子的照片连夜赶到灵石，她说，两年前陈明超被他的三叔带出中江县打工就一直没有回过家，“到现在，儿子长成什么样了我也不知道”。陈的三叔肖勇前同样没有逃过这场劫难。几年前引荐肖勇前来挖矿的是他的远亲唐永刚，而唐是游维富的外甥。2月11日，唐永刚和肖勇前同母异父的两个哥哥李益久和李益后在政府安置死者家属的王禹乡卫生院相见时呆愣了半天，面面相觑。“没办法，大家就是吃的一碗饭。”李益久长叹了口气，对记者说，这场飞来之祸留给朝中乡16个寡妇。

游维富们“游牧”打工的矿无不是被一再关闭的“黑窑”。矿工介绍，进大矿要凭关系、看能力，他们想进也进不去。而唐永刚说，小煤窑工人的收入一般在1500～1800元/月，这不光比在家种地划算，甚至明显高于国有大矿，这是每个人愿意拿命冒险的主要原因。只是当初没有人能想到，要了他们性命是“原本井水不犯河水”的汾西县陈家垣村煤矿和那个“八辈子打不上交道”的工头庞龙虎。唐英秀硬撑着从床上坐起来，恨恨地说，“我杀他的心都有”。

“出事的前一天，也就是正月十三的晚上，井里已经炸过一次。”唐秀英清楚记得那个时间，是因为那天矿工基本上到齐了，白天唐还专门赶了个集去给工人把矿灯、矿铲、洋镐等井下作业工具买齐了。“凌晨3点钟左右，我哥唐金全急匆匆地敲门，说半小时前，因为矿井挖通了，陈家垣村那边的人通过相通的口摸了过来，用双管猎枪把我们的人逼在墙角，然后布置炸药，将这边的巷道炸垮了。”“我怕出娄子，白天维富回家后，就让他别干了，他想了想，说再干一天，把被炸的道清理一下，往回拾些漏矿，顺便给大伙算下工钱，就换地。”

村民翟勇刚告诉记者，事实上这两个煤窑实际上早就贯通，为了阻止对方到自己的矿井里采煤，双方摩擦不断，“原来在这个矿上打工的都是回祖村人，但村里人觉得这样下去迟早要出事，去年都换到其他矿上去上班，老板这才四处托人找一些外地民工补充劳力。”“只是没想到冲突会这么突然。”据已被公安机关控制的陈家垣村煤矿的工头庞龙虎交待，2月3日他买了5箱土制炸药、6袋引线，当晚派陕西籍民工吴某等4人把炸药、雷管安置在坑口内，之后便引爆炸药。晚上12点，矿主回祖村委会主任甄毓秀带着22名四川民工与回祖村的5个村民下井，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知情人说，陈家垣村煤矿矿主、村支书陈建华不久前迁居美国。

2003年4月6日，在贵阳市郊县一家据称已有合法开采合同煤矿的小厂上，工人没有任何防尘措施，权益保障令人担忧  

2004年2月7日，工作人员下井组织搜救  

被土制炸药的烟熏得黑黑的矿井口  

煤祸

回祖村的恩恩怨怨

翟清雄晃晃地从家里走出来，习惯地伸出左手，拉着记者不放，这是一双干裂的黑乎乎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让人感觉到沙砾的摩擦感。这时候，记者才注意到他的右腿有点跛。翟是死者翟宏雄的哥哥，他比弟弟下井更早，在矿下做了13年，一直干到去年那条腿折了。“要不是它，我也在那儿了”，翟清雄指了指自己的腿，又指了下弟弟埋葬的方向。

翟清雄说，也是在这个被炸的矿，“去年五六月份灵石县关闭所有乡镇小煤矿，甄毓秀的这个矿关了，他还被拘留了6天，但好像没过2个月矿就又开了。废弃一段时间的矿已经没法作业，我们都被甄毓秀叫去清理巷道，矿开了好几年又被炸过许多地方都松动了，我往外拉煤碴的时候，一块大石头从6米高的地方掉了下来，把腿砸断了。”“到现在，6个月的时间甄毓秀一共给了我1000块钱的医药费补贴，我光住院就花了8000多块。”7000块钱的债，翟清雄仍然没有能力去还，他说，我残疾，弟弟又死了，这债要背一辈子了。人近中年的翟抱怨了半天后又自言自语地不停说“认了”，“认了”，“村里人的确离不开这煤哟”。

据村民介绍，惹下祸端的这个矿在90年代初是村里的集体矿，它和发生冲突的邻县汾西陈家垣村矿同属一条矿脉。翟清雄说，甄毓秀一开始就在这个集体矿的一个通风井挖矿，当时勘探有六七千吨余煤，但因为两头挖，甄的速度又要更快，村矿的主井没挖多长时间就报废了。“甄毓秀就以村长的名义，索性将矿以7万块钱承包给了村民任占江，名义上是任占江承包，实际上则是由他经营的。”

“2·5”恶性事故的真正祸根源于甄毓秀与陈家垣村村支书陈建华的一笔交易。刘长富(化名)头上仍可以看得见一条4厘米的疤痕，他是曾在陈家垣村煤矿干过的一名工头，他告诉记者，疤痕是在一场矿下的械斗中落下的，之后他就不干了。他说，一年前，两个村的矿工在井下已经互相听到了对方开采的动静，陈建华便和甄毓秀商议，这个煤层由他来开，条件是他以替回祖村修窑洞为由给甄一笔钱，“甄毓秀当时见煤矿越来越深、开采难度越来越大，没有太多利润可图，便和陈建华达成了协议”。不料没过多久，煤价便疯一般地涨，甄毓秀大呼上当，私下毁了这场君子之约，又组织人下矿采煤，“巷道打通后，双方的冲突就开始升级”。最终，29个矿工的生命成了这场矿主积怨的代价。

“甄陈”还不是回祖村的惟一矛盾。红色铁门紧闭的甄家大院在回祖村错落着的一排排青灰色窑洞中间格外突出，村民们说，村长开的车他们不认得，不过大伙都知道他在城里还有一套房，每天来回于两地，村民的印象里，甄毓秀的连任并没有经过他们的表决。“不过，真的表决，估计也没人敢反对，因为村里每户过冬用的几十公斤民用煤能不能按时到户，要看他的脸色。”翟清雄说。谈及甄毓秀，多数村民言辞闪烁。

煤炭工业协会会长路德信说，在这些地方，“基层权力与煤矿开采权是共生的”。据了解，在距离灵石县几十公里的霍州市靳壁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有人通过大量收买选票当选为“村长”，1人仅买选票就花了12万元。而采访中，关于回祖村村政的传言也林林总总、虚虚实实。

越来越少的矿、涨价的煤

每当途经灵石的火车呼啸而过时，记者在入住的宾馆内都能感觉到房屋的强烈震动。肖保林解释说，挖了这么多年，“下面有地方真的空了”。还有更糟的情况，灵石的一些地方已经能看出路比房子高，“一些东北矿业城市出现过的地面沉陷在灵石也有苗头了”。回祖村和陈家垣村交界处的一些村民就住在“像鼓一样的矿层”上方。虽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

煤被越挖越少。而因为去年频发的煤矿事故，山西省从去年已经关停了全省的小煤窑。此次整治力度之大前所未见，山西煤炭经济状况的专家、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董纪斌接受采访时说：“在1998年以前，1997年底，山西的乡镇煤矿总共有8113个，到去年底已经关闭了5927个，目前山西还在生产的小煤矿、乡镇煤矿有4000个左右，省里计划在2005年要把小煤矿的数量压缩到1500个左右。”

“小煤窑一直占全国原煤总产量的41%。从山西来看，拿掉5000多个小煤矿，压缩的产量是1亿吨左右。”路德信说，从宏观调控来说，它对煤炭市场的转暖，煤炭价格的提高无疑有利。但政策却刺激和加剧了煤矿产业上游的争夺，“有暴利的空间，小煤窑便有死灰复燃的冲动”。

煤价正在升高。外运煤炭每吨平均售价比去年同期上扬10.44元，而且许多人都是提着现金来买煤，甚至有预付了半年款都没能买到煤的。在灵石，1998年的时候煤价只有35～40元/吨。去年初的煤价涨到150～160元/吨。到了去年底，煤价就变成了180～200元/吨。市场上的销售价也由170元/吨涨到180元/吨、190元/吨、200元/吨、220元/吨，每年的同期增长超过100%。肖保林承认，很多小煤窑不仅顶风上，而且白天干、晚上干，“捞多少算多少，抢多少算多少。”

根据记者的调查，普通小煤窑年产煤2～3万吨。矿工数量20～30人左右，每人的年工资约为2万元。他们每人每天可以挖3吨煤。一个30人的小煤窑年产量约为3万吨，按照正常价格60元/吨计算，销售收入约为180万元。矿主们购买设备、支付矿工工资的支出约为100万元。1994年国家税制改革，9%的增值税率与1994年税改前3%的煤炭产品税相比，税率上升了6%，增加了两倍多，对大矿来说，这是不小的一项成本，但小煤窑不需要。“在相同的煤价下，它能挣更多的钱，一年80万元并不是个大数”，一名矿业经营者说，“一些小煤窑由两班倒变成了三班倒。”

回祖村的甄毓秀的煤矿和陈家垣村的煤矿就是在这些小煤窑之中。

层层传递的财政压力

人们在担心灵石会受到关停小煤窑的影响。因为从2月10日起，山西要集中3个月时间进行新一轮整治。

对于灵石来说，煤就是经济，它的命运掌握在煤炭手中。一位官员抱怨说：“每次整顿，我们的工资就要少发。”肖保林说，灵石县含煤面积达86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71.3%，备录在案的乡村煤矿132座，年产原煤1000万吨左右。煤炭收入占到GDP的70%左右。这里缺乏一种多元的具备成长性与可塑性的城市经济体系。煤是灵石经济的支柱。

新一轮的关停下，132座煤矿将全部成为目标。记者在回祖村的几天，周边一些一证多井口和不具备安全生产能力的小煤窑已经被陆续关闭，井口被炸毁，道轨被拆除，绞车屋被推倒。灵石的相关官员甚至在深夜1点钟出发，去各个矿井巡查，他们还要接待省里、市里下来的检查小组。一些地方官员感情复杂，从政治前途的角度他们非常乐意退出，而从经济利益的角度他们又非常明白地方财政将遭受怎样的冲击，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记者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最大的政治就是经济的发展”。

他计算，在这个小县里，有6000人吃财政饭，按照每人每年10000元工资计算，全县1.363亿元的财政收入中的60%已经被吃掉。如果提供86%财政收入的小煤窑不能复产，灵石县的财政马上就会破产。乡镇长们想到的更复杂。“没有小煤矿，乡镇财政从哪里来？乡村公路谁出钱修？乡村小学校舍谁出钱盖？教师工资谁发？没事可干的青年农民会不会成为社会治安的隐患？靠田里玉米和小麦的种植，农民不光吃不饱肚子还得赔钱，农民增收问题怎么解决？”

董纪斌认为，问题重重的小煤窑在制度安排上根源于基层的复杂纠缠的利益保护，“一个村里有私挖滥采，村长不会不知道。一个乡里有这个情况，乡长不会不知道，但是为什么视而不见？就是其中有他个人利益或者小集团的利益，就是乡财政的区域利益。”“在农民、矿主和地方各级官员之间，业已形成一条需求与供给的利益链。”

通往回祖村的盘旋山路上，有一个叫“富家滩收费站”。它控制了王禹乡和团镇乡两条向外的煤炭运输通道，而这两条道并没有像样地修缮。这条先前被运煤车挤满的道路现在冷冷清清。收费指示牌上标示着三种货车的收费分别为15元、20元和50元，据当地人估计，以前每天通过这个关卡的拉煤车在近千辆次以上，而这个由县交通局设立、没有正式批文的收费站已经有了将近20年的历史。2月11日，灵石矿难被媒体曝光，这个古老的收费站悄悄地撤走了。这成为关闭小煤窑前，最引人注意的一件事。

2003年4月17日，在山西古阳镇矿难中，6人幸免脱险，14人被困井下，图为工作人员从矿井下抬出遇难者  

资讯

中国煤矿事故

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2003年矿山事故的统计数据：

这一年工矿企业共发生伤亡事故11402起，死亡12554人，其中各类矿山企业共发生死亡事故4395起，死亡7592人。

统计报告证实，矿难实际涵盖了整个煤炭及非煤矿山行业，并不再仅仅局限于乡镇个体矿井中。在所有矿难中，煤炭企业占46%，非煤矿山企业占15%；在煤炭矿山企业伤亡事故中，国有重点煤矿占13.8%，国有地方煤矿占18.4%，乡镇个体煤矿占63.4%。

吏治治矿：煤矿安全的制度安排

中国矿山死亡事故已成为仅次于交通事故造成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2月8日，山西灵石煤矿爆炸案的余波波及到了地区高层官员。对煤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组织领导不力的吕梁地区行署副专员金建中被撤销其党内及行署副专员职务。在吏治治矿的历史上，作为被问责的官员，金建中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小煤窑牵涉到地方的各种利益  

在目前这样煤炭货源越发紧张、价格持续走高的情势下，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省长刘振华仍然在不同场合坚持强调，虽然“城乡用煤高峰即将到来，煤炭市场将趋旺，但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采取过硬措施，严格按照规定的标准、范围和程序进行验收。”这两位山西省高官曾以SARS为例，说要“像防治SARS 一样抓煤矿生产安全”。在山西，这种“防矿难犹防SARS”的问责，就记者的了解，已经由危机情势下的临时性安排进一步过渡为“制度”。

刘振华介绍，去年10月，山西省《关于对违反矿产资源法规责任人员党纪政纪处分的暂行规定》正式实行。“除对市、县、乡、村四级负责人的相关责任进行明确划分外，还规定将对违反矿产资源规定的当地行政负责人进行最高至撤职的处分。处分的依据，将不再像以往是根据已发生了事故，而是只要出现擅自开采，就将依此问责。”《规定》把对干部的监察问责落实到每个月，在乡村甚至是5天。

1999年国务院发布了104号文件，批准中央编制委员会、国家经贸委、国家煤炭工业局关于改革煤矿安全监督管理体制的方案。这意味着我国煤炭安全生产的监管体制的构建，“它给吏治治矿下的制度安排设定了基本的框架。”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监察专员石少华接受采访时说，“这个框架的基本点就是行业管理和安全监察执法相分离，官员问责。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作为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负责全国煤矿安全监察和行政执法。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在全国20个主要产煤省份设立了垂直管理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在这20个省的68个大中型煤炭矿区，又设立了68个煤矿安全监察办事处作为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的派出机构，对所辖地区的煤矿特别是乡镇煤矿进行重点安全监察和行政执法，这种安全监察体制是垂直的，借鉴了一些主要产煤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做法，譬如美国。现在这支队伍大约有2800多人，全部由国家财政开支，由中央批准编制，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不出一个编制，不拿一分钱，这在我们国家众多的行政执法机构和部门里面是很少见的。”

路德信认为目前的安全生产监管机构缺乏独立性，安全生产的监管权不合理地分散在各有关政府部门，“如煤矿安全生产、探矿许可证由国土资源部门审发，生产许可证和矿长资格证由各级经贸委和地方煤炭工业管理部门审发，而国家煤炭安全监察局只有监督检查、提出停产整顿通知的权力。虽然煤炭行政监察条例赋予它可以吊销违法企业的生产许可证，但这种制度安排的实际可操作性很差，一个下属行政部门怎么可能去修改和取消上级行政部门的行政决定呢？”“这种监管结构，必然造成过度依赖地方人民政府的力量，通常采取间发性的或运动式的治理整顿方式以取代制度性的日常监管机制，难免陷入地方保护主义泥潭。”

在这种现实下，追究行政责任的问责制则成为一种煤矿安全体制的补充，“和官员的政治前途直接挂钩，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地方行政保护”。路德信称，国务院302号令严格规定行政责任追究的定义和范围，一是失职行为，二是渎职行为，三是其他应当承担领导责任的行为。

“尽管吏治模式被一些理论人士指责为‘反过来削弱这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认为把它和各级地方政府捆在一起，看样子会减少事故，实际上就是行政长官负责。”石少华说，但这同样是在中国基层现实下的一种制度安排，“为何由省、市、县长来负责？因为绝大部分的监管手段都在他们手里。现在我们的监管机构全国才2800多人，可全国有2万多个煤矿，从事煤炭作业的有几百万人。而现在监察员的素质短期内不可能很快提高，很多执法手段没有完全到位，在这种情况下就靠这二三千人很难实现煤矿安全状况的根本好转。因此，必须发挥地方政府领导的作用，加重他们的安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