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263)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民主评议不能没有百姓参与

最近，福州市民主评议机关作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一份《2003年度福州市民主评议机关作风评议表》，广泛邀请有关代表对福州市53个政府部门、13个中央、省直属驻榕窗口单位的工作作风公开评议。显然这值得称道。

但我觉得不尽人意之处在：被邀请参与评议的人员中，既有政府领导、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也有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新闻单位和企业法人代表，惟独没有作为城市主体的普通市民代表。尽管不同单位间可能也存在着“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的现象，但由于各单位都握有一定权力，相互之间或者有一定的依存关系、共同利益，所以官僚衙门作风主要损害的还是普通百姓的利益。没有老百姓参与的评议还不是真正的民主评议，所以，政府要了解其职能部门的真实工作面貌，还是应该多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

福州 王卫华

7500万挤出5600万水分的警示

深圳市代市长李鸿忠近日谈及，市府某部门曾提出7500万元的部门财政预算，经市财政局审核之后，仅为1900万元。

硬约束和效益计算是财政预算两个最重要的层面。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诸如银行不良资产、国有资产流失、公共财政低效等问题，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财政预算中的“软约束”弊病：不少部门把公共财政当成尽情宰割的“唐僧肉”，不要白不要。一次审核就挤出5600万元的水分，说明预算监督已逐渐硬起来，如果稍软一点，这笔公共财政的巨款就会白白流失。一个部门5600万，10个部门、100个部门将会流失多少呢？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率，据调查，社会车辆每万公里运输成本为8215.4元，而党政机关等单位则高达数万元；出租车工作效率为公车的5倍，可运输成本仅为公车的13.5％。为什么公共财政的钱花得效率不高呢？显然，问题出在缺乏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来引导公共财政的投放和使用。

武汉 二木

被遗忘的角落

离成都府南河交汇处不远有一条小街叫黄伞巷。乾隆时进士顾汝修曾在此居住，顾出使越南归来后朝廷嘉奖黄缎华盖，顾家人将它立在门前，因此而得名。然而，从府南河综合治理至今，这里却一直是一个被遗忘的地方。当时．上河坝街拆除后却没有开发商接手，黄伞巷就一直与一片废墟为邻；后来政府出台了沿河禁修高楼的政策，这一带就更无人问津。

其实这一带是很能反映老成都特色的，房屋多为砖木结构，门前植有梧桐、槐树，街内还有很多院坝。与黄伞巷相接的街叫水井街，就是发现水井坊古窖的地方，酒厂已将其纳入规划，但由于诸多原因，迟迟未见行动。

黄伞巷的文化价值还要由专家评说，但不管是保护还是拆迁，都该有个措施，总不能看着它一天天破损下去。

成都 尘一凡

医学观摩与患者知情权

医患之间隐私权的纷争又掀波澜，起因是女青年李雯到医院做无痛人工流产，医院安排了八九名实习生观摩，李雯的男友黄强试图阻拦，医生说已征得李雯同意。但事后李雯说自己全身麻醉根本不知此事，遂以侵犯隐私权将医院告到法院。

有读者提出，应该给医学观摩更多的理解，这话似乎不错。但事实上，医学观摩不能一概而论，人体诊治有些涉及隐私，有些需要患者配合，必须在患者同意并有了心理准备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否则伤害难以想象。我妹妹十几岁时，因患严重的痛经去一家权威医院检查，躺到妇检床上后，一下子围上来几位实习的部队男护士，来不急遮掩的她紧张得浑身抽搐，检查草草收场，她心里却落下了毛病，这毛病甚至影响到后来的交友和婚姻生活。我的一位朋友长的是双子宫，医生觉得机会难得，就让五六个实习生每人都查了她一遍，承受了额外的身体痛苦。如此观摩，真该休矣。

天津 晓燕

期待北京公共交通的新思维

北京的路宽为一大特色，行路难却为一大逊色，如何改变？笔者有如下建议。

一是个人承包的“小公共”应该退出，这类车的管理无序导致随处停车、超时停站和事故频生。二是市内取消投币式公交车，投币过程延长了停站时间，不设售票员既取消了服务乘客的责任，也减少了就业机会。三是科学划分营运线路，消除“之”字或多“之”字的绕圈路线，乘客花冤枉钱还费时，公交也没效率可谈；有的线路过长，南北或东西横穿一趟，没两个小时不行，造成间隔过大。上面的问题一归结，大都跟利益有关，其实赢利非公交第一目的，思路应改成服务纳税人为头等要事（当然政府要支持）。我对德国公交有过体验，一次我没赶上末班车，正挠头时，驶来一辆出租车，司机主动招呼我上车，拉到目的地却不收钱，他说公交与出租公司有协议，公交出钱让他们每天“收尾”。其实，谁都可以自己打车返回，但公交认为提供这些车是他们的责任。

北京 文侠

非法“圈地”、“卖地”当止

近日我听到一个欠发达地区吸引外资的案例：某县私下承诺，原定100万元的土地出让金，投资者只要付上15万元，就可办好全部用地手续。如此便宜的“鱼饵”却未能钓上“大鱼”，县领导一打听，原来外商认为政府不能依法办事，他们不敢来投资。

《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需要，方可依法征用集体土地；集体土地征为国有后才可进入建设用地市场；征用基本农田或基本农田以外土地超过35公顷的，须报请国务院批准。可一些地方以招商引资为名的“圈地”、“卖地”却愈演愈烈，像常州某镇一个村委会都能下令“圈地”。其实，除了土地，人家还要对你的自然资源、区位优势、劳动力素质、相关产业群等做综合考察，能否入选还不确定先就圈地，导致不少所谓的开发区多年闲置，农民土地被征后却得不到补偿费，使生活无以为继。最近，中央开始整顿开发区，强调该清退的立即清退，该复耕的迅速复耕，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安徽天长市 刘兴民

隐名投资隐患多

企业界隐名投资的现象相当普遍，可谓后患无穷。曾有韩国客商朴先生想在中国建个小餐馆，但我国现行《外国投资企业法》规定，外国人在中国成立企业必须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设立，且需经外经贸管理部门批准，程序很繁琐。经人指点，朴先生就以当地人黄某的名义申请了一家个人独资企业。小餐馆生意兴旺，黄某眼红，纠集一帮人找到朴先生，说要收回餐馆自己经营。双方闹上法庭，费尽了周折。

造成隐名投资的原因大都是投资人出于某种考虑，不愿或不能以自己的真实身份公开投资，比如为规避法规或者利用国家对某些人群投资办企业的优惠条件，以他人的名义投资、登记注册企业，自己成为背后的隐名投资人。隐名投资既造成国家对经济主体的错误评价，又造成了企业的产权不明，极易产生纠纷，还给日后司法部门处理纠纷埋下了隐患。笔者认为，统一投资主体待遇，消除投资政策歧视，是消除隐名投资的关键。

山东胶州 高长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