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 以民为本

（文 / 谢衡）

三联生活周刊：1998年以来，作为市场经济必然的内涵，公共财政理念和框架逐步被引入中国的财政操作体系。对于突如其来的“非典”，公共财政理念如何体现，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苏明：公共财政的理念是国家财政应当用于满足全社会公共的需要。像“非典”这样的传染病由于对社会有极大危害，其治疗具有典型的公共性，需要政府提供公共财政方面的保障。

我国政府在财力筹集和运用的体制上初步构建了公共财政框架，“非典”疫情突发之后，财政部门积极发挥了公共财政职能作用，全力保障“非典”防治资金需要。比如，中央财政设立了20亿元“非典”防治基金，各地财政部门也大力调整支出结构，积极筹集“非典”防治资金，用于建立公共卫生应急反应机制，防治“非典”的科研攻关、设备购置、病毒检测试剂研究，以及疫情监测、信息搜集和有关人员培训等。及时预拨了资金，切实保证需要。财政部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迅速制定出台了对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的“非典”患者实行免费医疗救治，对参加“非典”防治工作的一线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给予特殊临时性工作补助并免征个人所得税等一系列政策，为有效防治“非典”特别是阻止“非典”疫情向农村蔓延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与此同时，财政部门还加大了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对疫情地区、部分困难行业在限定时段内实行了一系列减免税、费、基金政策和贴息政策，帮助受到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和企业尽快克服困难。这些资金保障和财税优惠政策的实施，是财政部门改善公共服务，加强宏观调控，积极应对突发事件，建立有效应急保障制度和机制的有益尝试，也是公共财政理念的实践。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还是暴露了财政支出结构性问题，比如，国家财政支出中卫生事业费所占比重逐年下降。为什么公共卫生在财政支出领域一直未受到重视？财政支出结构性问题应如何解决？

苏明：国家对于财政支出有一个整体均衡的考虑。这些年来，国家财力的增长是很快，但各方需求也比较多，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任务一直比较重。政府过去的支出项目，既有一般性公共服务项目，也有经济建设项目，但重心在经济建设方面，财政支出也更多地投向了经济建设。

“非典”使中国医疗防疫控制体系的不完善以及医疗设施严重不足等问题显现出来，也折射出了我们在公共卫生体系和公共卫生安全建设投入上的长期欠账。“非典”疫情，使我们更加认识到，要使我们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城乡要协调发展，经济跟社会也要协调发展。财政在关注城市的同时也还要关注农村，关注经济发展同时要关注社会的发展。我相信以后，财政会在建立公共卫生的应急体系，建立农村的防治体系，进一步推进医疗卫生改革等方面加大投入。

三联生活周刊：为应对“非典”疫情，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非典”是否会引发在未来若干年内一场有关财政导向上的变革？

苏明：实际上，自从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目标以后，财政整体制度的改革就开始了。即使没有遭遇“非典”，我国的财政体制也要按既定方向进行改革和结构调整，建立公共财政制度。

市场经济要求政府建立与之相对应的公共财政，政府应该提供那些市场提供不了的产品和服务，即所谓“市场失灵的领域”。当前中国的财政支出范围不仅包括市场不起作用的公共领域，也涉及到市场正在发挥作用的竞争性领域，财政支出范围涵盖了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使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在决策中变得很模糊。以后，应该是市场该干也可以干好的事情，财政就不投入。财政除了维持政权的运转外，就是尽全力满足全社会公共的需要。也就是我们一直说的财政要“先吃饭，后建设”。

公共财政要求为公众提供一个公平的公共服务。在“非典”时期，对农民实行免费医疗，就体现了这个精神。“非典”促使我们更加深入地反思我国财政支出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也更加坚定了财政改革的方向，虽然整个财政制度的改革做起来是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