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公共卫生会有更重要的作为

（文 / 曾焱）

三联生活周刊：在人们印象中，“公共卫生”是个特别模糊的领域，它比较具象的载体就是爱国卫生运动或者打预防针，但在这次SARS事件中所体现出来的好像又不是这么回事。你能先为我们还原一下它的真正概念吗？

凌文华：我个人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中也和一些同行探讨过这个歧义问题。如果取其英文“PUBLIC HEALTH”的原义，“公共健康”似乎更契合这个领域的实质，其主要功能是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公共卫生学和临床医学的最大差异在于：临床医学立足于对某种疾病作个体的治疗，而我们着眼的是对某种疾病作群体防护，对群体作健康促进。比如在遇到流行病时候，医院往往重点是突破治疗的问题，而我们则需要尽快确定疾病的流行病危险因素，并对控制疾病传播提出对策，以快速切断导致蔓延的渠道。比如19世纪的公共卫生学者找到了当时流行的霍乱和饮用水污染之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比较清楚地阐明了吸烟和肺癌之间的关系。而对于SARS，目前最大挑战是很难确定病原、传播途径及其流行病学的特征。

三联生活周刊：“飞沫传染”和“接触传染”不是传播途径吗？

凌文华：当然是，但传播途径可能还不仅仅是这些。我们目前在切断传播途径方面能做的，也就是勤洗手、戴口罩和隔离等，比较表面。如果不真正了解SARS病原及其流行规律，离有效切断它的传播途径就还有距离。在这一点上，就像钟南山院士所说的，“有效控制”和“有效遏制”是不同的概念。

三联生活周刊：可以说，SARS事件实战检验了一次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反应速度和应对能力，你觉得暴露了什么问题？和做得好的国家相比，主要差距在哪里？

2003年4月25日，在香港举行SARS专题讨论会  

凌文华：从公共卫生整个体系反应来看，暴露出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疾病登记和报告制度不健全，处理应急事件的能力不够。一旦碰到像SARS这样紧急的公共卫生问题，我们快速的全方位处理能力显得很不够，如疾病的报告、登记、上报，病人的隔离，疫情地点和公共场所消毒，预防知识的宣传，疫情公布，病原学研究和健康人群的有效保护措施等等。从公共卫生学角度看，以社区为单元的登记和报告是比较有效的，在这方面北欧国家做得很好，他们公共健康部门的工作人员会常年立足社区，建立非常详细的所有社区人员的健康、疾病和疫情档案，并定期公布。如果有这么一个有效系统，SARS病例在初现阶段就会得到科学即时的判断，从而引起警觉，快速反应。听说国家正在起草一个关于应急反应的文件，应该说SARS事件还是促成了一些改变。

三联生活周刊：公共卫生学在目前我国追踪SARS病源研究中担当了多少比重的工作？

凌文华：我们担当了一些流行病的调查，但对SARS事件的应对，总的来说是“力不从心”，这其实也是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缺陷的一次集中体现。我国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有着太密切的关联，很大程度上单一地依赖基础医学，而对与公共卫生问题密切相关的其他基础研究和病原学研究缺乏深度，这和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在美国，公共卫生教育是非常独立的，像世界著名的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就拥有微生物、生化和免疫等研究单元，而我国的公共卫生学院根本没有这类能解决病因的教研室，这就使公共卫生学人才队伍特别不全面，在很多关键性的研究中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没有高素质的公共卫生人才，要建立一个优质高效的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就会有困难。希望国家在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同时，也能关注人才培养模式。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有没有统一的国际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公共卫生系统的合格与否？

凌文华：WHO组织发布报告一般就是根据几个主要指标数据，比如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人群的期望寿命以及婴幼儿死亡率等。从几个数据看，我国的状况还比较好。但我们对公共卫生的投入是偏低的，在整个医疗系统的投入中占不到20%，而欧洲国家比如瑞典，对这个领域的投入在80%以上。政府行为对建设和完善公共卫生体系是非常重要的。

三联生活周刊：据报道，包括中山大学在内的22所高校今年已经得到招收中国首批公共卫生硕士(MPH)的许可，这会不会带来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管理格局的变化？

凌文华：我们学院的129名学生已经在3月8日入学。这一举措主要是加强公共卫生应用性人才的培养，与国际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模式接轨。公共卫生的专业人才不仅需要医学背景，也需要环境工程、数理统计、法律和管理等方面的知识结构。随着政府的重视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变，在几年以后，中国的公共卫生人员在人群健康和疾病预防控制方面应该会有更重要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