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HIV：20年的纪念和忘却

（文 / 曾焱）

罗森博姆(左)、西诺士(中)、谢尔曼(右)  

这里有一个不该被忽略，但事实上20年来已经被忽略的人。1982年那个秋天他所做的一切也许只是出自职业本能，但现在看起来却是世界艾滋病研究史上决定性的情节之一。

罗森博姆(Willy Rozenbaum)走进巴斯德医院报告厅的时候，对自己要做的那个讲座并没有十足的把握。1981年，美国医生开始发现和追踪一种新的不明原因疾病——就是现在的艾滋病AIDS，当时人们给了它好几个名字比如“同性恋综合症”，因为它是在同性恋群体中最早发现的。而法国医学界对此没有作为，直到1983年法国本土也出现了感染者，一些敏感的医学界人士才开始关注。在巴黎比查医院(Hopital Bichat)工作的罗森博姆也是这些零散的艾滋病毒热心追踪者之一，他尝试从患者血液中分离假想的元凶病毒，并且自认为找到了一种与已知所有病毒都不同的新品种。罗森博姆申请到世界闻名的巴斯德研究所做这个讲座，除了想公布自己令人激动的发现外，更想利用这难得的机会，说服权威的病毒学家和自己一起攻克这个威胁人类的不明疫病。报告会结束了，没有人回应他激情洋溢的倡议。

威兹内女士(Francoise BrunVizinet)的出现改变了故事走向。她和罗森博姆是同事，正在巴斯德研究所进修逆转录病毒学(Retrovirologie)。威内兹建议罗森博姆去找自己的授课老师谢尔曼(Jean-Claud Chermann)、西诺士(Francoise Barre-Sinoussi)和蒙特尼尔(Luc Montagnier)，他们正在研究逆转录病毒和癌症之间的关系——这三个人后来作为艾滋病毒HIV的第一确认人而被世界同行和媒体反复提及。1982年12月，巴斯德所宣布正式开始对艾滋病毒的研究。

1983年1月，罗森博姆的名字大约是最后一次在比较显著的记录中出现：他从一个刚刚出现免疫缺陷症状的病人身上获得第一个淋巴结活组织检查采样，并把它交给了巴斯德所的专家。很多年以后人们认为这种思路是决定性的突破：分离病毒的最好时机不是在病情已深入发展的时候，而是在病之初期。这时候，巴斯德的研究小组已经发觉，血液中辅助性T(T-helper)细胞膜上的CD4很可能就是AIDS病毒的攻击对象，而这种假设正需要淋巴结的采样来做验证。因为患者经历潜伏期之后，最后爆发的首期症状就是淋巴结肿大，然后才是全身性感染。接下来的三个星期，蒙特尼尔从这份采样中成功做出了淋巴结细胞的生物培养，西诺士和谢尔曼随后在培养液上层的淋巴结细胞中发现了具有特征的逆转录酶。在一次不算大的反复后，他们终于通过显微镜观察到了这种新的病原体。

1983年5月20日，法国研究小组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报告。这是全世界对艾滋病毒的第一次科学描述，他们当时给它起的名字叫LAV(Lymphadenophathy Associated Virus)，即淋巴结病毒，也就是后来的HIV1。在署名上，罗森博姆被排在倒数第二位，虽然列蒙特尼尔之前，但好像更快和更彻底地被同行忽略了。但是，很明显，没有他和巴斯德所专家之间跨领域和跨团体的无私合作精神，世界对HIV病原体的确认可能还会要晚上一两年。

关于发现艾滋病毒的过程在后来有了两个版本：美国版和法国版，并且有了“版权”之争。其实在1983年5月以后，为了最终确定HIV病毒和AIDS病之间的关联，以及描绘HIV序列图，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在国内寻找了很多分子生物学家、流行病学专家、免疫学专家和临床医生参与研究，并和美国亚特兰大市疾病控制中心CDC频繁合作。1981年6月5日，正是CDC在当天出版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上刊发了世界上第一份对艾滋病人的报告：在1980年10月到1981年5月期间，洛杉矶的三家医院接受了5个同样病症的男性病人，都在30岁上下，都是同性恋者。首例病人是个叫迈克尔的男模特，入院4个月后死去。但是，两国的科学家之间很快出现了分歧。1983年11月，当美国盖洛实验室的细胞生物学家波普维克(Mika Popovic)成功分离出大量的HIV病毒并最终证明HIV和AIDS 之间对应关系的时候，分歧加深了。曾经紧密合作的两国科学家为了争夺对HIV的第一发现权而上了法庭。最终，经著名科学家、脊髓灰质炎疫苗发明人Solk出面调停才达成协议：法国科学家在成功分离和报告病毒方面走在前面，而美国科学家在确认和确诊上做了更细致和准确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