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的武汉判例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保护妇女合法权益与维护司法公正是并行不悖的  

何红的起诉

何红生于1972年，她的母亲也是教师，从小就在学校中长大。律师张绍明评价说，她是一位“比较传统，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2002年7月前，何红曾到我们武汉伟寰律师事务所寻求法律帮助，第一次她就带来了十几页手写材料，记录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盛中对她的多次性骚扰，她希望能够保护她女性的权利。”何红在起诉中提出，赔偿精神损失1万元。

对于盛中的“骚扰”行为，张绍明重点提了三件：1.2001年学校组织教师去木兰山春游，盛中以谈工作为名尾随进入何红房间，虽然是两人住一间，但当时另一女老师不在，盛中强行亲吻何红，抚摸隐私部位。何红大声喊叫，这时楼梯上传来脚步声，盛中才罢手出去。2.一次午休中，4名同事玩牌打双升，何、盛不在一组，盛的一组获胜，盛借机亲吻了何。3.一天晚上开会后，“何红回办公室拿包，盛中也进入办公室，随手把门关了，何拿出手机，盛随即将其抢走，把何红按在椅子上。这时听到走廊里有老师走近，盛才离去”。此外，原告还提出，只要办公室没有人，盛中就会“肆无忌惮”地对何红摸一下手、摸一下腰、搂一下肩。而且盛中还发送黄色短信给何红。

“盛中的骚扰使何红不堪忍受，她曾经对丈夫说，工作不顺心想调走。最后何才告诉丈夫被骚扰的事。”张绍明介绍说，“2002年1月28日，其丈夫第一次到学校找盛中，要求盛中认错写一份保证书。当天盛中写了保证，‘本人向刘先生表示歉意，保证今后与何红保持正常同事关系’。但其丈夫认为盛中的检讨没有诚意，学校也没有进行处理，于是希望学校开除盛中。其后何红的母亲也来到学校找领导了解情况，并对谈话做了录音，校领导确认了盛中的责任。可以说何家人最开始是希望学校出面解决问题的。这条路不通才走向法院。”

2002年4月盛中向学校提出辞去教研室副主任的请求。4月8日学校做出决定：“由于思想上放松了政治学习，为注重对自己教师行为规范的约束，在与本教研室个别教师交往中言谈举止过于随便，由玩笑失当发展到行为举止失当，有损教师形象。”“鉴于盛中是中共党员，同时还是教研室副主任，严格干部管理，学校办公会研究决定：责成盛中在教研室、支部大会作检查，同意盛中辞去教研室副主任的职务。”

盛中的说法

盛中今年37岁，他的一审律师李波认为他是一个本分但不够刚强的人。

学校在2002年3月份对盛、何二人进行调查，发现两人的说法差异非常大。春游一事，李波对记者说：“那是晚上11点，老师们都在唱歌打牌，盛中注意到何红还一个人在屋里，就进去喊她出来玩，前后只有几分钟。如果有反抗或大喊大叫，在11点钟时候很容易被人听到。但没有人听到异响。”程晶和王明建是学校工艺美术教研室教师，他们在向法庭提供的证词中称：“当晚，我、盛中、王明建等人在二楼中厅闲聊，其间看见盛中起身去旁边房间，很快就出来了，此过程中没有听到喊叫声。”

对于原告提出的两次“亲吻事件”，盛中自己的解释是，他和何红很谈得来，说话也就比较随便，工作之余常开个玩笑。在办公室中老师们玩扑克，盛赢何输，有老师开玩笑要盛亲何一下，在其他人的推搡中盛在何的额头碰了一下。第二次是在下班后，盛与何闹着玩，在抢手机过程中，两人相撞，何的额头碰到盛的嘴唇。

老师们反映何、盛二人之前关系不错。“盛中当上教研室副主任后，两人的接触比较多，因为盛要安排课程和任课教师。”同一教研室的杜兴旺说，他从未见过两人吵架红脸，“日常工作中合作得较好，午间休息时候还在一起玩电脑游戏，下班后还常和其他同事打扑克”。行政处党支部书记吴双禄证实，在2001年底曾在学校大门口看到两个人共打一把伞。在2002年初的一天，盛中以前一位学生在浦口办事，中午时到学校请盛中吃饭，这位学生给法院提供的一份证词中说，“(盛中)说叫何老师一起去……何老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我们三人到商校旁边的兆龙餐厅吃饭。席间他们两人间的谈吐、举止都非常同事化。……并没有何老师所说的很压抑、很难受、精神受到摧残的迹象。”

盛中告诉记者，何红曾三次送过他礼品：围巾、打火机(都是去深圳后带回来的)、电熨斗(她家卖房子时送出的)；还曾两次邀请陪她去“新世界百货商场”购物。“第一次是为她自己买衣服，第二次大概是2001年12月14日，星期五，因为她和她的爱人晚上要去杂技厅看节目，下班又太早，她邀请我陪她去。我们当时还在地下餐厅吃了点东西，去的时候还下着小雨，出来时候雨停了，她把雨伞给了我，并且说：明天下雨就把伞带来，不下雨就放在家里算了，她还准备下次去为她儿子买生日蛋糕。我们一起走出来的时候，她还坚持要挽着我的手，我当时避开了。2001年9月一天中午，她请我去武汉广场肯德基喝咖啡，大约花了30多元，吃完后我回学校上课，她去做美容了。她还曾主动调课，跟我一起去市教研室开会(国家统一教材培训班)，而且第二天下午要我提前离开，并陪同她去‘家乐福’买东西，当时为其母购买了一辆购物车。”

盛中认为何红是一位性格开朗活泼的女性，尤其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同一教研室的张玲玲也举证说：“她(何红)喜欢开玩笑，比她年龄大的老师她便叫干爹、干妈、干舅等，特别是她对男教师毫无掩饰自己性格，主动在他们身上拍打。”

记者曾多次联系采访何红，但她以压力很大为由，拒绝了记者。

书证与“胁迫”

律师张绍明说，学校的同事没有为何红作证，“看到她来取证就跑了”。但张认为，这场“性骚扰”官司打赢的关键，是靠了一个证据链，“一份盛中自己写的保证书，一份学校同意盛中辞去教研室副主任的调查说明，还有何母与校领导了解情况的录音”。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盛中在2002年1月29日写的保证书，有了这份白纸黑字的保证书，才有了学校的处理意见。

而盛中一直强调这份保证书是“被胁迫”而写的，他觉得自己当时表现的很“窝囊”。何红的丈夫第一次去学校是在2002年1月28日。“上午大概9点多钟，何红刚离开学校不到5分钟，她丈夫带两名打手来到我校，向我勒索1万元。刘说：两条路由你选，一是你给1万元钱，一是挨打。我说，我没有钱，你要怎么打就打吧。他又拉我上楼到我隔壁的办公室，要我写材料。当时我坚持不写，他说：我说你写，我保证写完以后不会有什么事，不写你的家人会有事的。被纠缠了一上午，两名打手对我百般侮辱，而且，他又叫来了第三个人，我被逼得很累，受到他的威胁，才写了那张证书。”

“3月15日星期五，上午10点多钟，上次的一个打手又来到学校找我要钱。他说，你答应给钱的。我说，我没有答应他任何事情。我跟何说：你老公又叫人来找麻烦。她立即给她丈夫打电话，并答应给她丈夫1万元。于是她拿出存折。我当时以为是她本人的存折，事后我才知道是我们教研室的存折。教研室的经费由两个人负责：我管账，她管钱。何叫我去取钱，我拿着存折和教研室主任商量后，决定不取。不一会，她丈夫又来到学校大吵大闹，要学校开除我，并威胁：如果不给钱，会带一大帮人冲到学校来闹。此时，学校领导已经关注此事了，大多数人都劝我私了。我当时去找了校长，希望这件事情请学校来解决。下午1点多钟，她丈夫打电话要求我一个人去我校旁边的小南湖公园，何红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你一个人去吧。我跟教研室主任打了招呼，教研室主任请示校保卫科，保卫科有关人员便作了安排。他带的两打手都在，谈了不到两句，一个走过来向我的头部打了两拳，我的眼镜被打掉在地上摔破了。过了一会，另一个打手向我的左耳重重一拳，将我打倒在地，我当时只觉得头很痛。大概过了10分钟我被他们拉起来，他们要我带他们去我家，后被教研室主任阻止了。她丈夫对教研室主任说：我要钱也是为打发我的兄弟，我还会来的。第二天，我在妻子陪伴下报了警，在派出所做了笔录。”学校保卫科和营销管理教研室教师陶远征为盛中作了相应的证词。

1999年12月20日，日本大阪地方长官Knok Yokohama涉赚对1名21岁女学生进行性骚扰，检察官从其办公室中搬出有关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