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俄学生遭遇莫斯科火灾

（文 / 金焱）

在莫斯科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校园内，对称排列着10栋一模一样的宿舍楼，他们和莫斯科很多老百姓的居民楼一起被当地人称作“赫鲁晓夫楼”—一种为节省空间而排列紧凑的筒子楼。记者搭乘一个俄罗斯军官的车采访时，他说，“这种粗制滥造的楼在莫斯科随处可见，毫无生气”。

6号楼和另外9栋友谊大学的宿舍楼就是这种毫无生气的“赫鲁晓夫楼”，但对于来自106个国家的280名留学生而言，它却有着特殊的意义—6号楼也叫预科楼，基本上固定地用作留学生新生在校就读第一年的居所，这是他们梦想开始的地方。现在这座灰白色的五层建筑已经变成一座黑色的纪念碑。

亲人们从世界各地赶来悼念

24日凌晨燃起的这场俄罗斯十年以来最严重的火灾，吞噬了来自中国、日本、土耳其、印度、秘鲁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40人的生命和近200人的健康。11月29日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提供的数字是：罹难中国学生9人。同时还有41名学生住院接受治疗，另有4人失踪。

处理火灾善后事宜的中国外交部和教育部联合工作组组长岑建君说：“从北京到莫斯科的飞机上我哭了两次，一想到这些数字，就有东西在揪我的心。我二十多岁时也留过学，我知道学生十几岁时在想些什么。”

比起岑建君留学的年代，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到后留学时代一自费留学时代，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林跃勤比较两者的不同说，“前者是国家行为，现在是市场化操作”。他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有38万人，其中80%以上是自费留学。

在俄罗斯，中国人同样是外国学生的主流，更重要的是，在自费留学潮的坐标中，以俄罗斯为代表的独联体国家是一条上升的曲线，林跃勤的判断是，中国到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学习的学生、尤其是自费学生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趋势”。

火在烧

大火来得毫无预兆，在莫斯科时间24日凌晨1点多，这栋5层的宿合楼很多窗口都透出柔和的灯光。在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不存在中国高校内严明的作息时间和管束。

24日凌晨燃起的这场火，是俄罗斯十年来最严重的火灾（路透／Reuters）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教育处裴玉芳参赞说，6号楼里住了80多名中国留学生，他们是不久前才来到莫斯科报到的。北京的申磊就是其中一个，他在大火着起来时，刚刚到莫斯科两天。申磊的妈妈说：“1点多钟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在背单词，第二天早晨是他留学的第一堂课。”申磊愿意听黑人摇滚乐，这一次他妈妈来时买了很多，“他一直昏迷，我想让他听听，也许能唤醒他。”

抢救受伤的学生（21Pic）

301宿舍的娄文竹到夜里快2点时还没睡，她还在兴致盎然地发短信—这是个喜欢蹦蹦跳跳的女孩，喜欢F4，吵着要去看他们的演唱会，她的朋友、友谊大学经济系国际管理专业留学生彭凤琴告诉记者：“她的医生说，她的脊柱有四节错位，大腿有知觉小腿以下都没有知觉了。”

许多窗子后面的故事已经永远没人知道了。28日莫斯科时间的午夜时分，在6号楼烧得最惨的一侧，一支一支整整齐齐摆放的鲜花和蜡烛取代了厚厚的积雪和烧焦的脱鞋、衣服和流着血的身体。

一对双胞胎的遗像下面放着一个燕鱼形的烟灰缸，还有两支健牌香烟，她们的朋友在一张简单的白纸简单地写着：“两个女孩很小就失去父母，她们是孤儿，她们刚从独联体国家转学来，一直和周围的人相处融洽。其中叫奥丽娅的还是校运动会500米跑的冠军。”

她们右侧的树上贴着一张黑人的照片，他穿着红格衬衫，健康的肤色和坚毅的目光让人难忘。在下面人们敬献的鲜花中有两个白塑料杯，一杯可乐，一杯清水，还有一张纪念卡，上面写满了文字，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是什么—既不是英文也不是俄文，不过写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6号楼楼道火一着起来就被烟从下到上灌满了，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总经理李宗伦说，很多人被烟呛得窒息了，然后再被烧死，尸体基本上连肌肉都没有了，就是骨头，就是碳。

那天的烟是很多人对这次火劫的第一印象。友谊大学经济系国际管理专业于祖明的床就在窗下，友谊大学的窗子几乎是一面墙大小，在这样宽阔的视野中，他能看到对面15米远的7号楼，但7号楼再过去15米的6号楼就只能看到一个楼顶的轮廓，

当时下雪反光，天空反而比较亮，也因此，于祖明清楚地看到一股浓烟从6号楼上升起来，“是特别巨大的浓烟，我第一个想法是可能是炸弹—俄罗斯经常有炸弹，我就往外面跑”。

烧毁后的6号楼除一层毫无损伤外，上部楼体烧得比焦炭还黑，很多房间唯一剩下的就是空空的、黑漆漆的房框，有几个房间的白色木制窗框烧得只剩一小截黑炭孤零零地竖在那里。

当时燃烧释放出来的烟也是浓稠如炭的黑烟，新闻系留学生王栋说，那烟像大雾一样，即使在距离6号楼十几米远的地方，都看不到6号楼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能看清一米以内的东西”。但是他能听到人都在向6号楼跑，“非常非常地惊慌，带着不同口音的各个国家的人都用俄语喊‘出事了’，‘赶紧走啊’。”其实在大火最初着的一个小时内，这样的情形在整个友谊大学宿舍区里一直持续着，于祖明说，雪下得很厚，但被来来往往的两拨人踩得很结实，一个是奔向着火点的人流，一个是从火点向各个宿舍抬人的人流，“两条路都乱糟糟的”。

王栋跑到5号楼和着火的6号楼的之间的前厅时，6号楼的四层和五层那时还没有烧着，“漆黑一片”，但二层和三层的每个窗口都在向外喷火：火光照亮了他前方五六米远的地方，不时有冰箱、电脑、电视在火中燃爆，相继有玻璃被炸开，“砰砰”地爆响，“你能看到那些火苗蹿出十几米，但它不是在屋里、而是在窗外烧—两层的窗户早就烧化了，你根本看不到一个人”。

俄罗斯消防部门官员罗丁在火灾当天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学校建筑缺乏火灾报警系统，也没有住户紧急疏散方案。有媒体报道说，当莫斯科市第一批消防队员赶到现场时，2楼和3楼上有8个房间已被烧毁，着火面积超过了1000平方米。

按照友谊大学学生的说法，第一批消防队员赶到现场时，距报警时最少已过了45分钟。曹飞说他看到那辆警车时已经是2:45了，“第三层几乎一条线地烧起来”。在俄罗斯，火警电话最好记，是01，但这并不妨碍消防人员和其他行政人员以低效率对待自己的工作。

王栋没注意到消防车什么时候来的，他说：5号楼和6号楼之间站满了人，人们都被这场火震惊了：“在我身后，人们都在哭，声嘶力竭。那些黑人趴在地下用手捶打着地面。”李宗伦说，这所学校之所以称为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是纪念刚果革命者卢蒙巴，他在1961年因为要求民族独立而被殖民者杀害。当时苏联建这所大学，就是要支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此学校里黑人留学生特别多。

生死背后

王栋说在他赶到现场时，“能跳楼的早已经跳完了”。彭凤琴说娄文竹可能是6号楼第一个跳下来逃生的，“娄文竹跟我说，她发短信时就闻到味道不对，开门看了一下，看楼下有烟，就把同屋另三个人都叫醒了，这时屋子里已经都是烟了，她觉得跑不出来了，穿着睡衣就往下跳”。“她在医院里跟我说，她跳下来，很多玻璃跟着就砸下来，她那时已经摔成重伤，只好一点一点地往外挪。”

208房间里的王菲相对从容，王栋事后听说，她被同屋的“老黑”推醒后十分镇静，马上找到护照、钱，穿上鞋和睡衣，当她上到和床几乎同高的窗台上时，回头看到火苗和浓烟已经从门缝往里卷了，她推开边上的一扇小窗—莫斯科今年是反常的暖冬，火灾当天也并不冷。但常年的冰天雪地留下的痕迹是，这里的窗子都是很大的一整块，避免有缝隙漏风，人们每年入冬也要想办法用棉花或布条、报纸封窗，只留一小扇窗通风，“她们屋的‘老黑’害怕不敢跳，她就把她推了下去，不过‘老黑’和她都没什么事”。

美联社引述一位留学生的说法指出，消防车姗姗来迟，又碰到狭窄街道两旁停放不少车辆，延误救灾时间。4点钟于明祖返回8号宿舍楼时，“抬来的伤员都放在楼道里，已经有人死了一一头上盖上了毯子”。

许多窗子后面的故事已经永远没人知道了（法新／AFP）

在这个过程中，又有数十辆救火车赶到事发现场。到当天凌晨莫斯科时间约4:45，大火才基本上被控制住，一小时后大火被全部扑灭。许多急救车将受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

29日，记者进到和烧毁的6号楼一模一样的8号宿舍楼，该楼420房间的模式就是所有8号楼、6号楼这些赫鲁晓夫楼的模式：一进门是壁橱，沿着准落地窗有三张床，一张桌子，地板革、墙纸，屋子包括楼道看起来并不简陋，但是大多数来友谊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的感觉都是：太陈旧了。火灾原因还没有最后结论，但电路老化成为备受指责的关键。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肖甦告诉记者，她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被公派到莫斯科，“比起我在的莫斯科大学，友谊大学还算是新学校。我记得莫斯科大学里面的家具还写着1951年，家具后面的价钱还写在那里。莫斯科大学从外观看起来不错，但里面设施老化，水管一碰都掉渣，也不知在莫斯科大学就着了多少次火，着火是必然的。”

尽管如此，莫斯科大学仍比友谊大学条件好很多。肖甦说，在各校的进修生之间，对卢蒙巴大学的抱怨是最多的。“俄罗斯的大学宿舍一般是大间三人住，小间两人住，有室内卫生间。但友谊大学使用公共厕所，脏得几乎没法下脚。”在这种前提下友谊大学还是招收到很多中国人的原因是，“友谊大学对中国学生态度很好，与其相距不远的列宁师范学院设施很好，但对中国人的态度不好，因此中国留学生并不多”。

李宗伦开的老北京大酒店就在友谊大学不远的地方，他对友谊大学相当了解，他说：“友谊大学不出问题就怪了—校园里甚至有黑人吸毒贩毒的情况，惟一的吸引人的一点是：便宜。”

林跃勤2002年7月随欧美同学会教育代表团出访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我们访问了俄罗斯教育部、全苏联高校毕业生联合会、俄罗斯国际文化科技交流协会、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大学、乌克兰基辅大学、白俄罗斯大学等单位，”在交流中，中国留学生赴俄留学人数增加也找到了部分答案。“我了解到，俄罗斯也在想办法弥补国家预算投入的不足，他们开展了教育体制改革，给各大学更大的招生教学和财务管理自主权，鼓励民办高校实行部分收费制度。”与这样一个政策相关联的是，俄罗斯自费学生比重有升高的趋势：1996年与2000年俄罗斯国立大学录取的学生中自费生分别为12.38万和55.33方，1996年与2000年国立大学在校学生总数中，自费生人数分别为32.61万与146.83万人。国家计划内一年级新生招生数由1995年39.16万扩大到2000年58.76万人。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积极扩大对外国留学生特别是自费生的招收，用以增加收入和改善办学条件，“俄罗斯各国留学生数从1991年39301人发展到1998年57645人，其中，自费学生数由2591人增加到52180人，相应地公费学生由36710人减少到5465人，2001年的外国留学生数则达到了7万人以上”。

近年，在国家公派学生大为减少的情况下，自费学生大增。从1991年以来，在俄罗斯各教学机构毕业的中国留学生超过2万人，目前各类在校生约l万人，90%以上为自费生。在白俄罗斯的外国学生近3000人，而中国学生就有800多人，95%是自费生。在乌克兰的外国留学生2.1万人，中国学生为4500人左右。俄、乌、白三国的中国留学生总数超过1.5万人，在三国外国留学生中均居首位。

这次遇难的中国留学生和其他人一样是这个上升曲线上的一个点，不过这个上升过程到lI月24日以后如何发展充满变数。

选择俄罗斯：一个出口

比起其他宿舍楼来，友谊大学6号宿舍楼每年都弄得热热闹闹—因为要迎接新生，每年都要装修一下。陶阳在这所大学里度过了6年—二年预科，四年本科，去年以新闻系毕业生的身份离开学校。陶阳说：“我1996年来这里时，6号楼很空。屋子里基本放两张床，如果有需要才加成三张床。但是现在三张床的数量已经成了规定，而这个变化是从1998年开始。”这次火灾中受伤较重的娄文竹所在的301室已是4个人挤一个屋，这在原来是无法想象的。

2001年黑龙江省的刘棋（化名）来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学自费读硕士，“那时一般宿舍是大屋住两个人，小屋住一个人，但那时如果有人肯出钱就可以包下一间房子，但是现在出钱也不行了，没有地方了”。

到俄罗斯留学可以花不大的代价就能拿到洋学位，在中国很受欢迎。图为莫斯科大学

俄罗斯教育部副部长尼基塔·班泽金在接见林跃勤所在的代表团时指出，俄罗斯有许多很好的大学，目前外国留学生总数仅7万多人，而俄罗斯能接待10万留学生。黑龙江省外宣办主任徐世铭说，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的学校现在走市场化的道路，“他们处在创收阶段”。林跃勤的调查佐证了这一说法，他说，独联体国家的大学为了鼓励中介公司多介绍中国留学生，都给中介公司回扣，比如每介绍5名学生即给20％的学费优惠或一个免费指标，越多则折扣越大。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肖甦解释说，一个学生一年几千美元的学费对于西方人是小数，但对俄罗斯人来说，是大数。

“路讯”就扮演着为俄方找生源的角色。“路讯”受到关注是因为它打出了“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中国办事处”的牌子，这在过去显然拉来不少的生意，不想一场大火也烧去了财运。有媒体说有相当一部分留学生就是通过“路讯”进入俄罗斯。其实“路讯”在俄罗斯的华人中闻名是因为创办者最初办起的华文小报《路讯参考》。

“路讯”并非是一种独创的模式，在记者办理赴俄签证期间了解到，很多在俄留学的人都有门路提供从邀请函到在一天的时间内只用一个护照办理签证的可能，价钱也从30美元到500美元不等，他们的身份往往都不透露，但明确的一点是，他们都与俄方有特殊关系。

从供需的另一个角度来讲，到俄罗斯留学可以不会说俄语的前提和相对低廉的价位对国内降低了门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肖甦说，它让中国人找到了一个捷径，“中国人可以用不大的代价就拿到洋学位”。

林跃勤也在俄罗斯留过学，他说他是我国恢复去俄留学的第二批，“那是1986年，我们那一批派了40个研究生过去，在我们之前的1984年前后是第一批。”

10月18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2003年中国国际教育展览会”上，一位家长在咨询留学俄罗斯的相关事宜

到了1990年前后，以公费留学为主的格局被打破，黑龙江开了先河。黑龙江省外宣办主任徐世明说，最初黑龙江去的那一批自费留学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当时的大背景是中苏边贸的开始。徐世铭解释说之所以称之为是“好的开始”在于，“当时省教委统一联系院校，如果俄罗斯有大学过来招生，也必须由省教委批准，那时学生的去向基本是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商学院等。”

这种模式在黑龙江省内范围开始有所扩大，现在做纸业生意的章宁说：“我们那一批是苏联解体后第一年最正规的一批，由省轻工厅派国内的带队老师和我们一起到西伯利亚一带的哈卡斯共和国，带队老师和俄校方共同管理我们。我们与后来出现的大批量社会实践办学不同，当时我们出国有省里劳动部门的承诺，我们拿到文凭后，他们承认我们的干部编制。”

出国的重要性在于，章宁说，那时我们正在考虑下一步的出路，我们这些人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而家长又都是很重视我们有一技之长，能有多受教育的机会，所以我们就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自费在家念，要么出国念；当时到欧美和日本都很难，需要担保，去俄罗斯一方面可以拿个学历，另一方面当时边贸很热，我们想倒货也可以挣点钱。

徐世铭说90年代初期的学生整体素质较高，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去念文凭，但是到了1994、1995年前后，整个中俄贸易的不规范直接将赴俄留学带入低谷。章宁那时已经回国，他说他们拿文凭经历了国外和国内两次考试，“实行五分制，考试容易到不敢相信”。但是回到国内，形势已经开始转变：一方面民间贸易一直走下坡路，一方面经过前几年的留学热，国内并不缺俄语人才，所以不但是黑龙江省，整个东北去俄罗斯的人都很少，相反，内地学俄语的人比较少，公派留学生反倒在华中华南一带多了起来。肖甦也注意到地域上的变化，“原来不说是黑龙江的，起码也是北方人多，但是我发现现在南方人愈来愈多了”。肖甦为此专门了解过这个原因，她说，“南方人更有进入欧洲的需求，有一部分人就是偷渡被截住，于是就留了下来，摇身一遍，变成了专门负责给南方人提供赴俄机会的中间人。与北方人比起来，南方人对俄罗斯更无知，这也使南方人容易获得投机的身份。”

林跃勤认为，国内对独联体国家的高等学校以及招收外国留学生的情况知之甚少，通常只能通过熟人介绍和私营留学中介机构来联系留学事宜，这就必然存在很多不规范之处。

肖甦说，有一个“公平”的原则，也是导致对俄留学降温的一个原因，“不管当时是自费还是公费，回国后都是留学生，待遇几乎都是一样的。在1994年前后，设立了一个出国留学服务中心，设立了一个认证机构，这并非是专门针对留俄学生，而是设立了一个认证机构，但从效果来讲，还是制约了从俄国回来的留学生”。

徐世铭记得，原来大家对俄罗斯经济的预测是，认为到1993、1994年前后俄罗斯的经济会走出低谷，但是“直到现在，俄罗斯还是没有从低谷中走出来，所以到俄罗斯留学的前景也受到一定的质疑”。

肖甦在1998年和2002年先后去过俄罗斯，她注意到现在读副博士和研究生的都少了，更多的人在读本科。另一个变化是，他们的年龄结构也愈来愈低龄化。住在友谊大学6号楼的中国留学生中，1983年以后出生的不在少数。刘棋说他有两个邻居，基本上代表了现在这批留学生的类型，一个邻居每天上网、打电话—他们来时几乎每个人都有手机、电脑，再有就是踢足球；另一个邻居比较好学，但是你真的问他关于俄罗斯的经济状况等这些他专业学的东西，他说不出来也不感兴趣，他很少对新闻感兴趣，感兴趣的只是港台的娱乐节目。林跃勤观察的结果是，中国留学生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以学语言、经济管理和艺术类等文科为主，这个比例占到包括公费生在内的全部留学生的70％-80％左右，“在自费生中的比例更高”。他注意到，有些学生在学了一年后，由于学理工科比较难，语言过不了关，而只得改学经济等文科科目，形成了留学生专业分布的不合理状况。“比如说圣彼得堡技术大学400多名中国留学生，这几乎占到外国留学生的一半，其中的95%都在学经济与管理等专业，可是这所学校最‘拿手’的专业却是自动化控制等专业，许多学生学了一两年后转学其他比较容易的新兴文科专业。”

林跃勤说，很多学生代表向他反映治安环境差，学生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学生上街经常遭遇一些不法警察的骚扰和勒索。“近年俄罗斯光头党猖獗，经常发生中国学生被殴打的事件。2002年4月份莫斯科师范大学一个中国学生在宿舍里被一伙俄罗斯男女青年殴打，头破血流，在街上叫车，十几辆车的司机都不愿送他去医院，后来，还是一位格鲁吉亚司机把伤者送到了医院。但是，医务人员以为他斗殴受伤，加之没带医疗保险而拒绝给予治疗。最后，只得返回宿合自己马虎包扎一下。”他注意到，使馆对自费留学生的关心和管理也比较松散，相当多的自费留学生没有在使馆教育处注册，学生会主要组织公费学生参加，一些自费留学生自己也有一种自卑感，很少参加使馆和学生会的活动。而从使馆教育处方面来看，要想把所有自费学生都管起来也力不从心。如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使馆仅一名官员负责教育事务。

肖憨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被派到俄罗斯，“那时我觉得我挺富的，而且那时苏联人对我们印象也好，我拿着美元，虽然打不入主流社会，但是不被歧视”。现在这种歧视是挂在一些俄罗斯人脸上的。

其实对于大多数在俄罗斯留学的中国学生而言，俄罗斯是他们父母的选择，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肖甦说：“现在在俄罗斯留学的这些人的家长因为他们的成长背景，对俄罗斯有着本能的亲近和信赖，加之经济上代价的衡量，是一个比较容易做出的决定。”

黑龙江省外宣办主任徐世铭说，俄罗斯给中国的中下层收入者提供了一个出口一他们承担不起去美国、英国等这些“第一世界”国家，他们又需要找一个出路，而到俄罗斯留学的投入与在国内真正考上大学的投入基本相差不大，这就注定了俄罗斯被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