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的选择是什么

（文 / 施武）

电视剧《走向共和》在评价那个特殊时期的历史人物上着力下了心思，比如把李鸿章当时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做出那些选择的苦衷正面地提出，一反过去简单地把他作为卖国贼的立场；比如慈禧大寿庆典也是立国威的一种选择，而不是一味的穷奢极欲。历史学家们认为这部电视剧在对待历史的复杂性上有进展，但是当它以一种潜在的现实立场来叙述历史的时候，仍然难免做“翻案文章”的套路，这也是一种政治化。

历史学家杨念群一直提倡在面对历史时，更为妥当的方法是尽量能够回到历史现场，同时关照今天的现实。否则不仅把历史简单化，也把今天的现实简单化。在他看来，《走向共和》“确实有意避免了原来以很决断的历史观来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极端倾向，但其中反映的政治理念也过于明显，它表达的就是现在比较主流的保守思潮，从李泽厚《告别革命》中已经很清楚地表达出来，革命确实曾经导致了一些社会动荡，所以保守思潮自然而然会兴起，所以，历史上和革命相对立的改良主义地位就被提高了。但是在历史判断中放入太多的立场是很不好的，因为如果把保守改良的作用地位抬高，就没法解释中国为什么是经过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才带来了真正的改变，就像原来抬高革命的作用，没法解释那些动荡带来的灾难的代价”。

北京大学一位历史学教授认为：“慈禧和光绪的观念差别并不严重，争斗的底蕴是权力。慈禧在权力稳定的时候未必反对改良。当时中国的改良并没有强大的既定的政治力量支撑，中国在当时没有法国革命时的第三等级，没有英国的资产阶级，有个清流党，他们只是要消除腐败。在外来压力来到之前，所有内部问题靠传统的方法都可以解决，在太大的外部压力下，原来奏效的方法都不能应付了，谁都没有完整的办法。不能忽视日本的状况在当时给了中国很大刺激。日本为了战胜中国的海军，开始发行公债，从民间筹集资金，同时在伦敦和纽约的国际金融市场发行政府债券，虽然他们国内的生活很穷，但他们已经学习新的方法。中国的改革虽然是来自内部的声音，但并不是从内部需求出发的，不是因为内部有一个利益集团要求改革，所以也就没人支持改革，也没人知道改革的方向是什么，不像英国从不能乱收税这样具体的事情开始他们的改革，没有这样的阶级，变革也就不是要阶级的权力，没有代表一个阶级的政治主张，大家都是想找办法。甲午战争失败后，暗示了一条路线，也许日本的方法是对的。向西方学习，谁也不反对。慈禧也不反对。但所有人都不具备完整知识”。

电视剧《走向共和》四人物造型：①李鸿章，②慈禧，③孙中山，④袁世凯  

“在应对外来压力时，参与其中的人物所做的所有选择都是在不同的政治利益的冲突中展开”，杨念群说，“慈禧先是放了一些权力给光绪，甲午海战战败之后，光绪做了一些不得已的变革，则越出了二人的平衡关系。其实，慈禧和光绪的冲突在稳定的要求下还被压抑了一些。因为当时的变革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观念，也没有具体的方案，没有明确的策略，光绪在变法中也是无意识的。翁同稣与李鸿章的冲突没有那么直接，李鸿章的保守是保住江山不倒，翁同龢主要介入的是让光绪朝纲独断，没有什么特殊的政治主张。我们现在知道，康有为的万言书是1905年的出版物，是经过康有为自己篡改过的。后来有人找出他的万言书折子和出版的万言书做对比，折子里并没有越出体制所允许的范围，比较激烈一点的无非是废除科举。在折子里写的一个方案是设12位议郎，给朝廷做顾问，在出版物里就改成了设国会。不能否认他在后来利用了那样的机会，有意修改折子把自己当成共和的先驱”。

杨念群强调，对待过渡期的历史，“不能用选择的结果作为评价当事人做出选择的标准，如果因为当事人的选择导致了一个现在认可的结果，与现在的主流思潮相合的结果，就地位提高，这样的历史观太功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