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陷阱
《印度已经崩溃：被背叛的人民，从独立到今天》
作者：[印度] 阿什卡·莫迪（Ashoka Mody）
出版社：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时间：2023年2月
定价：35美元
本书讲述了印度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困境及其历史脉络。
阿什卡·莫迪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访问教授
根据联合国的估算，今年4月，印度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6月22日，美国和印度发表《美印联合声明》，宣称两国将在技术、信息等领域大力深化合作共享。这使得“印度崛起”再度成为国际舆论热点。在过去30年间，关于印度崛起的预言一直不绝于耳。1990年代，分析家们宣称不断增长的印度年轻人口将推动经济自由化并带来经济奇迹；2006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宣布印度是全球发展最快的自由市场民主国家，时任印度商务部长说印度经济将很快超过中国。然而，这些预言并未实现。今日印度仍是全球儿童营养不良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中国的经济规模约为印度的5倍。
在经济学家阿什卡·莫迪（Ashoka Mody）看来，印度崛起的预言完全脱离了绝大多数印度人的生活现实，未来10年印度需要创造2亿工作岗位来为劳动人口提供就业，这是不可思议的。他在《印度已经崩溃：被背叛的人民，从独立到今天》一书中指出，如果想要了解印度，必须首先关注就业，因为就业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还关乎人的基本权利。衡量发展的主要标准应该是创造体面的工作机会，而不是GDP增长率。
自独立以来，印度一直严重就业不足，数以亿计的印度人很难得到工作，环境、卫生、教育、城市管理及司法系统都很糟糕。工作机会的缺乏破坏了印度的民主制度，而民主制度的崩坏进一步破坏了就业机会的创造。
阿什卡·莫迪指出，印度坠入这样的陷阱难以自拔，原因在于，印度独立后的领导人从未直面印度真正的问题。印度因为尼赫鲁的错误受到致命伤害，而莫迪从2014年至今的执政最终搞垮了印度的民主制度。
作为独立自主的现代印度的缔造者，尼赫鲁是一个高度理想主义的人，具有建造一个民主、平等和世俗的印度的愿景，但是他并没有将他的理想主义转化为实际的政策和行动，尤其是没有意识到普及基础教育的重要性，而这恰恰是泰戈尔和圣雄甘地所强调的。
印度在独立之后不久就宣布了普及基础教育的政策，但是政府对此并不重视，导致识字率进展缓慢。迟至2000年左右，才实现了学龄儿童普遍入学。但是，即使在今天，在宣布独立75年之后，很多五年级学生仍无法解答二年级的数学题，超过1/3的年轻人没有完成中学教育，而大多数大学生是在办学质量不合格的大学里混文凭。与印度相比，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普遍重视基础教育，因此可以顺利地将大量劳动力转化为技术工人，为经济腾飞创造了前提条件。
尼赫鲁所重视的是精英教育，他选择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蓝本，创建了科研水平世界一流的印度理工学院，以这所大学为代表的印度精英教育赢得了国际声誉。但是，印度的精英教育主要为跨国公司提供管理和技术骨干，并未惠及印度大众，也并未有效地为建设一个民主、公平和世俗的印度设计和实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尼赫鲁对于基础教育的忽视和对于精英教育的偏重，是与他的经济发展议程相一致的。在印度独立之初，这个国家正处在人口结构迅速转型的边缘，出生率高企，死亡率下降，政府理应创造经济机会，将不断增长的人口纳入国家建设。这意味着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全球出口热潮，采取创造就业机会的出口导向经济模式，将低收入、低生产率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这正是日本实现战后经济奇迹的路径。
然而，尼赫鲁却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他将重工业称为“新印度的庙宇”，希望藉此实现自给自足的工业发展。从1951年至1956年，印度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计划结束后不久，它被宣布为一个巨大的成功，为印度跻身工业化国家之列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尼赫鲁并不关心如何正确处理官僚机构和服务的关键细节，也不评估国家的真正经济能力。由于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从而严重影响了政府和民众的收入水平，同时也赋予了官僚机构超级强大的寻租权力，结果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印度在具有高就业潜力的出口导向型轻工业方面的真正优势被忽视了。
由于忽视基础教育，再加上优先发展重工业和放弃出口导向型经济，使得大量印度人无法找到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也无法获得公共产品。在尼赫鲁长达17年的执政结束后，超过60%的印度人口仍处于赤贫之中。
尼赫鲁的问题不仅在于制定了错误的教育政策和经济政策，而且在于他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制止弥漫于印度政治中的道德堕落。印度在独立之后号称建立了民主制度，但统治权力被上层种姓掌握在手中。自从独立以来，在国会和政府位居要津的统治精英除了少数例外，几乎都不以大众福祉为代价，贪婪地为自身和小团体谋取利益。尼赫鲁去世后，女儿英迪拉·甘地先后担任总理长达将近16年，却在使印度经济步入良性发展轨道方面鲜少作为。英迪拉·甘地虽然采用一些亲民的口号吸引百姓支持，但其经济举措反而造成了民众处境的恶化，同时她也拆除了对个人行使权力的制度约束，采取手腕排除异己，不仅造成了长期执政的国大党的内部分裂，也加剧了印度民主制度的崩坏。
1991年，在苏联解体的冲击下，时任印度总理拉奥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其改革路线为后来的历届印度政府所继承。改革带来了GDP的加速增长，就经济指标而言是成功的，但是如何向民众提供环境、卫生、教育、城市管理等公共产品的问题被无视了。
从2001到2014年，纳伦德拉·莫迪担任印度最西部的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制定了该邦的经济发展模式。在2014年他成为印度总理，古吉拉特邦的发展模式也从此成为印度的发展模式。
阿什卡·莫迪指出，古吉拉特邦的发展模式是打激素的掠夺性发展。企业得到了几乎免费的土地、几乎零利率的大额贷款、慷慨的税收减免和毫不费力的环境审批，纳税人承担了成本，补贴那些几乎没有创造任何就业机会的企业家。
阿达尼（Gautam Adani）是古吉拉特邦模式的典型代表，其控制的阿达尼集团经营港口、煤矿、资源贸易等业务，2022年一度成为全球第二大富豪。阿达尼是纳伦德拉·莫迪的密友，在莫迪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的14年里，阿达尼集团的规模增长了14倍。奥妙在于，古吉拉特邦政府把土地以远低于市场价格出售给该集团，并为其建设项目多次提供大量补贴，而且阿达尼集团对于原始森林的滥砍滥伐，对空气和水的致命污染都完全不受追究，高昂成本都由没有话语权的边缘群体—森林里的原住民、渔民等等—来承担，对他们的生计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害。虽然印度拥有全球上最完备的环境法规，但是它们经常被藐视，对于环境影响的评估只是一纸空文。
另一方面，阿达尼集团提升了古吉拉特邦的GDP，但其资本密集型的建设项目只创造了很少的就业机会。2014年，莫迪就任印度总理之初，宣称要在5年内创造1000万个工作岗位。然而到了2019年他的第一个任期结束之际，印度的就业人数甚至比2012年还要少。那么为何莫迪还能在2019年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成功连任呢？关键在于他积极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藉此树立自身的统治合法性。
印度教民族主义产生于2 0世纪初，是一种以强调敌我关系为主轴的政治运动。它以英国殖民主义为敌，要求印度独立；其次，它以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为敌，要求建立印度教国家；最后，它也将甘地、尼赫鲁所提倡并为多数印度人所支持的世俗主义原则视为敌人。印度教民族主义中的强硬派不仅参与了1947年印巴分治时的教派大仇杀，而且在1948年刺杀了甘地。
在印度独立运动期间和建国初期，一方面，甘地和尼赫鲁凭借他们的人格力量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声音边缘化，另一方面，基于摆脱殖民统治所建立起来的国族团结力量也遏制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滋长空间。但是正如大多数新独立的国家一样，通过去殖民化所建立起来的国族认同很容易被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更原始的基于地域和文化的民族认同。对于印度而言，这意味着印度教民族主义必将成为一种政治力量。
即使在尼赫鲁时代，印度教民族主义不仅在执政的国大党之外盛行，在国大党内部也颇具潜在的影响力。英迪拉·甘地在就任总理期间，为了赢得选票，在维护世俗主义原则的表象下支持柔性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而到了1980年代后期，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幽灵终于撕毁封印，粉墨登场。
导致印度教民族主义冲破封印的转折点，是1982年孟买纺织业大罢工的失败，工会因此失去了号召力，许多原先追随左翼政党的工人及其子女转而投入了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的怀抱，后者在为这些心怀怨恨的失意者提供抱团取暖的认同感的同时，也强化了他们对于少数族群的仇视和妖魔化。1992年，印度教极端组织强行拆毁了北方邦的巴布里清真寺，理由是这里是印度教大神罗摩的出生地，历史上曾经有过一座印度教神庙；1992年至1993年，孟买发生了多起教派骚乱，造成大量穆斯林丧生。
莫迪自从2014年成为总理以来，积极推动将印度教民族主义作为执政意识形态。例如，他主导国会通过了《公民身份法》修正案，首次将宗教作为公民身份的基础，数以百万计的印度穆斯林因此被剥夺公民权和选举权，包括许多已在印度定居数个世代的家庭；他还废除了宪法赋予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特殊地位和自治权。
更有甚者，印度教民族主义在今日印度不仅主宰了政党政治，而且渗透了司法系统。当年巴布里清真寺被拆毁之际，社会各界严厉谴责；而在2019年，印度最高法院裁决将清真寺所在土地判给印度教徒以重建罗摩神庙，政府另择土地让穆斯林重建清真寺。印度教民族主义终于得偿所愿，赢得了国家机器的背书。这不仅违背了甘地和尼赫鲁所提倡的世俗包容的民主政治的愿景，加剧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对立，也为民族主义政客提供了不必问责和兑现承诺就可肆意操纵民意赢得选票的万能钥匙。
阿什卡·莫迪指出，印度要重回正轨，就需要重建规范，为民众提供合格的基础教育和各种公共产品。他将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视为值得全印度效仿的典范。喀拉拉邦长期由左翼政党执政，自印度独立以来，它拥有全国最好的教育和医疗保健体系，并能够成功抵御对环境的破坏。究其原因，喀拉拉邦建立了基于社区的分权治理，成功培养了民众的社区意识和公民意识，拉近了精英和民众的距离。
阿什卡·莫迪对印度社会的剖析，对于创造体面的工作机会而非GDP增长率的重视，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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