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火与毒箭

（文 / 朱步冲）

“很明显，无论是可以确认的历史事实，还是带有神话色彩的传奇，都对我们以往关于生化武器的了解与使用它的道德、技术限制有了颠覆性的转化。”阿德里安·梅厄，这位在普林斯顿大学主攻古典文献与神话的独立访问学者在经过近10年潜心研究后，于近日出版了《希腊火与毒箭：远古时代的生化战争》一书，试图证明生化武器使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文明的起源阶段。

希腊火的使用

罗伯特·柯里，《军事与历史》季刊的主编，赞扬这本著作对“西方文明早期战争中所有的下三滥伎俩进行了眼光独到的观察，并指出了我们今日对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沉迷的根源”。

中世纪战场上手持巨大盾牌、头盔上羽饰飘扬的战士

自“9·11”事件以来，寻找战争与暴力冲突的起源，成为史学家探究的新热门，“人类终于意识到粉饰太平，将人类文明的进程描绘为田园牧歌的做法是没有用的。”哈佛大学人类学专家史蒂芬勒伯朗说。在对北美印第安人的部落冲突进行长达20年的研究后，勒伯朗今年出版了他的巨著《前文明时代的战争》。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起源问题上，他比梅厄走得更远，例如他指出最早有文字可考的生化武器，早在公元前18世纪就曾经出现：依据一份巴比伦楔形文字档案的记载，当时就有了将羽毛等刺激性物质焚烧，以产生呛人烟雾攻击敌人的做法。

古罗马的战争场景（本刊资料）

一如既往，梅厄等人的观点遭到了同行的攻击，在他们看来，希腊城邦时期的战争充满英雄气概与公平精神，与中世纪的骑士道遥相呼应。战场上的主角都是手持巨大盾牌，头盔上羽饰飘扬的重装步兵，他们甚至不屑从背后攻击对手。达特茅斯大学的人类学专家菲斯兰格表示，许多历史著作由于并非出自当代人之手，从而使文献变成了古今混杂。有效地利用化学物质与细菌病毒作为武器，除必要的军事科技，更需要相对现代的生物学、病理学与化学作为支持。而梅厄则反驳说，僵硬地在研究中套用今日的种种概念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问题的关键，况且古人利用丰富的实用经验，完全可以弥补理论与技术上的落后。比如在几幅近日发现于西班牙南部一座迦太基要塞废墟的浮雕上，就生动描述了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军队如何利用污染的食物与衣饰使俘虏身染腹股沟炎症，再将他们放回，从而在敌方的城市中“掀起一场人造瘟疫”。

与这几幅浮雕一样，近年来陆续出土的考古发现，再次证明在毁灭同类这一点上，我们的祖先并不比我们逊色多少。去年在土耳其伊兹密尔郊外的一处古希腊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卷署名伊尼阿斯的手抄本，在这部撰写于公元前5世纪的军事学著作中，对毒箭创伤的治疗堪比今日的战场急救手册：用利刃切开伤口排出黑血，并将伤口上下用布系紧以免毒素扩散，最后敷上橄榄油调和的解药，箭头所用的毒素除了蝰蛇的毒液外，还包括毒芹与乌头。这一点似乎印证了荷马史诗中对于墨涅拉俄斯等遭受毒箭创伤的英雄的描述并非空穴来风。此外，研究人员还在其中发现了臭名昭著的凝固汽油弹的原形一一希腊火，证明这件致命武器出现的时间远远早于人们的想象，它的雏形是用硫磺和石脑油制作的弹丸，点燃后可以形成灼热的火焰与有毒的烟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