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六周年香港采访实录

（文 / 巫昂 李堕 叶启田）

“逆境大使”曾繁光医生，负债100多万还保持着喝红酒、画画的习惯  

一个中产阶级代表碰到的典型问题

曾繁光 香港青山医院的精神科医生

花600万港币买下一所房子后背上沉重的负担，楼价缩水后，负债300多万港币。在困境中，他从来没想过要申请破产，因为在很多香港人眼里，那是十分丧失尊严的一件事

44岁的曾繁光是香港青山医院的精神科医生，他把与记者见面定在郊外的大埔广场，周六晚9点。他是那里一家教小孩子画画的文苑画苑的会长。

现有三个孩子的曾繁光，被认为是香港中产阶级面临负资产问题的代表人物。他是百分之百的“香港制造”，出生在香港郊外大屿山一个叫东涌的偏僻地方，没有水电和电视机的农夫家庭。1979年，内地刚开放时。他进入香港大学医学院读医科，因为家庭经济不善，他申请学生贷款，每年一万多。1986年，他进葵涌医院当实习医生，先是在小儿科与外科，每个月6000多港币的薪水，比当时香港人平均4000多港币的薪资要高。但他欠了朋友与团体约十多万元的债，一边工作一边进修，到英国伦敦去参加专业考试。第一部分考了三趟，每回去都要花好几万；所幸第二部分一次就考过，终于拿到了了皇家精神科学业证书。“在伦敦考试的时候，”他回忆，“我看到当地人躺在草地上晒太阳，我想将来我也要过这种生活。”

当上精神科医生三个月后，他花了一万多元买了第一辆车——一辆经过多次转手的沃尔沃轿车。他还记得，1991年海湾战争开始时，他买了两手股票，因为战争，那股票升值了。他说：“当时在医院当医生的工作压力并不大，因为病人的要求不高。我是终身聘用的，开始时候算公务员，1992年医院管理局成立后，不算公务员了，但收入依旧稳定。”

“1991年，我跟现在的太太结婚，现在有了三个孩子——最大的女儿11岁，其次的儿子9岁，小女儿6岁，是1997年回归的礼物。我太太刚认识我的时候在一家时装集团做视觉顾问，薪水很不错的，但大女儿出世后她就不出去做事了，改而去香港大学读艺术专业。

“也就是结婚当年，我们买了第一所房子，当时房价已然不菲，选择困难重重。我们一起看了好几处，有一处甚至已经签了，但过几天到真要买下来的时候，房产商又反悔了，因为短短几天工夫，房价就从300万升到了320万。我们最后在西九龙山顶的华果山购下了一个900多平方英尺的公寓，花了300万港币，10年还完。当时股票市场行情很好，简直是全民皆股，有好多同事，都在皮带上挂了一个金属机，没什么病人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下，我不这么干，但我也炒股。1993年我们换了一个更大的楼，有1400多平方英尺，需800万港币，我们把先前的楼卖了600万港币，付了首期，还欠银行300万港币。1993年秋，香港开始有一次比较小的金融风波，几天之内，股票全亏了。我记得圣诞节前后，我在一个月内亏了300万港币，以前挣的钱赔进去不算，还欠了100万港币。后来，楼价也跌了，一下子欠了银行好多钱。”

1994到1995年间，曾繁光越发努力工作，在家里立下了一条家训：“在家不能谈股票。”到1997年回归前夕，他的家庭经济状况大抵如下：有约莫10万港币的月薪入账，一个月要付楼房按揭5万多港币，还2万多的债务，交1.5万税，孩子上幼稚园每个月几千元，太太读大学每年要付3万多的学费。而回归前的利息是很高的，达到11%到12%，每月的供楼款一度从5万涨到7万港币，使他的高收入比起这些债务来还是有负数。听说拿毕业证到银行抵押可以贷款，他就去银行贷了一些，但贷回的钱一两年内就花光了。此后，楼价急降，很快他就面临负资产，资不抵债。

他说：“记得1999年还不到的前三天，我的口袋里只有不到三四百元钱，就打电话给以前的编辑朋友，让我帮他们写文章。就这样我每个月增加了给报纸写专栏的两万多收入，后来最多时候，我给报纸开过6个专栏，出了9本书。从1999年到现在，我的工资大部分用来还债，我的薪水涨到了每个月十几万港币，这在香港都算很高的收入了。2000年，太太只能再出外，找了一个教职，在一家智障学校教艺术，她每个月有了1万多元的薪水。这两项，主要用来应付我们的日常开销。”

但他依然送该上小学的三个孩子上国际学校，每个人一年要6万学费，合起来就是18万港币。他解释说：“很多人都觉得我自讨苦吃，债那么重还要送孩子上那么贵的学校。我主要还是想让孩子们上得开心一点，有个快乐童年。”

曾繁光说：“我还是乐观面世的，我从1987年开始喜欢上了喝红酒，当时有一位住在法国的女朋友，她在喝红酒与黑咖啡上影响了我，以前可以喝好一点的红酒，比如200到300多元一瓶的，后来最困难时候，19块一瓶的也肯喝，如果嫌味道不好，就在里边加点糖。”

曾繁光在画画上则受太太的影响，现在他每周六都到画苑来画画，还跟朋友们合租了一个工厂小仓库当画室。2001年，他因为其他原因接受了一个电视节目的采访，主持人问到如何看待香港的未来，他说：“我现在很困难，在打仗。”对方听完他的事后，觉得他的故事很好，问他是否愿意说出来鼓励香港。此后许多媒体访问了他，有些因为经济问题试图了结的人跟他联系，他总是回答：“不用怕，死不掉的，是你欠人家钱。”在困境中，他从来没想过要申请破产，因为在很多香港人眼里，那是十分丧失尊严的一件事。

曾繁光欠银行的债最多到300万港币，他靠自己的努力与信心，2000到2003年至今已经还了200多万港币。因此而成为目前香港人广泛认可的“逆境大使”。

一位时事评论员眼中的香港困境

曹景行 凤凰中文台"时事开讲”评论员

曹景行80年代来香港，是一位成功的内地移民  

曹景行说，经过这几十年发展之后，该出的问题都会慢慢出现。传统贸易会继续萎缩，新产业出现，政府并没有着力点，香港就是这么个地方，能长出来的自然都会长出来，与政府的措施无关

曹景行毕业于复旦历史系，原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当科研人员，1987年他移居香港，前所未有地面临了种种生计琐事——找房子找工作给孩子找学校。他说：“但你在香港能体会到内地体制不能提供的自由，比如香港没有户口制度，身份证是全香港的，任何一个人在这里跟香港直接有关的只有两样，一是政府二是户籍，没有什么会主动来保护你。就算是公积金，也就是每个月工资的5%，公司再出5%，但不算是退休工资。”

“香港是市场经济，使用英国的法律系统，对国际的接收能力很强，各种各样的人都来这里寻找机会。”曹景行在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公共办公室接受了记者采访。这家电视台的空间出奇地节俭，只占了九龙海滨广场一层多一点地方，所有主持人共用一个休息室与一个办公室，所谓办公室，也就是中间架一个玻璃长桌，周边零星放几台公用电脑，一侧靠墙摆了个开放式信箱格子架。这是老曹倡导的办公新概念，他认为身处资讯发达的网络时代，完全可以让上不同时段班的几个人共享一个办公桌。

类似他这样来香港的内地人与台湾人，在凤凰台内就不少，比如何亮亮、闾丘露薇都是从上海过来的，他们碰到一起能说说上海话，董嘉耀是广州来的，杨锦麟来自台湾。

面对目前盛行的“香港不行了”说，曹景行的个人意见则坚持认为香港最重要的是一个环境，一个人在其中如何生存与发展全靠自己。他认为，香港在过去50年内有各色人呆过，有内地过来，呆几年就回去的，有原来不错现在不行的，但香港没有变化，它的体制、环境、人做事的方式都没有变化。真正的变化是内地变了。

他说：“坏的事，要来总归要来，比如说淘大花园的事本来是很偶然的，但它反映了香港人的居住环境。住宅楼的洗手间马桶排出的管子竟是连通着的，洗手间与厨房渗漏的水形成雾气。而且那样的居民楼里人口数量特别大，那是香港典型的中产与中下层市民的生活环境。经过这几十年发展之后，该出的问题都会慢慢出现，比如70年代留下来的社会问题欠债；比如新移民及其家庭。70年代是主要来自粤闽的非法劳工，80年代，则是香港经济状况比较差的人回内地找太太，在内地乡下生了孩子不能来，导致了一些典型的新移民家庭。而香港人常常会跟你说，最近几年只发达了汇丰与李嘉诚。”

他举了个例子——在香港报业工作三年以上的人通常有两三万港币的月薪，资深的编辑记者近3万，而屋价相比之下占用薪水的比例太高了。以凤凰台所在海滨广场附近为例，1998年杨澜租住的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一个月的租金就是两三万。一般40多平方米的小公寓，每月就要租到7000到8000元，这两年跌回到了6000元左右。本质上，香港的欠账很多，城市可拓展的空间很少，而旧城改造成本又非常之高，有些商人就是在卖旧楼重新改建中发了财。

他说：“楼房买卖的价格最近几年跌了约60%，1997年最贵时，曾经达到二手房的价格也高达每平方米8万，现在大约需要3万，这使很多中产阶级负资产了。以他们购房时候的支付能力而言，如果靠原来的工作，可能还可以；但如果工作丢了，影响就太大了。减薪问题上，其实更多地表现在整体工资水平的下降或者不加薪，更多的是裁员，或者被裁减的人在再求职过程中，被迫降低自己的薪金水平。原来10个人干的事，现在五六个人做。而且中上层裁得也很厉害。比如就传媒界而言，如果要找一个副总编，在全香港，现在可能有合乎条件的50个闲置的求职者。可以为证的是，中环地铁以往为了应付下班高峰，要在7点钟左右加开，变成两分钟一班，到了7点半就恢复成三四分钟一班了，现在可能8点钟还得加开，还是高峰期。

“现在香港经济面临的是整体收缩，衣食住行都下降了，而且幅度还不小，但相应问题也出现了，不久前有个出租车司机“烧炭”死了(把门窗关起来，在屋里烧炭被熏死)。因为那个月他每天收入只有约116元，而自杀那天更低达36元，原来他一天可以收入400元以上，其中的原因无非是坐车的人少了。香港有27000辆出租车，双班计算的话，那就影响到了四五万家庭，这说明了一个环节的不景气。”

在曹景行看来，香港需要回到现实中，她以往享受到了很多优势。她面临的问题，首先，以前内地不开放是不正常的，香港在与未开放前的内地相关的自由贸易中获得极大的利益。六七十年代发展得最顺利的人，现在可能正面对着最大的困境。在香港与内地的新关系中，香港必须适应新规则，由新人来做，比如以往做金融拿很高的工资，现在变成做IT的人得到高薪。而在香港做IT的外来人，也跟以前做金融的外来人不同了。以前是欧美来的，现在则可能是内地的海归，或者印度人。传统贸易会继续萎缩，新产业出现，政府并没有着力点，香港就是这么个地方，能长出来的自然都会长出来，与政府的措施无关。

香港民众为经济转型承担了巨大的代价  

他回顾，在1983与1984年间，因为石油危机，香港曾经经历过一次恐慌，一块港币跌到了折合人民币两毛多，而在此前的50到70年代，一块港币始终等于4.27人民币。此后，香港实行了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制。1美元等于7.8港币，利率是与美元相挂钩的，所以香港没有自己的货币政策，只能靠财政政策来调整经济。这是英国事先制定的，政府的几大收入为：土地价格、股票收入与卖楼税收。

“香港的土地政策与它的税收政策是相关的。”曹景行分析，“因为从港英政府时代就开始规定了低税收政策，个人所得税最多不超过15%，企业税为18%，比起内地要低很多，但也因此，政府不得不从地税中得到收入，因此楼价高到让人不能承受，通常一个月收入2到3万元的家庭，其中1万元要付楼房按揭，约占1/3。过去香港的发展是建立在高地价的基础上的，楼房整体成本比深圳相似楼盘高一倍到一倍半。另一方面，政府税收低，可以做的事情就少了，这个基本机构把香港给困住了，但政府是保护这个环境的，其责任是维护投资环境。如果不能增税，政府目前可以采取的措施，只能是发公债，或者卖资产，比如机场和地铁，支持渡过难关。另外，还有一个给公务员减薪的问题。香港有18万公务员，加上外派的总共有20万人，包括教师。中级公务员的月薪在5万港币以上，中上有10万以上，高级则有几十万，比如金融管理局局长任志刚的月薪就有20万港币，最低见习公务员也有1.2万港币，就是为政府工作的清洁工也可能拿到8000到10000港币。”

在香港报业工作三年以上的人通常有两三万港币的月薪，资深的编辑记者近3万，而屋价相比之下占用薪水的比例太高了。

一个投行工作者的经历

温天络 京华山一企业融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暨投资银行部主管

温天络就这样在香港与内地之间“打的”，自1999年起，京华山一包括其子公司已保荐内地接近40家公司在香港及新加坡上市，内地公司就这样，越来越成为香港金融市场的主角

与温天络的联系非常有趣。有时候，午夜发过去的采访电子邮件，第二天清晨7点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收到他清晰的答复。至于晚上9点10点，也经常会有讨论公事的电话直接打到他的手机上。而他经常做的，就是乘飞机到内地某城市，开一小时的会，然后又匆匆赶去下一个城市。“内地的事情，一定是见面谈好一点，大家给面子啊。”33岁的温天络现为香港京华山一企业融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暨投资银行部主管。他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

2003年第一季度，京华山一投资银行部所做的工作是引荐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在温天络的领导下，被国际财经杂志《亚洲金融》(Finance Asia)评为2002年最佳小型股(5亿港币以下)新上市集资投资银行Best Small Cap IPO House。温天络表示，希望今年能做成15家企业在香港的主板和创业板上市。温天络常常不无自豪地介绍他们这4年的业绩，“自1999年起，京华山一包括其子公司已保荐内地接近40家公司在香港地区及新加坡上市，实务经验上亦远超其对手，总承销金额逾60亿港币。而这些公司之中，有2/3是内地的民营企业。”

“未来四五年内，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来港上市会是大势所趋。平均一周我会用一半时间在内地不同城市跑，见客户。过去十年，是香港证券业大发展的十年。在90年代初，香港股市多是本地公司为主，从1992年开始，市场概念影响逐渐增加。1994年到1997年，是外资大行一统江湖的局面。但1997年的金融风暴之后，市场平衡被打破，外资大行纷纷收缩业务，本土投资银行逐步有机会冒出头来。”为了用好内地数十万高速增长的民营企业这一资源，温天络还积极牵头筹组首个香港保荐人协会。

恒升指数随香港经济反反复复，内地企业将逐渐成为主角  

温天络年纪很轻，却已经有超过十年的从业经历。1987年，他还是高中学生，他父亲的公司筹备上市，他跟着家人看招股书，开始接触到市盈率、投资者关系等有趣的名词，“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投资银行业务”。1993年，他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主修信息管理及商业管理，获得硕士学位。在美国实习多月后，回港首先进英国历史最悠久的洛希尔父子投资银行(N.M.Rothschild & Sons)，主要负责内地的B股公司上市、跨国收购合并、重组等业务。

“当时主要去的是上海，首先处理的是B股，如上海大江和永久自行车上市，我负责的是市场推广和调查。1994年春节之后，香港资本市场突然出现降温，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96年中。”这个阶段，温天络被邀请加盟一家新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在IPO上市减少的情况下，主要负责内地市场融资前期工作，“遇到了很多极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市场上见不到的现象”。令他“深入了解国内政治及经济的人脉关系和作业模式，亦奠定了日后全心发展内地市场的意向”。

1995年，温天络加入ING霸菱投资部，负责国企投资、改组及收购合并、策略联盟等业务，半年后晋升为助理董事，“经常需要穿梭香港、北京两地，其间亦和中央各政府部门官员联系”。由于温天络的突出表现，1998年他获邀加入了当时刚完成收购的京华山一前身为日本四大投资银行山一证券的香港及内地支部。

令他自己感到充分发挥了投资银行力量的一个案例，就是2001年的首都信息项目。这是2001年在创业板市场融资额最高的上市项目。首都信息为国有民办企业，由于北京市政府为其间接最大股东，上市工作的难度颇高。一方面是全球的科技网络股退潮导致市场信心不足，另一方面亦牵涉国有股减持及中国电信南北分家等问题，“其他还有信息产业部对外商投资公司限制、国有股减持、股东就首都信息上市按香港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条例的一些限制和妥协等。解决方法主要通过沟通、了解及工作，耐性亦是非常重要。其间对各方面的协调说服工作，极为考验我们保荐人的实力和智慧，幸好我们发挥到了最佳状态，最终企业在2001年12月21日圣诞节前夕在香港圆满上市。”

温天络说，公司上市大家一起在交易所开香槟庆祝当然高兴，但是背后的、之前的种种艰辛，却不足为外人道。做这一行，不仅是物质收益，更多时候是一种帮助别人实现理想带来的满足感。

一个香港动画家的故事

麦加碧

麦加碧画的动画人物麦兜正慢慢成为“香港的麦兜”，这个出身单亲家庭、资质愚钝却勤奋、善良的小猪，成为一种非常有人情味的特征。麦加碧说她非常偏爱麦兜的母亲麦太，她是一个有着不幸过去，既有现实主义精神，又到处拼搏谋求生存的人。她在更大程度上，象征着香港底层人物的性格与精神

麦加碧说：我们想拍得很人民，想说一些自己身边人的很真实的故事  

只要说麦加碧是《麦兜的故事》的作者，大家马上会对她产生莫名的好感，这只小猪，已经打动了世界上不同地方的许多读者观众的心，之前它只给香港看，是讲粤语的，讲的也基本上是发生在香港的事儿，以多样的细节，体现着俗世的辛酸艰苦与底层人物的特别质地。

麦加碧长得小巧动人，有一种挺干净的、儿童般的气质，她说：“我刚去过法国，出麦兜故事的法文版，我没想到跟香港文化差异那么大的法国人，也能够非常深刻地理解《麦兜的故事》中所说的意思。”

现在《麦兜的故事》的第二集正在制作过程中，预计今年圣诞节前后会推出。媒体在报道此事时，特地提出它的故事将涉及到香港刚刚发生过的SARS之难，显然他们是十分重视该动画片的现实关注力量。

麦加碧画以麦兜为代表的猪家族的动画已经有12年，她原来学的是设计，大学进入香港理工学院学画画。“当时我的理想是做一个插画师，这是一个十分自闭的工作。”她说，“刚毕业时没人请我画，我就在香港艺术中心做了一年初级平面设计师。我出身的家庭属于衣食无忧型的，父母都很宠爱我。”

不久，她遇到后来的丈夫兼工作上黄金搭档的谢立文，当时他正出版珠宝杂志，很喜欢麦加碧的画，于是给她故事框架让她画。这是一种奇妙的合作关系，由一位害羞避世、怕见生人的动画画家跟一个关注现实与城市历史的作家，进行了长达12年的共同创作，他们彼此很难设想没有对方的状况。

麦氏家族的创作发展历程很有意思，类似于早期沃尔夫·迪斯尼慢慢弄出米老鼠及其亲戚朋友的过程。

“到第二三个故事就出现了麦兜的表兄弟麦麦，当时根本没想过要形成一个猪家族。”她说，“当时的麦麦是一个普通家庭里养的宠物，本来可以是猫也可以是狗，但为了特别一点，就画成了一只小猪，原来他是四脚着地的，他比较像一个现代的孩子，不能说他可爱还是不可爱，在母亲面前他就比较乖，在学校呢，像个大哥，聪明可爱，但是他又有自私任性的另一面。而且，他的母亲是人。”

第一个麦麦的故事，是关于养猪的家庭移民到城市里的遭遇，因为这家人对猪感情深厚就带上了麦麦，但城市的大厦不许养猪，因此发生了一系列故事。后来麦麦要上学，有了朋友，穿上了衣服，他需要一些亲戚，就有了三只小猪，其中有一个瘦小的叫麦奀的，可能是因为读者对它印象不深，后来没有流传下来，但麦兜却比麦麦更出名，他的母亲麦太则完全是猪了。

富有香港市民精神的麦兜已成为畅销的宠物玩具  

很快，麦兜们的故事得到香港人的欢迎，从1991年起，最初在《明报》的《明报周刊》杂志上连载，那一份杂志里有给男人女人跟小孩看的不同形式，麦麦、麦兜的故事就放在专给小朋友看的《小明周》。后来发现大人也十分喜欢，就直接放入《明报周刊》了，在那里连载了约两年之后，到了《明报》及其他报纸。故事非常文学化，一会儿穿越时空进入古代，一会儿又是舞台上的。麦加碧不会画大画儿，她画的所有故事都在一小张卡片那么大纸上，所以经不起放得太大。

另外还有好些人物在动画片里没出现，它们存在连载故事里，比如有个大便造型、头扣便盆的“屎捞人”，它是麦兜有一年圣诞节吃多了拉下来的，因为它十分可爱，麦兜不忍心拉马桶的水闸冲掉它，它就一直生活在马桶里头。后来有个故事，专门是讲麦兜如何跟“屎捞人”一起穿过马桶，一起到大海里去旅行。

在麦兜的故事里，最动人的恐怕是对真实生活的切入，让人印象深刻，比如里边画的香港另一种街景：颓丧陈旧，街上的行人疲惫而匆忙。麦加碧说：“可能很多人一有机会做动画，都会想要做那种很美丽的或者虚幻的。相反，我们想拍得很人民，想说一些自己身边人的很真实的故事，还穿插入了不同的香港景观。比如麦太骗麦兜去的太平山顶。几乎就是香港的翻版，看了之后，就好像到了香港。据说在外地卖麦兜故事书的摊子上，摊主的广告词说的就是：‘看了它就好像去了一次香港。’旅游局应该给我们奖励。”

她说自己非常偏爱麦兜的母亲麦太，她并没有把麦太画成一个系着围裙在厨房干活，穿着运动衣去买东西的简单母亲，而是一个有着不幸过去，既有现实主义精神，又到处拼搏谋求生存的人。她在更大程度上，象征着香港底层人物的性格与精神。而她对正在商业化中的麦兜，又怀着一种麦太般的复杂心理，既希望自己的孩子成材，又希望它永远只属于自己。

采访过后，麦加碧带记者参观了公司，在办公室另一半，陈设着很多伴随着动画产生的产品，比如给中小学生读《黄巴士》以及给幼儿读的《黄布丁》，麦兜等动画人物造型的玩具，日常用品等，这些产品目前在香港已经是著名的本地品牌，有很多追捧的顾客。末了，麦加碧把我们送到电梯口，随后飞也似地回去到她的屋子里，她说那样才让她感到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