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证

（文 / 沈宏非）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是人生的三大问题，也是每一种哲学，每一道法门的起点和终点。不幸的是，这种“乡愁”只是在谈论人生时比较适用，不谈人生的时候，它立刻就变成了另一个结结实实的问题—结实到甚至不能被称之为“问题”，就是跟柴米油盐酱醋茶差不多的那么一俗事儿，不能想，得用“办”的。

港九各地曾经活跃着一个著名的街头涂鸦人曾灶财，他的那些鬼画符，街头巷尾时可见之。邻近的广州城里，也有一批类似的“行为艺术家”，区别在于，后者的“作品”千篇一律地只有两个字：“办证”以及一个手机或传呼机的号码；此外，曾灶财的“作品”可能纯属个人问题，后者却可能是中国最大的暴利产业之一，年产值不在游医和假药之下。如果说“有水井处必有柳词”当年真有其事，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广州凡是没有水井之处、包括公车站、电话亭、围墙、广告牌以及电线竿子的地方—更准确地说，凡有平面的当眼之处，必有这种黑漆漆的“平面广告”。“办证”其实是一则最简单的手写广告：拨这个电话，打这个传呼机，就有人与你联络，帮你办妥你需要的各种证件—九成都是伪证。当然，得用真钞付费。

与其说这是一个地下“办证市场”，不如说人的“证明自己”已经从一种亘古不变的哲学思辨转型升级为一门欣欣向荣的朝阳产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问题没变，依然是上述三个，只是发问者的角色发生了一点微妙的转变，也就是说，同样的问题，在向自己证明之前必须先向他人证明：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

历史上，证明自己（就是自己或可能不一定就是自己）的办法多了去了，但无论是庄周梦蝶还是我思我在，都不如“我证故我在”那么结实，那么有效，那么可靠。以最低的成本，最简单的方法一揽子解决人生的三大问题的奥卡姆剃刀，就是证件，各式各样的证件。一证在手，万古愁与尔共销。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只拥有想法而不持有证件，任你是“我思我在”还是“我X我在”，全是瞎耽误功夫。

一方面，是人的自证能力及信誉的日渐沦丧，另一方面，是权威发证及验证机关对于证件防伪技术的不断提升—并且伴之以地下“办证”行业百折不挠的勃兴。当然，并不是广州才有这种问题，美国的“办证”高手，每年也可以造出70万个假身份，人数之多足以住满一整个旧金山。据“国家诈骗防治中心”顾问公司的威洛克斯说，这还算是保守的估计。这个数字所根据的是：伪造的信用卡、银行账户、驾照以及其他陆续出现可伪造身份的文件。美国国会总审计局的资料则显示，从1999年起，身份诈欺案件每年增加约50％。虽然美国企业和政府倾向核发统一的身份证件，但是有关的评论指出：“想要完全证明你就是你所宣称的那个人，看起来仍像是痴心妄想。”

叶芝说：“我们不能靠掩盖思想中的怀疑因素来建立一种虚伪的信仰。”但是我们现在有机会靠掩盖身份上的“被怀疑因素”来建立一种虚伪的身份。也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个失去身份证明文件的人的身心受伤害程度，较一个“迷失自我”的人的身心受伤害程度，何者为甚？答案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上周，29岁的台北女子张妙如召开记者会，痛说她在今年4月底遗失身份证以后的悲惨遭遇：共接获50张60元至1200元因在电线杆上违规张贴广告的罚单，罚款金额超过30000元，与此同时，个人名下凭空多了3092个手机门号，还不包括尚未被清查出来的—失去身份证比失身还痛。换句话说，自证以及“办证”正在成为全球化的焦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有多少人在静夜里辗转反侧，就有多少人在暗夜里加班加点。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拥有办证资格以及办证能力者，无论真伪，其实皆可视为后现代证件社会里的巫师、心理医生或者心灵鸡汤。前几年被广州警方破获的一家“办证公司”当街派发的宣传卡片

上就印着这样两行字：“没有证件怎么办？持卡为你解忧愁。”

昆德拉在那本名叫《认》或者又叫《身份》的小说里写道：“在这个世界我们每走一步都被控制记录……我们相互间不停地碰来碰去，在这样的世界一个人怎么可能逃脱监视消失而不留痕迹？”我认为，与其凭空去跟“怎么可能逃脱监视消失而不留痕迹”这样一个奢侈的问题死磕，不如认真务实地把“在这样的世界一个人如何才能时刻保持不在监视下消失而务必留下痕迹”一事办好。哲人为了这件事苦思冥想，穷经皓首，在“办证之都”广州，却有人为了证明自己折了自己的性命。自己知不知道自己是谁并不重要，留着自己一辈子慢慢捉摸，要紧的是，你就是你所宣称的那个人—此事必须得让他人知道，“自己是谁丫先知”，其余的事，爱谁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