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这东西

（文 / 王小峰）

2003年7月18日，杨受成在保镖的护送下离开廉政公署  

这几天，香港廉署突然出动人马，逮捕了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等在内的几十位娱乐圈显赫人士，还有不少艺人被公署请去“喝咖啡”，香港娱乐圈出大事了。

在和平的年代，人们主要需要娱乐，娱乐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消费产品。有商品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竞争，有竞争就有不正当竞争，不正当竞争就会有垄断。垄断一出现，这游戏就不太好玩了。

网络刚刚出现那段时间，上网常用的浏览器不是现在的IE，而是Netscape，后来微软整出来了一个探索者，跟Netscape争了半天市场，结果市场份额不到30%。微软急了，干脆把浏览器整合到操作系统里，这回Netscape不行了。于是有个叫杰克逊的法官不干了，想把探索者从微软的操作系统给剔出去。结果微软一点也不软，进而把Netscape打得无影无踪。于是，今天的人们上网少了一种浏览的乐趣。

别看杰克逊法官信誓旦旦，结果还是撼不动微软，娱乐跟微软卖产品还不太一样，有时候，娱乐这东西没法较真，一较起真来，你会发现它狗屁不是，所以有人爱把娱乐称作“愚乐”，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娱乐在一种不成文或是潜在的规则下进行，娱人又娱己，其乐融融。即便这种游戏规则是垄断或是不公平的，但对于消费者来说，只要好玩，才不管它公平还是公正呢。

香港娱乐圈折腾来折腾去就那么点事，以往，最多也就是谭咏麟大战张国荣，梅艳芳大战陈慧娴，或者弄出一组四大天王下“四国军棋”，谁胜谁负，关键要看谁跟电台、电视台的关系好。可是最近这些年不同了，单凭关系好像已经摆不平江湖上的事情了，于是财大气粗的娱乐集团开始了“资本”运作。在香港，没有英皇集团捧不红的明星，一来二去，娱乐便有了垄断。

香港廉署这次较起了真，因为娱乐圈的游戏规则触犯了更大的规则，危害了别人的利益。在很多人看来好像廉署没必要大动干戈，但是换一个角度，能说明一个问题——法制才不管你娱乐不娱乐呢。这也说明长期以来，人们在看待娱乐的时候很少把它与法制联系在一起。

有趣的是，香港那边一出事，咱们这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时候反贪部门把内地娱乐圈的人请去“喝咖啡”？别怪内地公众太敏感，也别怪他们思维成了这样的定式，这么多年耳闻目睹娱乐圈的怪现象，让人不得不这样想。娱乐本来是娱民之乐，现在搞得乌烟瘴气，其实已经不娱乐了。玩过了，便成了让人恶心的东西。

比如说，那个词坛怪杰，他得势了，全国电视观众就都得忍受他的“才华”，如果他不是因为玩大了栽进去，公众要忍受多长时间呢？还有那个电视台的编导，她的审美情趣和偏好凭什么就得让公众接受？再比如各式各样的排行榜，为什么排名靠前的歌曲都那么难听？再比如，为什么买票看演出就得被假唱戏弄？

崔健反假唱，说到底他不是很智慧的，禁止假唱在有关部门制定的条例中早就写得清清楚楚。崔健干嘛不利用这些规则呢，反而像个唐吉诃德一样去挑战那些沉默的风车，好像只有这样才摇滚。

没有规则，就有了不成文的惯例，新歌打榜，停留多少周要多少钱，名次排第几要多少钱，年终评奖，拿什么奖也要花钱。所以，娱乐就这样被一波波人给糟蹋了。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这种“暗香浮动月黄昏”式的娱乐，你的娱乐欺骗了我，或者让我失去了欣赏更好的娱乐机会，我就有理由站出来反对。

但是，就像崔健意识不到用法规来反对假唱一样，公众同样也意识不到。反正娱乐就那么乱哄哄的，与我何干？但正是这种与己无关的心态，导致娱乐圈越来越失去规则，娱乐变得越来越糟糕。

都说这些年内地流行音乐不行了，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在某种潜游戏规则的支配下，一方面是既得利益者，同时也是个受害者。最终受害的是整个行业，其实这种恶果早在几年前就凸现出来了。

内地在操控娱乐界方面，还处在小打小闹阶段，用500元完全可以搞定一个DJ。但谁不是先从小打小闹做起的，杨受成也不会是上来就“资本”运作的。所以，当今天娱乐行业越来越成为一种可盈利的产业时，今天500，明天就可能是5000、50000。问题是，目前内地并不重视娱乐业的腐败问题，似乎它并不影响国计民生。香港廉署的行动正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如果让娱乐也能有个正常发展，必须要有个良好环境。

这方面我们还应该向美国学学，上世纪50年代末，DJ受贿成风，连摇滚教父艾伦·弗里德都未能幸免。他收唱片公司的钱，但从来不播那些唱片公司的滥歌，结果被“点”了。正因为这次贿赂事件，美国出台了一个法案，从此制止了暗箱交易。为什么现在一说排行榜就拿美国的做参照，因为人家正规，而这正规来自健全的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