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做生意是很简单的事”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香港贸发局副总裁林天福  

三联生活周刊：SARS疫情对香港的贸易有哪些影响？

林天福：SARS流行的两个月正好是采购季节，对大宗外贸商家影响较轻，因为他们早已经有固定的客源，每年翻单即可。但对中小企业则较为严重。

香港及华南地区，成为世界工厂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轻工业、成衣、珠宝、电子、钟表与玩具为主要出口行业。在和珠三角的贸易联系中，香港有两大优势，一个是服务业已经达到国际水平，第二是专业人才丰富。

SARS之后的下一步计划，在4月份之后，我们从未间断与海外买家的联系，通过海外办事处与资料库，将香港商品目录传递给他们，还举办了免费的网上会议，中小企业可以把产品与资料报价单等放在网上进行展览，并提供一份全球发行200万的刊物广告费半价的服务，“商业配对”服务等。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香港的国际贸易地位居于什么位置？

林天福：香港从事外贸30年，是因为没有内销市场逼出来的，其国际网络已经成熟。20年前，香港贸易居世界第23位，现在则上升到第10位，其条件是自由贸易、交通、航空的优势，集装箱吞吐量占世界第一位，税率很低。香港政府是很小的，没有那么多手续。香港海关效率是世界有名的，出入境的简便也世界有名，而且从来不是大企业去垄断，而是给予小企业很大的空间。小企业的特点是有灵活性。香港的企业国际性很强，国际信息密集，很多很小的企业，在世界各地都设置了自己的小办事处。现在很多内地民营企业都会在香港设一个点作窗口，还可以与香港的中小企业合作。因为就制造业而言，内地状况已经很好，而香港的企业可以帮他们做外销，可以免关税。香港非常欢迎小企业，主流经济在小企业身上。

香港有最自由的市场体制。在香港做生意是很简单的。要在香港开一个办事处，早上到公司注册处登记，下午就可以做生意，不需要有资金的下限，只要花100多元的手续费有一个办公地点。他们甚至可以通过会计师或律师来注册。

因为香港的包容性，很多日本的小企业，把他们原本在日本的根基全面转移到香港，有2000～3000家。在香港做生意是全世界的生意，而且赚的钱大部分可以放在自己口袋里。企业只需交16%的营业税，个人所得税最高只有15%。花5分钟填一张报税表就可以了，很多证明都不需要。政府针对企业的行政手段十分微弱，很多企业在香港经营10年、20年就有了归属感。而香港的本土企业兼具传统企业美德与西方管理制度。一些传统小企业的老板，对伙计员工看似家人，现在有些小店铺的企业伙计七八十岁了还在为他的老板做事。

专访香港特区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

日期：2003年6月17日

时间：下午2:30至4:00

一，非典型肺炎对学校的影响？

在今年3月下旬，我们已觉察到有社区扩散的迹象，教统局发出一连串指引给学校，包括学童家人怀疑感染，便不能上课，随后我们决定先停课一星期，学校每日进行强力消毒清洁。

到淘大花园出现大规模爆发后，家长十分担心，我们已准备好一套停学指引，重点是停学不停教，老师将课程上网，利用电脑资讯科技教导学生。学校在停课期间会有老师轮流当值，在家中缺人照顾的学童可选择回学校。

在停课期结束后，我们分四阶段逐步复课，包括要家长替学童探热，若有遗漏，再由学校检查，学生要洗手，用消毒巾及戴口罩，复课后一个月都未有出现学生在学校感染个案。目前有80位学生染病，大部分是因为家人担任医护人员受感染，老师有16位左右，但都不是在学校感染。

二，疫症后对学校教育的反省？

疫症告诉每位市民个人卫生十分重要，整个社会的公共卫生也十分重要。在学校内，学生个人卫生意识在疫症后已大大提高。告诉你们一个有趣故事：有一次特首对我说学生卫生意识教得好，因为他的小孙女放学回家要爷爷先洗手才可以抱抱。

现时学校内的功课，都会叫学生分享他们对SARS的个人感受，在清洁消毒工作，虽然目前零感染，但仍然保持高度警觉。

三，财政赤字对香港未来教育影响？

虽然解决财政赤字对政府来说很重要，但教育投资同样重要，教育投资在SARS之前已增加了11%，暂时财政赤字并未影响教育投资。

在资源分配方面，2/3是投放在基础教育，1/3投资在大学教育，目前主力是推行教育改革，包括小学全日制，课程改革师资培训，全部都着力推行。

大学教育方面，主要是重整课程，不同大学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哪些学科办得好，哪些办得不足，每所大学要有自己重点、特色。大学合并也是在这背景下提出，要节省的不是教学资源，而主要是行政资源。

合并是大家(科技大学及中文大学)看中对方，在校长层面，双方都认为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他们已进行校内咨询，并提交报告予教统局，双方认为可再深入探讨。他们主要担心是政府的角色，包括日后资助政策是否改变，但教统局并没设下时间表与限期，中文大学对合并较易接受，因他们本身是由三间书院合并而成，科技大学比较新，十分重视自己的独立认同，所以会较抗拒。

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  

四，教育投资会否将资源重组？

暂时不会，中、小学基础教育已经上了轨道，大学方面仍有空间，可以重组。政府会继续投资下去，并非单纯为了节省资源，例如大学合并，香港的确需要一所具规模的综合性大学，有一个critical mass，在教育政策方面，整个方向优先次序是教育改革，包括师资、考试评审、课程改革、大学改革，这些都是政策性改变，钱反而是其次。

五，香港教育政策发展方向？

香港教育好重要，未来发展方向主要两方面，第一是给予学校更多自主权、选择权，拆墙松梆；第二是制造选择予家长学生，例如有不同类型学校供家长去选择。

21世纪的精英观念不是单一着重教试成功，而是多元精英，在学校、家庭可以自行发掘学生的潜质，培养发展成不同层面的精英。

六，香港教育宏观路向？

宏观层面来说，香港教育应走国际化路向，不能只看香港这小地方，只训练为香港服务的人材。将来香港人才培训要服务国家，同时在国际上也要有竞争力。

一方面我们要掌握良好英语基础，因为这是国际语言，另一方面我们与内地联系紧密，大家沟通容易，香港是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中西文化汇合的教育中心。

我们推行的并非“西化”教育，例如两文三语(即中文、英文及国语、英语、粤语)，是香港教学特点，政府聘用以英文为母语的教师派到中学，是要建立一个英语学习环境，香港是希望培养大量国际化人才又具中国视野，并不限于“精英”才具备这些条件。目前国家已逐步融入国际社会，世界各国都要看着中国发展，因此国际化与中国视野并非互相排斥。

七，振兴教育、振兴香港

香港没有什幺资源，惟一资源就是人，香港人才永远都不足够，精英亦不足够。我们需要开放教育市场，吸纳全球人才来香港读书，我们不单要精英，亦需要各层次的人才，所以我们今后要发展人才的资历架构，这方面内地比香港进步。例如一个厨师、美容师，需要什么资历？怎样取得这些资历？我们希望与雇主合作，将资历规范化，有一个升级机制，大家在工作中有目标奋斗，到某一个阶段又可以与大学衔接，持续进修。人才是香港惟一资源，不做好人才培训，香港经济没有前途，只要做好教育，香港才能走向知识型社会，重新再发展腾飞。

如何抚平楼市创伤？——访香港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施永青

今年2月，有近20年历史的香港第四大地产商鸿运地产倒闭。最直接的原因是成交量大幅萎缩。1997年香港楼市全年销售了21万个单位，现在一年不到10万，大概只有八九万的样子。从数量上看，跌了差不多六成。此外价格也差不多跌去了六成。我们和城市大学合作做了一个楼市价格指数，最高峰的时候是100点，现在只有33点左右。也就是说，楼市这块饼变得小了。挣钱很难。其实鸿运并不是关门结业的第一家的代理商，此前香港置业就因经营出现问题卖给了长江实业，另一家叫利嘉阁的被我们中原收购。鸿运倒闭了，没人愿意接这个盘，不愿意投入这个领域。我们1997年的时候有300家分行，现在收缩到了160间，人员没有减少更多，很多到开发商那里办公。

1997年香港楼市达到了顶峰，楼价实在是太高了，高到一般人都买不起了。我们用月还款占家庭收入的百分比来表示负担能力，在1997年时很多家庭都达到了100%，而现在平均下来只有20%。当年很多家庭是在勒紧裤腰带供楼。事实上很多需要都被透支了，有的家庭儿子还在读高中，老爸就开始给他买结婚的房子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因为香港的楼市一直在涨，大家认为这笔投资会赚钱。

香港房地产形成了很高的泡沫。这里面原因很多。在1997年以前政府是在压制需要，每年出售土地的上限是50公顷，供不应求；香港实行的是联系汇率，汇率和美元挂钩，有一段时间美元不是很强，而香港经济好，港币就很强，这就出现了负利率的状况。很多人不愿意把钱存在银行里，而买楼就成为一个很好的金融产品。更重要的是香港人的购买信心强，大家都看涨，越是上升越是投。

199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投资者信心不足，政府也开始打击炒买地产的行为，增加了8.5万个住宅单位。一夜之间如水银泻地，夏天还值100万的房子，秋天只值90万了。但房地产和其他商品不同，建筑周期长，大的项目要5年，简单的要2～3年，很多项目开工，但停不下来。此外政府批地条件严格，开发商拖延的话会将地没收。所以楼市的供应量还是很大。所以说地产的刹车需要3～5年的周期。今年楼市的新供应量是3.05万个单位，明年是2.77万个单位，而在过去的5年内，市场的吸纳能力只有2万个单位，每年有9000个新建单位没有人住。卖不出去，价钱只有下跌。于是从1997年到现在，楼价跌掉了60%。

这对香港经济影响有多大呢？房地产以前一直是香港的支柱产业，政府的收入30%～40%靠卖地。政府不卖地，财政就出现赤字。恒生指数中曾经有一半以上的公司是地产商，现在已经下降到20%。在香港，56%的家庭都有自己的房子，他们投在房子上的财产60%蒸发了。香港一半人赚外面世界的钱，另一半赚自己人的钱。所以，楼市下跌受损最严重的还不是中产阶级，而是下层的体力劳动者。楼市好的时候，香港人看着自己的房子每月涨10万，在外面吃鲍鱼、鱼翅。楼市每个月都跌5万，就不愿再花钱了，不出去吃了，他的工资才两万，只有在家吃车仔面了。于是楼市影响了餐饮、零售业的整体消费，导致失业人群上升。

开发商以前赚钱很容易，什么都不做，而现在要更多地考虑建设新颖、材料好，还要用各种促销手段。所以我们代理市场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以前做二手市场为主，现在主要帮开发商做营销，卖一手房。

我的分析是，房价的泡沫现在已经基本挤去。政府也在积极挽救楼市。从去年到今年9月不再出售土地，停止了建“居者有其屋”的廉价房计划，同时对业主加强了保护。以前香港有一个《租务法例》，这个法例可以保障房客可以一辈子不搬出房子，租期到了，房主提出增加租金，房客认为不合理，就可以向租务法庭申诉。法庭裁决价格是否合理，而业主是不能将房客赶出去的。现在房租已经市场化，由业主说了算。香港有一个很怪的现象，有钱人不再买房了，而是租房。楼市最缺的是信心。

1992年我开始在广州、深圳、北京和上海四所城市设立分公司。到1997年，我用5年时间积累了在内地的经验，4所大城市市场基本成熟后，开始向周边其他城市扩张。现在我们在香港的公司月收入大概在8000万～1亿；内地的收入是3000万。这样比下来，差距还是不小。但我跟同行说，现在香港是母公司，内地是子公司，将来会反过来，香港的会成子公司的，这个时间快则5年，慢则10年。

香港有没有褪色？——访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郑佩玉教授

三联生活周刊：香港经济低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郑佩玉：回归后，香港经济一直处于起伏不定的低迷状态。从GDP的增长率上来看，1997年当年还保持了5.1%，1998年为-5%，1999年为3.4%，2000年为10.2%，2001年为0.6%，2002年是2.3%。有人怀疑香港经济的低迷的原因是由于实施“一国两制”，我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

90年代初香港将绝大部分的制造业转移到了内地，但并没有推动本地制造业升级，没有从劳动密集型转到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上。经济结构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依赖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依赖资产价格的膨胀。香港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泡沫，终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破灭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危机总是在最繁荣的时刻到来。香港政府在1998年8月入市，击退了国际炒家之后，开始集中力量进行经济转型。但6年来天灾人祸不断，禽流感、“9·11”恐怖袭击、美伊战争、SARS都极大影响了香港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回归的6年，是香港经济医治金融风暴创伤的6年，结构调整初见成效的6年，是和天灾人祸斗争的6年。

经济结构出了问题，与之相对应的财政结构也出了问题。香港是一个小政府，量入为出是基本的财政原则。《基本法》也规定，政府财政要保障收支平衡。政府的收入主要依靠税收，卖地也占一定比例。地产等经济泡沫破灭后，卖地的收入大大减少，从房地产股市中的所得也相应减少。财政也开始出现较大的赤字。

三联生活周刊：香港政府推动经济转型的思路是什么？

郑佩玉：特首董建华提出“大市场、小政府”的管制原则，发挥香港固有的各种优势，充分利用“一国两制”这一新优势，牢牢抓住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和加入WTO的机遇，提升具有潜力的传统产业。培养新兴产业。金融业、物流、旅游和工商服务业是今后重点提升行业。同时还积极推动发展各种创意工业、高科技行业。这就是继续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旅游中心的地位；并使香港成为现代物流中心。用董建华的话说，要把香港建设为背靠内地面向世界的国际都会。让香港成为中国的纽约，中国的伦敦。现在香港只是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国际商业服务中心；规模和服务质量与纽约、伦敦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内地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为香港走出低谷提供了条件。香港政府一直努力推动和内地的合作，尤其是加强和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合作，依靠发展境外市场繁荣自己。两地政府曾联手到日本、美国办展览，推广珠三角的制造业。《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将于6月30日在港签署，珠江三角洲是内地最受惠的地区。

三联生活周刊：在中国入世后，香港应该更国际化，还是更国内化？

郑佩玉：不能将这两方面割裂。

香港是世界上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维护香港的国际化就是维护香港经济繁荣的生命线。她的特殊品格，决定了她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和不可取代性。中国入世了，有人认为香港作为桥梁的地位将要下降；事实上他们忽略了很多微妙的关系。日本的《经济新闻》曾有一个调查，半数以上的日本受访公司，计划3年内扩大海外投资，其中7成的公司是以中国为目标的，而9成受访者都是与香港有业务联系的。香港贸发局对珠三角的日商进行过一次调查，显示83%的受访日商未来5年在珠三角的业务将不断扩大。

外商进入中国需要利用香港的服务。这是因为香港目前有5个特殊的优势，是国内的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比拟的：第一，发达完善的银行、金融业；第二，优越的地理位置；第三，简单低税率的税制；第四，完善的法律制度；第五，自由流通的资讯，信息透明。

2001年外资公司将地区总部设在香港的有944个，2002年上升到了948个；办事处2001年是1230个，2002年上升到1748个。大多数公司仍旧认为香港的经商环境更加安全。新进入的公司也愿意先在香港设立办事处，通过香港了解内地。香港的桥梁作用不是弱了，而是更强了。按照董建华的话说，香港由传统的中介发展为现代化的中介。中国入世对香港是一个利好。香港正是在扮演中介和桥梁的角色中，充分发展其自由和高度开放的优势，巩固提高自身的国际商业服务中心地位，从而实现经济的繁荣发展。

跨国公司们依旧愿选择维多利亚湾开商务会议，中国入世后，香港的中介作用进一步提升  

郎咸平说香港股市

我认为，目前香港的证券市场监管水平还不如内地。香港的资本市场一向是普通法体系下的行业管理为主，和政府的联系不是很紧密，因此监管不力，不能简单地说是政府的责任，而应该更多地由体制问题去分析。香港地区的监管法源来自澳大利亚，这个来源目前已经不是主流。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法也都来自澳大利亚，但1998年5月，新加坡公司财务委员会(Corporate Finance Committee)明确指出澳大利亚法源的缺失，而主张向美国监管制度取经。马来西亚也继新加坡之后，在2000年以及2001年积极的立法，借鉴美国经验。这些案例均证明了相当多国家均向美国监管制度取经。

但长年以来，港交所与证监会联手监管，结果是有问题出现时，彼此只会互相推诿。所以有必要先把监管权力集中在一个机构手上，即使先把权力集中在“暂无作为”的证监会，也无所谓。

目前香港证券监管的人才结构也有很大的缺憾。以律师及前纪律部队人员为骨干，这类人才虽然作用很大，但多不熟悉股市运作，也不熟悉股市最新的发展。结果由这一类人去规管股市，往往只会美其名曰依法监管，实则经常失之于呆板和局促，因为他们根本还不知道如何以变通的态度去处理复杂棘手的资本市场问题。所以，监管体系如果能引入投资银行家等专业人才，就可以补充这方面的不足。故此，前期有关专家报告，只是建议把上市审批权简单地移交给证监会，本意虽好，但最终并没有解决问题。

有人建议，另外成立完全独立的上市局。我觉得多此一举。因为现时趋势是把监管权力集中管理，成立完全独立的上市审批局，势必违背这集权的原则。

目前新上任的香港交易及结算所行政总裁周文耀是一把好手。他曾担任汇丰投资管理公司行政总裁，今年5月才在港交所主席李业广的多次盛情邀请之下重出江湖。周氏在前两任总裁邝其志及徐耀华之前，曾在1991至1997年出任联交所行政总裁。港交所两年前招聘首任行政总裁，周文耀亦曾参与遴选，但最后败在邝其志手上。周文耀是香港证券界难得的专才，他上任以来收紧规则的做法是对的。不过，这次重新入主两月，周文耀已经显出与过往完全不一样的行政风格。港交所内部流传，他在与近百名港交所职员会面时直斥上市科，“我自上任港交所后，发觉外间对上市科有大量的批评。我到政府及证监会开会时，始知道原来有不少由上市科负责的计划，延期达两年仍未完成，这实在令我感到异常尴尬”。

郎咸平  

6月中旬，港交所宣布改组审批上市部门，以提升审批质素，将来新组成的上市单位，将专注处理上市审批工作，及保荐人监管，其他涉及风险管理及市场参与者批核的职能，将拨归其他部门负责。周文耀说，上市科以往那一套实有改善必要，以配合提升上市公司质素的目的。港交所股价，也由5月初的9港币上升到近日的12港币，市场投资者似乎很接受周文耀的新政。

今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开始生效。这一规定与最高法院去年1月15日发布的《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一起，成为法院受理和审理此类案件的重要法律制度。在立法保证中小股民利益方面，虽然历史短，但是内地已经领先于香港。

对投资者而言，追究虚假陈述行为人的法律责任，依法获取赔偿是最终目的。而司法解释恰恰开了一个口子，原告可以依据法院的刑事裁判，提起证券侵权的民事诉讼。这不仅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此类案件原告的诉权，而且使投资者打赢官司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3到5年之内，如果香港股市不加强监管提升质素，未来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的龙头将是上海。

(郎咸平：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项目治理经理)

德国商会主席：香港正常运行对我们非常重要

记者 李三

“巴斯夫亚洲总裁要从香港来北京，你愿不愿与他见个面？”4月下旬的一天，本刊记者接到德国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打来的电话。那时候，北京的SARS疫情已经比较严重。

后来，就有了在4月最后一天的“啤酒坊之约”。不过，伍德克所说的巴斯夫总裁没有能如期到场，因为香港和北京的SARS都很严重，疫情把来路给封锁了。伍德克成了当晚主角，为了不冷落事先已经约请的记者，他索性把家人都叫到“啤酒坊”，来了一个家庭式的聚会。那天啤酒坊冷清得很，大多数北京人都在家中自闭。

伍德克的另一个身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工集团公司巴斯夫在中国的代表，在北京SARS最严重的时候，他一直坚守在办公室。

巴斯夫东亚总部设在香港，5月份，巴斯夫刚刚搬进一个更大更气派的大楼，“如果对香港前景没信心，巴斯夫会在香港这么大手笔地置业吗？”伍德克告诉记者，德国商会每年在德国多个城市举办中国投资巡回讲座，“香港是我们讲座的一个章节，但我们不再把香港看作单一的一个城市来宣传，而是把香港与整个珠江三角洲联系起来。香港要发展就必须加强与广州、深圳以及周边地区的交流。”

谈到如何帮助香港度过SARS造成的经济低迷时，伍德克认为，作为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和最重要的空中港口，香港的繁荣与发展对西方工业经济贸易有特别重要的关系。“香港对许多德国公司来说举足轻重，很多公司选择香港作为亚洲的基地，主要原因在于，香港是在亚洲最接近西方生活方式的一个城市。”目前，德国汉沙航空公司每周有14到16个班机来往于德国和香港之间，“香港的正常运行对我们大家非常重要。”伍德克说。

到香港花钱去

主笔 邹剑宇

今年5月，香港旅游业议会在香港各大媒体推出一个为期一个月的“同心为香港”的活动，旨在鼓励全港市民出外消费：只需消费累积满1000港元，便能以低价换购来回泰国或日本机票。“同心为香港”的费用来自香港政府一个10亿港元的基金，它是香港政府为救市提供的特别基金。该活动有一个更直接的英文名称“Go out an spend”，直译意思是“出门花钱”。旅游作为香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花钱与重建信心有关。

最早，香港导游张旋龙把游客给的小费积攒下来，作为他跟大陆科研机构做电子产品生意的本金。1984年他来到中关村，与北大的教工合作，做成了今天的方正，张旋龙也成为了方正这家红筹股的公司主席。1989年到香港的联想则是因为香港是所有进口电脑的必经之地，联想的采购、运输和进关都在本港完成。1993年联想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发展到今天的恒生指数成分股。

回头看，像联想、方正这类公司的崛起跟香港的哺养有直接的关系。在更多人的眼里，香港的“花花世界”则是中国人一直以来向往的生活水准的代表。

香港现在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和重要的旅游城市，可是香港经济有点不景气，它还那么香吗？

2001年互联网投资泡沫破灭后，联想曾受到一些投资人的负面评价。这一年也是联想控股董事会主席柳传志跟投资人“打架”最厉害的一年，柳传志觉得一些短线的投资人目光狭窄，对公司的经营战略毫不理解。而那些投资人则觉得联想没能赚到他们心目中的利润。

有其他的投资人给柳传志解释了短线投资人的动机。但是这一课对于联想来说，却是在处理公司经营和股市业绩、处理投资人关系上获得了难得的经验。正如张旋龙所说，香港最宝贵的是它那套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它拥有的成熟职业人士。

1993年被派驻香港的李岚如今是联想集团品推部的总经理，当年她在香港每个月拿到的工资是几千，而联想在香港的合作方中与她同级的雇员则是几万元，相差七八倍。“那时候香港的市场经济与国内的计划经济完全不一样，我们是真心去学习，而且我们的精神也得到了香港人的佩服。”

柳传志和他的部下这股学习的“狠”劲儿今天看起来弥足珍贵。惠普中国公司前副总李汉生不但是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的业务老师之一，也是他高尔夫球的教练。后来李汉生空降方正，他代表的职业经理人也被认为是中国企业进步的必需。

“去香港花钱”，现在听起来像是内地人民“反哺”香港的意思。但即使是今天，联想、方正等从香港得到的“真传”依旧是它们在中国市场立足前列的宝典之一；走遍中国无阻的香港经理人还是中国职员心仪的样板。圣诞节能去香港购物的中国人毕竟有限。

在香港辐射下壮大——专访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VCEO孙建一

记者 谢衡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内地和香港将在6月30日签署更紧密经贸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协议，该协议将覆盖的服务业包括保险业。此举对平安保险未来发展将产生什么影响？

孙建一：香港和内地的保险业处于不同阶段，香港保险业很早就和国际接轨，资本实力雄厚，大陆保险业起步较晚，香港保险业是内地保险业人才、资本、技术国际化的重要渠道，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内地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促进了内地保险公司与国际接轨。平安是最早从香港引进技术和人才的内地本土企业，也是在资本、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最早与国际接轨的企业。内地和香港形成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无疑对平安的国际化进程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平安保险等中国几家大保险公司正致力于去香港资本市场融资，您如何评价平安保险公司(或其他保险公司)在香港证券市场上市的作用？

孙建一：香港资本市场是全球最重要的资本市场之一，公司也一直关注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平安的上市还在研究过程中，不方便评价具体情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内地保险业到香港上市，可以让香港本地及国际资本一方面参与到内地保险业的发展中来，另一方面也能够分享作为世界上潜力最大的保险市场的内地保险业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