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案前案后

商人与好人之间

孙大午是个商人，但他说，自己内心期待更多是做个“好人”。

孙大午在他创办的大午学校（photocome）

作为商人，他很满足于自己“没缺过钱花”—“我从十几岁就贩卖自行车，个人没缺过钱花。我办这个企业，弟兄主事后，我们也没缺过钱花。”以此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在徐水县郎五庄的背景下并不奇怪。孙大午83岁的父亲孙凯说，“这儿穷，十年九涝。那时候种谷子、高梁地得刨三遍地。我们这儿麦子便宜，70里地外的那个县小豆便宜，我就来回倒粮食。物价掌握不住，5天就变价。”孙凯的驼背据说就是那么压弯的。

真正的转机是1985年郎五庄村委会对外承包土地，过了两年，孙大午说他们家开始以富裕户的形象出现。“当时村子里有两家的房子盖得最好，一是村西头的支书家，另一个就是村东头的我们家。”“1986年底、1987年初的时候，我和我家属一起到娘家时，我记得她拿出一万块钱，那时我一个月才挣50块，她给娘家妈的一万块钱是十块钱一张的，当时真的好像是天文数字一样。第二年我们有了1 0万块钱．她就去买了个保险箱把钱放起来。第三年挣到了上百万，第四年大概有了几百万，我们反倒不觉得有什么了。”

孙大午回忆说，他经商办企业的过程中，从来没人评价他“精明”，“但有人说我是大智若愚”。他的富裕过程，他说一方面要归功于当时行情，“卖一只鸡最少能赚10块钱，有的最多赚30元，当时从1000只鸡卖到10000只就是个10万元户。我记得那时有个口号是‘农民致富，养鸡起步’。在大约在1992、1993年前后，我养到了二三十万只鸡的规模。”另一方面，他说，“不全心全意投入进去不行，有几个养鸡厂能像我这样—我把公职都辞了。”孙大午养鸡养出了名堂，1996年他被评为“河北省养鸡状元”，这也几乎是官方给他的最高荣誉。

十年后，孙大午已经成立了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下面有种禽、饲料、电子电器、食品公司等子公司，员工1500余人，固定资产上亿元，高峰时年产值过亿元。但这时，孙家住的房子反而“不如那时在村里盖的好”。屋里一铺占去1／3面积的炕，炕一侧是破旧的小沙发，门口有一个不大的柜子，上面一台大大的旧式录音机，旁边是有些年头的电视机。另一间同样大的房子里是一个大过食堂用的炉灶和一个烧水用的小炉子，两间屋子连接的门上简单地写着四个字的祈愿——“人口平安”。

落差不仅在住房的对比，孙大午自己的住所是和办公楼平行的集体宿舍，他自己没有专车，和其他人一样每月领工资，他的月工资是2000元。媒体一直颇费笔墨渲染他的“苦行僧生活”，但是孙大午想了想说，他并不拒绝财富。他说他戴的手表也是2000多块钱—是妻子去年到香港时给他买的；他也曾给妻子买过一条2000元的裙子，“我们给对方花钱都舍得，但对我自己来说，没有那个需求”。

“我觉得有钱有权不体现人生价值，只体现人生富贵。我不排斥富贵，但只拥有富贵而不给社会做贡献，就遭人嫉恨。”

孙大午生长在郎五庄，企业也办在郎五庄，他对富贵的理解也最初来自于这个封闭偏僻的环境。“1987、1988年时，我还是一个富裕的形象，很富有，但没伤害任何人。不过村子里的人就太在乎我的富了。我先是感到我们这个家族受到的尊敬—到我们家来攀亲戚、走动来往的一下子就多起来，还有就是嫉恨。”

企业刚开始起步时候，是孙大午妻子和另四家合股承包了一片废弃地，这个养殖场的计划一年下来就赔了1.6万元。后来这个买卖就散了，“倒闭时人们都同情我们；第二年我们干红了，就开始有人嫉妒了。第三年更红了，人们就哄抢破坏，大年三十几个人每人喝了四两多酒，他们说书记和干部管你要钱你不给，我们管你要钱看你给不给。”

孙大午的三弟妹周红云那时嫁过来时间不长，她说，当时村里人说什么的都有，好像孙家的钱已经多得到处都是了。孙大午先是得罪了几个村干部，“有些村干部就过来说要申请入股，还是人干股。到了第四年上，我记得有村里干部就直接说，你孙大午说私有企业不姓私，那你就给大伙分了呗，每年给大家分红”。

那是矛盾爆发的集中期，“我们当时参加招标时，那块荒地一冬无人问津，三年后就为此发生纠纷了。也不再说你是荒地了，说我6元一亩的承包费太低。现在我签的合同是100元一亩合同，我花1000元新买的种猪被投了毒，因为免费给别人配猪，断了某些人的财路。还把我的电话线给铰断了，报告公安局也没查出来。后来我就反思，是我得罪了少数村干部，但他们表达了一种情绪。这也是我后来一直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原因。我建学校搭桥修公路，不只修我们村的路，通过往马庄、丁庄的支线都出钱帮着修。我父亲捡垃圾卖的钱也捐给村里买乐器买煤，村里成立庙会，我们把钱给大队，唱多少天戏给多少钱。我努力维护一个祥和的环境”。

孙大午在自家的院子里（photocome）

在一个被动的前提下，孙大午说他找到了在村民间商人与好人的平衡。他说：“我做人做事非常谨慎，尽可能做得圆满。我希望‘好人’搞经营，直中取利而不曲中求利。”

在这样的基础下，村民与大午集团的关系开始日渐紧密，村民们把玉米、秸秆等种植作物卖给大午集团，从大午集团购买饲料、鸡蛋和肉制品等。京鼎律师事务所做的调查报告说，直到孙大午被捕后，还有村民不断把成车的玉米送到大午集团，甚至宁愿先不收钱，他们认为孙大午早晚会出来。在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案发后，“几千户农民没有一户前来挤兑，他们用一种沉默的力量在支持我们”。同样，舆论上一致的呼声是，孙大午是一个有良知的民营企业家，而这离不开孙大午“好人”形象的确立，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的命运。

偏离于体制之外

孙大午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标本式的人物，这不仅在于孙大午案所集中展示的现行金融制度和相应法律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更重要的是，孙大午所遵循的极为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他的现实生活环境的冲突，孙大午承认他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在孙大午企业初见规模时，孙大午和其他人一样，享受过富裕带来的体制内的认可。“领导人常过来视察，还让我爱人到县里去发言，讲如何靠养殖业饲料加工业致富。”孙大午本人也被推举为保定市禽蛋产业联合会理事长、保定市农学会常务理事。11月6日晚来孙大午家谈不再合作的邯郸人说起他们1997年相识时，孙大午当时在邯郸县里召开的一个全国科教兴村会上演讲，“你当时讲企业该死得死，该生得生，台下的干部哇哇地鼓掌，我们县里的书记很崇拜你”。

孙大午说：“以前我和政府的关系不像现在这样，我们一开始也互相走动，我们也经常去和他们沟通，转折还是在打土地的官司上。”这是一个后来不了了之的官司，但是对孙大午来说，他从这个官司上开始与当地政府疏远了—“一开始我觉得受了委屈，也想通过关系摆平，结果一走动，镇土地管理所要罚1万，县土地局又来就变成罚5万，保定市土地局要罚10万，价码一下子就高起来了。我明白了，他们不是为我申冤，都是站在他们的位置想问题。”有媒体报道说，当时大午集团占地成了违法典型，但孙大午坚持说，自己占地是在1985年，而《土地法》是1987年生效的。

大午集团养鸡场（Imaginechina）

后来孙大午陆续同当地的一些地税局、工商局等打过官司。知情者说，孙大午办的是农牧企业，涉及到的主管部门太多，尤其是在乡下开企业，这种吃拿卡要更严重。周红云说：“你不仅要应付局长、科长，还要应付一个个办事员，我们的利润还不够应付他们的。”媒体比较集中地报道过孙大午与税务部门的那场1 38万元官司，周红云也在大午集团任要职，她说这件事后集团开了一个会，他们分析：“为了138万元的税款去找县长，可能县长出面税会降到50万元，那么他们要吃33万元的亏。而他们最终由保定市地税稽查局查账后的应纳税额由138万元减为17万元，所以他们总结的经验是，查账最实在，这样也省去了很多职能部门的干扰。”

孙大午说他的问题是不注意周边关系，他说：“我知道处好关系是一种感情投资，但是我没有这个时间，我喜欢学习，喜欢看点书。可是他们一吃起饭来就吃好几个小时，开的都是些特别低级的玩笑，我很反感。在有些场合里他们是真能喝酒，这不是你能想象出来的那些场合，我又不会喝酒，所以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我这也是一种逃避。”

孙大午案的必然

孙大午案发在他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孙大午的母亲刘凤兰说，大午当了8年兵转业回来，到了徐水县城里的农业银行。“这时候农行那边开始买工龄，媳妇也是庄稼人，承包那块地赔了，一个人弄不了，就让大午买断工龄回来一起干。”

有过在农业银行的工作经历，孙大午说依然难以贷到款，“有一次我和一个老行长钓了一次鱼，一起吃了一次饭，他贷给我5万块钱，那是1989年前后我惟一贷到一次款。如果正经八百地去贷，连5万块钱也贷不来。”这一次通过关系带来的小小实惠后，老行长案发，孙大午说就是这个老行长的案子对他触动很大，“我在农行管人事，那时给老行长送礼的人特别多，他给我贷5万，给别人贷款都是几十万、几百万，后来他被判三缓五。”

另一个案子是在1993、1994年前后，高林村信用社主任被判了刑，“这是对我最大的触动，当时他被抓进去后，所有镇上办企业的老板都被抓了，他们被抓是因为行贿，惟独没抓的就是我。后来十几个老板很快就都放出来了，只有一个没放，因为他总是交代不清到底送给信用社主任多少钱。后来家里找了人才搞清楚，信用社主任交待说他送的贿金是1 8000元，包括小孩满月送的礼金1000元什么的都算在里面。”“当时我就跟我弟弟说，惟独你大哥没被抓，咱送过啥，只不过是几箱鸡蛋，总不会说吃了鸡蛋就是行贿吧。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他们是搞不了大企业的人。”

更大的范围内，一些知名企业家的倒掉也同样触动了孙大午，“大邱庄、华西村旺盛的时候我都去考察过，倒下去的这些耀眼的企业家并不一定做得不好，只是媒体一报道，领导一视察，贷款一支持就飘飘然了。我可能看西方的书看得多了，可能偏激了。”

在这一系列的反面教材影响下，孙大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成就感”，“1993年的时候我去赴宴，都是一些企业的老板，他们都开着奔驰、奥迪、凯迪拉克，我当时没车了，就随便开着一个大货车就去了。门口的保安不让我进，让我把车开得远远的，结果那些老板都远远地跑出来接我，还把我让到座上坐，那时我就想，只有企业家是实的，钱包是实的，其他的都是虚的。”

在解决贷款的问题上，他要通过正常途径，“我们县里这几年也不放款，我们去试了不是一次两次，材料有一尺厚，天天弄天天跑，后来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贷款的领导班子，专人负责去跑这件事，就是不行。我也看到了有些企业贷款根本就没想还，贷来了就去买豪华车，我不行，我是正经过日子的人，我这个企业要生存。我也跟我的两个弟弟说，咱的志向是死后后人评说你时能给你竖碑立传，如果只是为了个人发财就没必要聚在一起了”。

但是企业的资金问题总要解决，大午集团的刘平说，刚开始我们赊老百姓的玉米，因为饲料公司每天要用玉米10万多斤，承诺3个月给钱，以当时价格每斤0.5元为例，如果市价上调我们就按最高价，市价下跌仍按0.5元的保本价。3个月后保证支付现金。后来我们找了几个在村里有威望的员工，把一些跟他们关系不错的人的钱筹集起来，用在企业生产中。去年人行管过我们，在董事会上我们重新界定了范围，准备陆续还款。

这一行为在10月30日对孙大午案的宣判中定性为，“被告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孙大午决策，招收代办人员、设立代办点，于2001年1月至2003年5月，以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承诺不交利息税的方式，出具名为‘借款凭证’或‘借据’，实为存单的制式凭证，向社会公众变相吸收存款1627单，共计1308万余元，涉及611人”。

现在，孙大午对自己案前案后的回顾，说他不想盲目地总结过去，“有些事情我自己都看不清楚。我是一个理性的人，大智若愚也是理性，我想要在尽量不出事的前提下避开原罪，避开为富不仁，这真是比九死一生还要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