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运到奥运的跨越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何振梁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鸟巢方案引起大家的关注，您能不能从体育场馆方案的确定程序方面谈谈这次与1990年亚运会有何不同？

何振梁：1990年北京亚运会时场馆确定基本在一个小范围之内，由组委会领导层确定。当时也不可能有人来帮助建场馆，只有一个英东游泳馆，是霍英东先生捐了1亿港币建起来的。当时并不是我们主观拒绝别人来帮助，只是从大环境来讲，还不具备这个条件。1990年亚运会的筹办早在1984年就开始，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判断当年，而要历史地看这个问题。

亚运会跟这次来比较，建筑规划设计方案的确定，法人招投标的确定，本身就反映出我们国家向前发展，开放的程度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次由规划到设计，采取了公开、公平、透明的方针，完全采用国际招标的方法，各种方案在竞标中择取最佳方案，不仅有广泛的社会参与，而且有国际参与。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国家主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的设计方案都已确定下来，您个人的评价如何？

何振梁：我非常喜欢这个(鸟巢)方案。据我了解，设计师的灵感来自中国南方的窗棂，还有一个说法是来自有冰凌花造型的碗，这些看起来不规则的东西其实非常有美感。当然，建筑跟美术、绘画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观，场馆好坏很难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我从来不说，‘这个比那个好’或者‘这个是最好的’，我只说这个有什么特点。我们通过这种国际化的方式，将最优秀的设计师集中到了北京。他们构思出最适合跟中国的传统和文化结合的规划方案，更好地体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未来发展的，就是最好的。

三联生活周刊：从历史上看，当年亚运会的政治意义好像更大一些，当时为什么没有把经济考量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何振梁：众所周知，1990年亚运会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之前有了那场政治风波。人们在政治风波之后重新思考稳定的问题，亚运会在这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把民心更加凝聚起来，也起到向国际上介绍中国的作用。

至于说经济考量，当时也没有这种可能，不要以现在的状况衡量当时的条件，要历史地看。那时亚运会市场开发的价值也远不如现在的亚运会，更别提现在的奥运会了。在北京亚运会之前的几届亚运会，如韩国汉城和之前的印度、泰国，都是政府投入的模式。现在的亚运会有市场开发，体育水平提高了，中国、日本、韩国运动员体育上的激烈竞争带来了很多商业利益。但当时的亚洲运动会，主要不是经济上的考虑，尽管经济上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当时以亚运村为主的北部地区开发，通过90年亚运会，还是帮助北京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

三联生活周刊：从这次奥运场馆的建设模式看，被广泛注意的是社会资本介入的尝试，从世界范围来看，奥运会的经营模式也有个变化过程，我们这次采取政府与社会力量结合的模式是否也有其国际背景？

何振梁：从奥运会的历史来看，真正开始搞商业开发的，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商业开发的历史也不长。之前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基本上是前苏联政府的投入，还有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也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在投入，现在纳税人还在继续付当年的钱。尤伯罗斯(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主席)的功劳就在于他创造了一个新模式——依托社会承办奥运会。但国际奥委会经过各方面分析，发现只有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才能搞成这种模式。1988年汉城又回到了以政府投入为主、加上大财团赞助的模式。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也是政府与社会结合的办法。国际奥委会根据各种模式来看，最成功的还是(政府与社会力量)两者的结合。政府着重的是基础设施方面以及必要的体育设施，体育场馆主要是社会投入，这样有利于赛后的利用。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有的学者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我们在1993年获得了2000年的奥运会举办权，而以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中国因奥运得到的进步未必比2008年举办奥运会大。作为两次申奥的亲历者，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何振梁：当年我们如果申办成功，我相信，我们也可以办得很好。但它所影响的范围、规模，恐怕远不如这一次。比如说，如果我们上次申办成功的话，没有一家中国企业可以考虑进入到国际奥委会的合作计划伙伴里，没有这个实力。这次有没有企业进入是另一个问题，但至少有企业已有实力可以考虑这个问题了。

当年以2票之差申办未成功，从感情上讲接受不了，但理智地想，当年远没有我们这次申办所具有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第一次申办是1993年，这次是2001年，我们以超过第二名34票的差距高票当选，中间经过了8年的发展，可见这次是众望所归。国际上普遍看到，我国在这8年，综合国力大大提高，政治方向更加明确。

应该说，现在国内各方面的条件更加成熟，所以2008年奥运会的推动作用也将会更大。过去历届奥运会，特别经济刚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的国家，奥运会的举办会起一个巨大的作用，甚至是催化剂作用。比如1964年东京奥运会后，日本从战后经济恢复期一举进入到经济高速发展时期；1988年汉城奥运会也一下子将韩国的经济和国际环境推进了一大步，使其从居于东北亚一隅的小国成为国际上有影响的国家。他们的几大财团通过奥运会大大向世界展示了自己，最典型的例子是三星集团。中国企业完全也可以借助奥运这个平台提升一大步，关键是抓住机会。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评价说，奥运会对于北京甚至中国，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源，它推动着这座城市与这个国家以比常规速度快得多的速度在进步，您如何看待奥运对中国的作用？

何振梁：我在申办过程中，对国际奥委会的委员说，如果在北京开奥运，将是一个三赢的局面：从国际奥委会来讲，它是一个大赢家，没有比在13亿人口的中国开奥运更能传播奥运精神了。第二中国是一个赢家，通过奥运的举办，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国的对外开放，经济进一步与国际上接轨，社会进步，体育水平提高。第三个赢家是全世界，因为中国是占世界人口1/5的大国，从经济总量已达世界前列，政治上举足轻重，通过奥运会的举办，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进一步密切。

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奥运会从筹备到举办，每年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总值0.3%～0.4%，而对北京GDP的增长，则起到4%以上的作用。这是有形的，无形的更是难以估量。有人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会加快北京发展10年到20年，这种推测并不夸张。奥运会对一个国家促进的结果，并不是在奥运会闭幕那一天，而是要到奥运会之后的一段时间，才可以更清楚地看清奥运会对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从亚运到奥运，是一个巨大的跨越，这次奥运会不仅会对我们国家在体育上起一个推进作用，更重要的是对我们国家的经济、改革开放、社会进步是一个全面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