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艺的改革之困

（文 / 孟静）

人艺版《赵氏孤儿》剧照  

话剧《茶馆》剧照  

话剧《雷雨》剧照  

辞职疑云

在那篇报道见报的第二天，就有报纸登出“濮存昕辟谣”的消息，这与此前记者从濮存昕那里听到的说法却又不同，他的态度转变和人艺导演李六乙的做法不谋而合。本来李非常痛快地答应记者的采访，并说：“关于人艺我有一肚子的话。”但是第二天采访时，李突然变卦，他说：“还不到说的时机，濮哥现在很难，我不能给他增加压力了。”北京市委宣传部干部处的一位发言人也表示：对濮辞职的事毫无所知。濮存昕到底辞职了没有？连人艺内部也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已经递交过辞职报告，但没有批；也有人反问记者：“他不是已经辞了吗？”

一位人艺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在濮存昕上任一年时间里，他其实没有获得真正的院长权力。濮存昕也对本刊记者说：“现在剧院没有眉目没有新的发展，我不想做政绩堆砌的事，一年就撤吧。”看得出他内心的矛盾，他一会儿说要“离开人艺”，一会儿又说“不会离开舞台，还要演李白，还要继续做艾滋病形象大使和其他公益活动”。他的父亲，人艺从前的副院长苏民负责此次学员班招生工作，但当记者询问时，他巧妙地说：“我已经退了，你最好去问人艺领导。”

濮存昕的痛苦究竟从何而来？牟森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流行的那个词：潜规则，人艺问题特简单，就是人事之争。健康体制下应该有三套马车：总经理、文学顾问和艺术总监，如果濮哥能随心使用院长职能，比如让林兆华作艺术总监，情况会改变。”一位人艺内部人士打了个比方：“如果你向一位领导提个改革建议，其他几位就在后面拿着枪瞄着你哪！别人会想，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野心，他所谓的改革是不是为自己捞好处？”

新旧之争

人艺现有的三套班子是：党委书记、院长、创作室。但事实上，创作室现在只有两个编剧：郑天玮和王梓夫，在英若诚担任创作室主任时期，人艺曾经有十来个专职编剧，老演员郑榕说：“那时候一提话剧，观众想到的就是人艺。”

即使现在，这句话依然成立，但人艺的困境并不是从现在才出现。郑榕回忆说：“80年代我们去上海演《茶馆》，那时上海青话非常火，排演了很多现代派作品，那些年轻人就说人艺是最后的晚餐，没有展示话剧的前途，争论很厉害。我们就认为，不能把现实主义一棍子打死。在院庆40周年时，有的专家发言有类似论调，说人艺在一个特定时间走了弯路，没有跟上现代主义。”这个特定时间指的是近十年，人艺演出中心副主任傅维伯告诉记者，人艺的辉煌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后的十年。

新老艺术家的分歧一直存在着，郑榕认为，像林兆华的实验戏剧就很好，既保持了传统又能革新。但他对经典剧目的解构很不赞同，比如李六乙的《原野》，颠覆了原剧本。他表示，老艺术家们都不能接受这种方式。苏民、郑榕等四位老艺术家是这次学员班招生的考官，17年的合办班曾培养了徐帆、胡军、何冰、陈小艺等许多明星。郑榕透露了这次人艺招生的标准和中戏过去的办法不同：不招脸太小的，偏向于声音有穿透力的大青衣和小生。他举例说：“我听到有个女孩朗读了泰戈尔的诗，觉得现在还有孩子知道泰戈尔，真不错，就提出要她吧。”这种衡量标准和大多数导演的标准正好相反，导演路学长就说：“演员不需要学问，首先是外形好，演技都是可以后天教的。”路学长的看法正流行于艺术学院的招生中。

郑榕回忆起自己当年进院时，前辈花费了大量心血熏陶学员，所谓的人艺气质都是在实践中学习的，但这种情况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人艺传统的演员培训班从1991年起没再办过，从各院校招来的新人没有一个演过主角，现在挑大梁的青年演员还是徐帆那一拨的，一年五个大戏中四台都有濮存昕。傅维伯说：“他哪有工夫做行政？光演戏就累极了。”演员胡军告诉记者，他毕业后五六年其实都在跑龙套，上台后跑一圈喊声“嘿”就下来，直到有了小剧场才演上了主角。小剧场原经理傅维伯承认，小剧场给了不仅是人艺的年轻演员，还有其他演员演出机会，从章子怡到陈好，她们的第一部作品都在人艺小剧场。不过现在大剧场和小剧场已经合并为演出中心，这也是人艺改革中的一项重要措施。

什么是改革

谈起人艺改革，牟森反问：“你觉得那些举措叫改革吗？汉语是很容易产生歧义的，我认为北京儿艺实行股份制才叫彻头彻尾的改革。”演出中心已经成立了大半年，作为副主任的傅维伯含糊地说：“想做企业化，往大里走是正确的，以前的优势是船小好调头，现在船是大了。”他特别反感“承包”这个词，也不同意自己“承包过小剧场”这种说法。事实上，从第一年从剧院那里领了1000元启动资金后，他这两年每年都给剧院超额上交利润，小剧场的所有建设费用也都来自于票房。现在回归剧院的不仅是小剧场，包括以前承包出去的食堂也被收回，过去首都剧场还演出其他剧院的戏，现在则只卖人艺自己的票。

去年，人艺曾经悬赏10万元向社会征集剧本，也被媒体称为改革，但最后没有一部被搬上舞台。傅维伯谈起于是之时代说到，于和当时的大作家关系都很好，力邀他们写本子。“在今天，写电视剧肯定比写话剧赚钱，所以只有和剧作家保持良好的关系，才能让他不计利益，本来话剧就不是谁都能写的，纯粹以利动人是不行的。”

牟森给演员说戏  

郑榕说人艺有一批固定观众，正是这群人保证了人艺无论演出什么剧目都不会亏本，即使像市委安排的《北街南院》、《万家灯火》也都是赚钱的。但牟森担心这种状态会不会持久，而且这种赢利也只是表面上的。以濮存昕主演的《李白》为例，演出37场，收入231万元，每个演员平均出场费390多元，去掉场租等费用，赚了几十万，但如果把维持剧院的后勤等其他费用全算上，最多是不赔不赚。傅维伯说，每年市委给人艺有事业单位的差额补贴800多万元，剧院创收1200万元，去掉行政费用，刚好不赔不赚。如果需要盖新剧场，可以向上级申请拨款。人艺不会亏出个大窟窿，但也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赢利。它的竞争对手国家话剧院对演出有一个激励措施，在完成任务的基础上每排一部大戏奖励1万元，排小剧场奖励5000元。人艺近些年一直保持着每年五部大戏的速度，牟森说：“人艺演员多，辈份也多，不过，像胡军这样的年轻演员遇到的问题，并不完全是因为老演员霸占舞台他们没机会，而是因为剧目太少。按照戏剧界不成文规定，每年应该有四部新戏，但人艺很多戏是经典重排，用的还是那些人，新演员没有用武之地。有保留剧目说明剧院有实力，但你不能说修个地铁二号线就叫改革吧。”郑榕也说：“于是之说过，保留剧目多是优点也是包袱，导演喜欢用老演员，对新演员不利，那时他就主张不能靠老传统过日子。”可于是之退休多年后，人艺并没有按照他的观点发展。

在人艺网站主页上，有一篇人艺自己写的关于改革的文章，提到人艺的外来压力有保利剧院、中演公司，傅维伯说，一个真正的国家剧院，应该自己可以创作，也可以演出外来剧目，还要到全国推广人艺的戏，成立演出中心的出发点也是为此。提到3月份首都剧场即将上演刘若英主演的《半生缘》，傅维伯苦笑说：“那是国家话剧院邀请的，只是租用人艺的舞台，这部戏的意义在于打通了华语剧场，对年轻观众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现在国家话剧院正在建自己的剧场，人艺和它相比的惟一优势也马上要丧失了。

一位老艺术家说人艺的最大优势就是这块金字招牌，他说：“大树底下好乘凉，起码演员们医疗费报账都很及时。书记想的是剧院怎么发展，虽然竞争多，感觉并不担心。”剧院的年轻一代却不这么看，牟森说：“北京倒掉的金字招牌还少吗？”另一位中年演员则坦率地说：“如果大方向是正确的，走点弯路没关系，可现在方向正确吗？”他认为现在的改革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北京人艺在众目睽睽之下，改革尤其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