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洲：1960年的攀登

（文 / 朱文轶）

王富洲：

右起：王富洲、贡布、屈银华 

河南西华人。1958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石油地质勘察系，同年被选入中国登山队并登上了苏联境内7134米的列宁峰。1959年登上慕士塔格山，1960年登珠峰冲顶时任突击队队长，1964年他登上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1985年他筹建成立了中国国际体育旅游公司，1992年担任中国登山协会主席，现任中国科学探险家学会副主席。

虽然最后登顶的只有三个人，但有200多人的后勤队伍在保证前方队员的物资运送、气象通报

第一次登珠峰的启动和苏联登山运动有关。苏联想发展登山，但是苏联最高峰斯大林峰只有海拔7495米。50年代世界登山运动已经到8000米的水平，为了赶超国际水平，苏联主动提出训练中国登山队，由于要登8000米以上的山，必须先登7500以上的山作为过渡，所以中苏联合登山队先攀登了西昆仑山脉的公格尔峰(7719米)、公格尔九别峰(7595米)、慕士塔格峰(7546米)。登完这三座山以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59年，苏联提出要跟中国合登珠峰。中苏双方一开始协议，这次合登，中方承担中苏各15人的食宿，苏方提供高山食品和装备。但由于达赖叛国和中尼边境未明等等政治原因，苏方1960年退出了联合登山队，这一部分物资就需要我们自己购置。尽管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记得当时政府一次性下拨了70万美元的外汇，登山队到瑞士、法国购买这些用品花去了近35万美元，并由政府派专机从布拉格把近6吨装备运回国内。为了这次登峰，国家还花了上百万元专门修了一条300多公里的公路。

上上下下把那次登珠峰当成一桩政治任务，5月24日冲顶那天，周恩来和拉萨的谭冠三将军都守在电话机边彻夜不眠等待消息。虽然最后登顶的只有屈银华、贡布和我三个人，但在我们的5400米珠峰大本营驻扎了有200多人，这里面包括气象预报队、通讯联络队、新闻报道队和庞大的后勤队伍，他们要保证前方队员的物资运送、气象通报。当年印度也在和我们同时攀登珠峰。珠穆朗玛地区好天气是有限的，只有4月底到5月底6月初的6个星期(称雨季前)，以及9月底到10月初4个星期天气才比较好，其余是严冬或雨季。当时我们自己的气象队测出季候风即将到来，5月25日下午有暴风雪，为了登顶和赶在暴风雪以前下山，我和其他两名队员选择了连夜爬山，而印度因为延误时机，在接近8000米的高度被迫下山。现在想起来，当时真的是命悬一线。

从哪一边登山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南坡难度稍低，但路线长，并且要过恐怖冰川(珠峰三大冰川之一)。北坡的北坳很难，但不是最厉害的，东坡最难。我们选择了折中方案从北坡登山。但当时还是有两名队员遇难，一次是第二次行军在6700米处，一名来自兰州大学的助教汪矶突发脑溢血。另一个意外是第三次行军途过北坳时，有个大风口，十几人的行军队准备先休息一下，然后快速通过风口，也就不到10分钟时间，大家打算动身时候，发现北京大学的邵子庆就直直地坐在地上不动。随队大夫说赶紧给他灌氧，但用手电一照发现他的瞳孔已经放大。在那种高山环境，经常是自己毫无知觉就早已处在体力严重透支之中了。两个星期的登山总共还有40多人被冻伤：王凤桐、石进冻掉了鼻子，陈富昌冻坏了手，屈银华冻掉了脚趾。

5月23日上午，许竞带着13名登山队员赶到海拔8500米，并在这里把第三次行军建立在岩坡上的突击营地，改建在极其难得的一块倾斜度约30度的雪坡上。突击顶峰的队员就是从那里出发。当天晚上北京时间10点整，我们看到了从海拔6400米营地上发出的气象预报信号弹：“24日为好天气。”

当天上午9点钟，大本营决定由屈银华、贡布、刘连满和我4个人全力冲顶，我担任冲顶突击队队长，一名队员镇守在北坳登山营地负责通讯联络。事先约定用信号弹向大本营发送信息——登顶成功用红色信号弹，失败用蓝色信号弹，上去几个人发几颗。

因为体力的巨大消耗，事实上最后登顶的一天完全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么顺利，差不多两个钟头，我们几个人才能上升70米的高度。四个人上到海拔8600米高度，赫赫有名的珠峰第二台阶，是一座峭壁。这个地方没有梯根本没法上去，用背包垫着也不行。后来几次登珠峰，登山队都架了高度垂直达6米的软梯，但我们当时没有这样的设备。最后是刘连满突然想起自己在哈尔滨当消防队员期间，采用“人梯”的办法成功翻过高墙的经历。他几乎是竭尽最后的力气蹲在岩壁前，让我们3个人踩在他的双肩上，然后再慢慢地站起来，使别人的双手能抓住岩壁顶端的支撑点攀登上去。由于白天热，晚上冷，任何石头都会有缝，先上去的屈银华在石头上打了锥，再把后面的人拉上去了。在这样的高度上做任何一个细小的动作，都会给身体带来严重反应。我们上去后，刘连满呼吸越来越沉重，走一步摔一跤，因为氧气太少了，无法继续上行，我们几个人把最后一袋氧气留给了他。

登上“第二台阶”的岩顶，我们才发觉，由于体力减弱，攀登整个“第二台阶”，共花费了5个多小时。在陡滑岩壁上前进，我们穿着特制的镶有钢爪的高山靴，但也很难使脚步踩稳。攀登最后的约3米高度，竟用了3个小时以上。

过了第二台阶后，我们3个人身上带的所有物资就只剩下了18粒水果糖和80立升氧气。从下午7点连夜走到第二天清晨4点25分，贡布对我说，王富洲，不能再走了，再走出国了。我撕了一张纸，写上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三人的名字，连同国旗、毛主席像一起放在顶峰北边、离顶峰9米的石头堆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