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青平措：1975、1988年的攀登

（文 / 李堕）

仁青平措  

仁青平措：

人称“小愚公”。1943年出生，1965年4月参加登山训练，1967年3月入伍，1975年中国再次攀登珠峰时登达8600米高度，1981年协助日本女队攀登希夏邦玛峰时登上8012米顶峰。1984年任西藏登山队副队长。1988年5月5日中日尼三国联合双跨珠峰时，从尼泊尔一侧登顶并下到北侧中国境内，获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一枚，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获尼泊尔王国授予的“王国一级勋章”。1994年后任西藏体委登山处副处长，登山管理中心副主任。现在退休。

仁青平措的身高只有1.60米出头，抽烟的时候，把香烟夹在虎口，因为他只有3根完整的手指。他说有大拇指就行了，他还可以用牙

我是西藏隆子县人，小时候在家放羊，1965年进国家登山队，准备1967年登珠峰。但由于“文革”，登山计划搁置了。当时周总理安排我们登山队200多人参军，我直到1982年以营级干部退伍，其间一直是拿部队的工资。

我们1966年曾在珠峰训练，把氧气瓶都运到了8600米，但后来活动中止了，这些氧气一直保存到1975年才派上用场。1974年初我们这些雪藏在部队的运动员又被调到了国家登山队，登珠峰有了希望。1975年登珠峰是人海战术，运动员就有170多人，加上后勤总共300多人，靠的是自然淘汰，能上去一个是一个。当时的装备不如现在，登山鞋很重，还容易湿，买的苏联冰镐，是木头把做的，在山上都冻裂了。就是羊绒衫好，是上海货。我们每个人的行李有40斤重，最重的一个人要背70斤。牦牛将物资运到6500米，一天只要5元钱，现在要花上30元了。我们的收入很低，风险又高，但那时整个社会的风气都很好，好多人自觉自愿地做好人好事。我们登山队更是大家互相帮助，团结友爱，好多人总是看到险情争着上，把荣誉让给队友。我想，登山就是我的本行，也没有因此害怕过。

1975年最让我痛苦的事情就是指导员邬宗岳滑坠牺牲，他曾像父亲一样关心我们。本来队长尼玛扎西(他1979年在北坳去世了)、我和邬宗岳是一个组的，邬宗岳负责高山摄像。我和尼玛走在前面，到了8600米，邬没有上来，我想他可能出事了。8100米的地方邬宗岳的嗓子就已经哑了，不会喊叫的，我们就把头灯、电筒打开对着山下照。大本营和我们通话，叫我们不要下去。当时我还年轻身体好，非要冲下山去找邬宗岳，是队长尼玛扎西死死抱住了我。我们就在8600米的地方宿营，我搭帐篷的时候把羽绒手套借给了别人，自己带的是尼龙手套，手不知不觉冻伤了。后来我登顶无望，和3名队员一起结组下撤。其中一名汉族运动员，姓丁是河北人，由于体力消耗过大滑坠下去，我们两个人也被拖了下去，一直在山上滚，滚了多远我们也不知道，直到被什么东西挡住，我的背包丢了。姓丁的队员说，打死我吧，连累了大家。我说这不是你的错。这时大本营已经一片哭声了。他们以为我们死了，最后看到我们还活着，大家抱在一起哭。回到6500米的前进营，我感到胸很痛，把手套摘下，手上的皮肉都掉了下来。我在前进营地吃到了从北京空运来的桔子，因为当时山上的蔬菜很少。

下了山后我被送到了西藏军区总医院，后来转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截去了7根手指。在北京我是很高兴的，因为医生破例允许我们可以在外面走走。我的大拇指还在就还可以登山。

1988年中日尼三国双跨珠峰，我已经46岁了，负责在南坡尼泊尔那边修路，本来登顶队员没有我，到了8500米时候，北京打来电话叫我和大次仁都过去。爬到山顶时我心里很高兴，因为北面的路我很熟。后来我总共参加过两次大的营救行动，一次是梅里雪山，中国和日本联合登山队有17名队员遇难，当时国家登山协会要求西藏登山队派人去救援，他们中有不少是我们过去的战友，我也是自己要求去的。但遗憾的是，我们怎么努力，也没有救到他们，只是找到了遗物。最近的一次是去年秋天韩国的一支登山队被大雪围困在珠峰东坡大本营，得到消息后，我带救援队紧急赶到卡达乡，然后组织当地的民工和牦牛，带上救援物资，在雪中跋涉了9天，为韩国登山队解了围，后来又把他们安全地送到樟木口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