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之灾

（文 / 朱文轶）

2003年7月4日晚至7月5日中午，安徽省滁州市连续降雨达368毫米，造成山洪暴发，洪水凶猛，致使京沪线铁路滁州至担子段被洪水淹没  

“我相信，这次淮河之灾是我们应对洪水方略从控制变为管理的首次实战。”7月15日，徐英三在淮河防汛总指挥部接受记者采访时神情已经相对松弛。当日8时，淮河干流王家坝水位27.74米，润河集26.85米，正阳关26.26米，吴家渡21.75米，至此，淮河干流全线退到警戒水位以下。“今年的抗灾做到了大灾小害，有惊无险。”作为淮委主要负责人和中国重要的水利官员之一，宣布此次淮河抗洪的“阶段性胜利”，在“水势险情的解除”外，徐英三心里有更重要的指标——在水位告退的三天前，到灾区视察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抗洪实现了‘三无’”，即“没有出现重大溃堤，没有工程出现重大险情，没有发生人员伤亡”——27万平方公里的淮河水系和周边2亿人民度过了生死关头。一位水利部官员评价说：“一次声势浩大、险情叠起的水灾没有出现人员伤亡，这在中国灾害史上史无前例。”

与1998年长江洪水相异的是，尽管淮河汛情持续两周吃紧，淮河干堤却相对平静，没有出现“随处可见军民奋战的抢险场面”。“严防死守”的概念被扬弃，水利部淮委原主任蔡敬荀坦言，将洪水控制于零风险的治水思路事实上“风险更大”，“对于特定的河流而言，决策者的经验是有限的，尤其在连续作战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决策失误有增大的可能性。人为加堤挡水，水高堤高，一旦死守中任何环节出现失误，都可能堤毁人亡”。面对今年突如其来的淮河之灾，局部被有选择性地舍弃。从7月3日起，蒙洼、唐垛湖、荆山湖等9个行蓄洪区先后主动爆破行洪，14万人被安全转移，徐英三解释说：“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是任何决策的首要前提。”

从7月初到7月20日，本刊记者在淮河沿线实地考察，上百名境外记者也聚集于淮河流域的各大小城市。一条中国河流的灾害在世界层面引起关注，再次证明政府官员与水利建设者们在52年前开始相信的命题——淮河从来就不仅仅是一条河流。作为“中国最难治理的河流典型”，“天灾”“人祸”背后的所有难解之症、用上万亿资金和无数殒于灾害的人命来验证的人与自然共处之道，以及它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寻找不到任何可以匹敌的例证。

用治淮专家吴本瑞的话说，这次淮河之灾给中国其他各大水系的灾害与治理提出了现成的样板和极具参考价值的问题，“对于隔年即至的洪灾，既难以消除风险，又不应加重风险，在经济发展与防洪减灾的问题上，人与水究竟应该如何协调？”“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包括淮河在内的大江大河中，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城市与农村之间必然会相互转移风险。离开全局性，从来没有有益无弊的水利，上游或支流上加高或新建堤防、筑坝拦水后，洪水自然调蓄能力减弱，洪水风险可能向干流或中下游平原经济更发达的地区转移。既要提高‘防洪标准’，又要摆脱盲目‘拼实力’的怪圈，区域之间基于洪水风险的利害关系如何协调？”“数以千万计已经世代居住于洪水风险区中的民众，如何与洪水共存，摆脱贫困？”与记者的交谈中，吴不断提及第一代领导的治淮名言，“工业犯错一二年可以翻过来，治水治错多少年也翻不了身”。他认为淮河难治源于其复杂的历史与现实。

可以肯定，这些由水引发的涉及社会公正、进步与发展的问题已经越来越为本届政府所重视。一个新标准正在深入人心：一个流域的治理标准不光是“上百年或者上万年一遇”的或然率概念，更重要的是“流域生活的安全度，流域环境的舒适度，流域经济的繁荣度和流域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度”。而今年的淮河之灾，“作为中国治水制度之变的第一张骨牌，其效应会陆续体现于水患同样频繁的长江、嫩江、松花江等七大流域，我希望那些饱受水患的人民能深受其惠。”徐英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