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们说了算吗？

（文 / 施武）

7月15日，《读书》杂志召集关于北京大学人事改革的座谈会，参加座谈的大多是北大的教授，还有北师大、人大、清华、社会科学院等关心北大改革的学者。

在持续三个多小时的座谈中，教授们基本一致对北大的改革方案持质疑态度。要弄清他们对方案质疑是出于激情还是出于利益，是根本没意义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北成就说，“改革总会涉及各方面利益，任何一方从维护自己利益出发都是合理的”。但在座谈中，他们并没有太多谈及利益分配的合理与否。

最先发言的北大政治学院教授李强是方案起草小组成员，但他在发言中一再强调，他是以学者参加会议。从这次改革方案他谈到知识分子在政治转型中的作用。他认为，这次方案起草后经过广泛讨论，综合各种意见以使方案更稳妥，平衡大家的利益，达到公平，这对公共政策来说是非常好的开始。如果以后重大的公共政策能采取这样的做法，会得到更好的效果。

尽管对起草者在表达上的漏洞大可批评，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还是认为这次的改革是很难得的，因为“100年来北大一直有变革，变得好坏都是领导说了算，教师从没有介入到过程中。比如说蔡元培的变革好，说50年代的调整不好，都是事后清算。惟有这一次，在方案期间已有广泛讨论”。他说，“即使这次人文学者的意见全都被否定，起码我们对大学的想象能有所推进。不管是谁做这件事都应该考虑到，我们的学科是多元的，文化背景是多元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应该学会理解不同的声音。”

现在清华大学任社会学系主任的孙立平在赞成方案提出的竞争原则的前提下，对这个方案很失望，认为它没有解决学校里每天遇到的那些问题。

孙立平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在于行政本位和学术评价机制。在学校，教学是行政的附庸，教师与领导存在着依附关系。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说，“改革的对象就是这个计划体制，改革的主体也是这个计划体制，那就好比导火索改革炸药包，那怎么改？”大家都理解要改变多年的积弊很难，李零认为可以从最简单的事做起，“比如学校很多领导都是教授的现象，表面上说是提高了学校管理层的素质，实际上，他们可以不通过评审当然地升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等等。这明摆着是没有道理的。”很多教授认为这个问题现在变得更加突出，是因为体制内的资源增加了，有了一级津贴，有了大金额的课题，而配置这些资源的行政本位的机制没有变化。比如津贴是如何分配的？课题由谁承担？官本位会直接影响公平的学术竞争，也就不可能促进学术进步。如果不改革这个体制，再加上企业化管理，问题就会更加放大。

陈平原把这次改革概括为三点：以美国为榜样，以市场为取向，以管理为中心。其实，这不仅仅是北大的问题

一位计算机系的年轻教师说：“现在我们系的教师都忙于写报告，申请项目，搞关系，找更多的钱，养更多的学生，评价老师的标准也是你能搞来多少项目。本来留在北大的是有点理想的人，想在一个学术环境里做点什么。可是现在，最后逼走的可能都是甘于寂寞做学问的人，留下来的都是通过非学术手段表现突出的人。”

来开座谈会之前，李强就一再犹豫要不要来，原因之一大概是作为起草小组成员，近来感受到一种对立的情绪。对立情绪是有的，孙立平曾在北大任教20多年，他明确地表达了对“一流学生，二流教师”说法的愤怒，因为“它典型地表现了行政本位对教师的蔑视”。

在对北大教授采访时，就有教授认为，这个方案显得很没有国格，座谈会上再次有教授提出了类似问题。北大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认为，方案要求教授用英文讲课，造成的气氛就是国内的质量不如外国，需要改革的问题都在“土鳖”身上。他说：“我们要提高水平，应该是能用中文讲最好的学问，如果只能用英文，那我们就只能是落后，而且是对中文的不负责。”在对方案的解释中，校方曾以“新儒家都在外国”来说明北大的学术水平低，李零说：“且不说新儒家算什么，国外的汉学研究和我们的研究完全不是一个学问，我们应该尊敬它，因为它可能给我们提供第三只眼。但是我们应该有一种正常的心理，一定说我们低人一等是何必呢，这是我坚决不同意的。”

陈平原把这次改革概括为三点：以美国为榜样，以市场为取向，以管理为中心。说到以美国为榜样，批评家李陀介绍说：“美国大学，尤其是加州的大学里的确有一种思潮，要把大学办成公司，因此产生了一些变化，比如系秘书的权力大了，也产生了很复杂的斗争。由于美国大学毕竟有很深厚的传统，所以想把大学公司化很困难。从北大现在的方案里，可以看出起草者敏感到了美国大学的这种思潮，他把大学当企业了，他不知道大学的竞争和市场的竞争是两种不同的机制。”

不管大学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改革小组和教授们在某一点上是有共识的，即都认为学术评价、聘任机制有问题，既然如此，李零建议：“那就应该把这些问题拿出来研究一下，课题都是怎么定的，职称怎么评的，各种奖项怎么评的。很多具体技术问题需要真正研究教育、研究校史、研究各国大学情况的专家来出主意，才能改好。”

陆建德虽然不在大学，他是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但是他说，“这个方案太注重了研究，忽视了教学，而大学的基本责任还是在教育。我们做事情太注重一个文字方案，往往忽视了它在一个具体的文化土壤里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不仅是北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