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肺炎、阿斯匹林和医疗私有化

当莱姆病(Lyme Disease，一种急性传染病)于1975年开始流行后，科研人员花了7年时间才找到病原菌。相比之下，1981年爆发的艾滋病用了近3年，而1976年开始流行的军团病从被发现到确定病原只用了5个月。

这次爆发的SARS致病原确认只用了不到5个星期，在这短短的5个星期里，科研人员发现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很快在实验室里培养该病毒，并得到了该病毒的全部基因序列。

是什么原因使这一切进行得如此迅速？大规模合作是关键。“正是因为来自全世界的一批优秀科学家放弃了对金钱和名誉的追逐，进行无私合作，才使SARS得以在如此短时间里被鉴定。”世界卫生组织(WHO)SARS研究小组的组长克劳斯·斯图(Klaus Stohr)向记者承认，“在这个全球化时代，这种大规模合作是人类抵抗突发性传染病的惟一有效办法。”

这次全球大规模合作开始于3月15日凌晨2点半，当时正在日内瓦家中睡觉的WHO 传染病专家迈克尔·瑞恩(Michael Ryan)被电话叫醒，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WHO分部向他报告，一名怀疑染上SARS 的新加坡乘客正在从美国纽约返回新加坡的路上。瑞恩很快通过一系列电话联系，查到这位新加坡人的行踪，并立刻派医护人员赶到德国法兰克福机场，截住了刚刚降落准备转机的这名病人，避免了一次可能性扩散。当天下午，WHO向全球所有准备旅行者发出第一个疫情警报。两天后，WHO委托斯图出面，组织包括10个国家的有关专家和13个全球最好的实验室，成立SARS特别行动小组。为节省时间，这些科学家通过多次网上会议明确各自分工，并设立了一个秘密网站，无偿而又迅速地分享实验成果。

与此相反的是，欧美绝大部分商业制药公司均表示不愿投入资金进行相关研究。

有关SARS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处理方式引出一个问题：医疗体系的全面私有化到底对人类健康有利还是有害？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让我们来看另一个例子：

不知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爱用阿斯匹林，它却是西方人最常服用的非处方药。阿斯匹林是柳树皮中提取出的一种化学物质乙酰水杨酸，1899年德国拜尔制药厂发明了人工合成阿斯匹林方法。

对于突发而来的SARS，多国的医学科研人员投入到SARS病毒的测试和研究。这种大规模合作是人类抵抗突发性传染病的惟一有效办法  

早在70年代，研究人员就意外发现患关节炎的病人得癌症的几率小于没有关节炎的人。90年代初，一篇来自瑞典的科学论文指出，服用阿斯匹林的晚期结肠癌患者比服用安慰剂的对照组要多活一倍以上时间。可惜的是，这两篇很有价值的论文在当时被大多数制药公司和科研人员“忽略”。

这一忽略就是10年。直到今年3月6日出版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才又发表了两篇论文，再次对阿斯匹林的抗结肠癌机理作研究，科学家又一次证明阿斯匹林能极大地降低结肠癌的发病率。这两篇论文指出，经常服用阿斯匹林能防止肠内壁息肉的产生，这些息肉通常是良性的，但有时会发生癌变。这项研究中最令人惊讶的不是其阐述的抗癌机理，而是研究过程：科学家们在中途不得不停止了该项实验——阿斯匹林的效果实在太显著，科研人员不忍心再给对照组服用安慰剂。

而就在去年，另一组实验也证明阿斯匹林有预防心血管病作用。因为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LDL)会在慢性炎症的作用下变性，并附着于血管内壁，成为阻碍血液流通的罪魁祸首，而阿斯匹林的消炎作用正好抑制了这一转变。这项发现很好地解释了30多年前的那项实验，因为得了关节炎的病人需要经常服用阿斯匹林。

那么，为什么当年如此重大的发现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原因就因为阿斯匹林属家常药物，制药厂根本就赚不到钱。

大多数支持医疗私有化的人都喜欢举美国的例子。美国从二次大战后就开始了大规模医疗系统私有化，现在美国的大多数药品和相关研究全部来自私营制药公司和私人研究所，而绝大部分新药和特效药又都是美国公司生产。出于盈利目的，美国的大多数制药厂都热衷于研究“新”药，通过申请专利而赚钱，有许多“便宜”的药品因此被忽略。同样道理，大多数私有药厂都把注意力和资金集中于癌症、心血管疾病和艾滋病等少数有利可图的疾病上，针对传染病，尤其是突发性传染病的研究明显落后。

毋庸置疑，医疗私有化使美国在治疗疑难疾病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也导致美国的医疗成本不断攀高。美国人相信大多数传染病仅活跃在卫生条件较差的第三世界国家，可这次SARS爆发让大家重新意识到，在全球化的今天，疾病的危险是没有国界的。这种现实有利于打破地域界限，放弃私有观念，提倡无私的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