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欢由着性子翻唱

（文 / 王小峰）

刘欢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作为一个职业歌手，他从来没有出版过一张真正意义上的专辑，可是他的歌总是能被传唱得最广泛。他从来没有在唱片业的商业运作中扩大过知名度，可是每当你快忘记他的时候，他就能火上一阵子。他的音乐才华完全可以让他站得更高，可是他更愿意把这些展示才华的时间用在跟朋友喝酒聊天上。他不愿意四处演出，却能保持住高额出场费。他是中国目前惟一一个从计划经济时代走来并不受市场经济时代操作方式制约，但一样能保持住知名度的人。他的每一次受人关注，都是对这个商业化的唱片工业进行的一次颠覆。他的颠覆工具也很简单：随遇而安。

这就是奇怪的刘欢。更奇怪的是，他在前不久的一个音乐颁奖典礼上，拿到了一个终生成就奖，可在刘欢看来，他想做的事情，才刚刚开始。一个总是让这个乱哄哄的歌坛变得有点荒诞的刘欢，他又要做出什么荒诞不经的事情？他马上要出版一张唱片——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专辑，而是一张翻唱几十年前老歌的专辑，但却是真正意义上的翻唱专辑。当你觉得刘欢该做一张创作专辑的时候，他却跑到翻唱道路上了。

为什么要翻唱？刘欢说：“这个东西我想了好长时间了，有一年多了，我觉得挺好玩的。这张专辑的歌曲截止到1978年以前，基本上是‘文革’时期的东西。其实那时候我就是小孩，‘文革’时期的政治背景那时候不是很明白，那时候听的一大堆歌挺好听的。”他没有想过现在的小孩是不是觉得这些歌好玩，一个朋友对他说：“你想讨好这个，讨好那个，最后谁都不买你的账，还不如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呢。”刘欢自己的感受是：“真要是有一个制作人估计没有人愿意让我这么干。我一开始想的还好，至少在音乐上有一个主线，基本上不离开这条线，做的时候我发现没有可能。这些跨越了几十年的东西，差别很大，没办法统一起来，我索性就不管了。我给每一首歌都找了一种合适的办法，至于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弄到一块，我根本就没考虑，所以把这些东西录出来之后，听起来有点怪，要比我想的极端。”

参加这张唱片录制的人员年纪最小的也30出头了，刘欢给唱片起了一个名字：《60年代生人——给我的同龄人及后代》。刘欢之所以每次都能颠覆这个唱片业，一方面是他做的事情总是有利于这个行业规则之外，另一方面，幸运总是愿意降临到这个人头上。“我很早就写歌，但是一直不敢把它拿出来，直到1993年《北京人在纽约》之后。怎么说呢，也算幸运，我接过来的戏还都不错。1997年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又什么都没干，结果《水浒》一出来，满大街又流行了。必需承认，这是幸运，得到的机会都这么巧，正好是你能做得好的，而且电视剧本身也都那么好。那时候做电视剧的东西经常是种挑战，每次尝试都挺玄的，《东边日出西边雨》挺小资的，《胡雪岩》用的是戏曲，等《水浒》出来后又踹到那边去了。这种尝试成功的机会挺少的，但是我都成功了。”

刘欢认为，十几年前的翻唱，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没有版权意识，一个是不会写。直到1985～1988年，原创风起云涌，“好像忽然大家都会写歌了，那是一个初期状态，大家对流行音乐完全不理解。听了很多外国人唱的东西再学着唱了一些，知道了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但这是长不了的，没有完全学会，跟着就是一个危机。1992年以后才一点点开始上道，有一批特年轻的人，而不是老一辈作曲家转行，开始掌握到一点点的东西，但是各个方面都有问题”。

其实从翻唱到原创，本来这个过程是很正常的，但是却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没有那么多的从业人员，却都憋着原创，结果能写出好歌的人不多，导致市场供求一直处在失衡状态。其实翻唱一直是调节市场供求的最简洁的手段，但是被很多人忽视了，现在歌手录一张专辑，凑够的10首歌中，有一半是滥竽充数的，与其这样，还不如翻唱一些歌曲省事省钱。

但是翻唱也面临一个问题，就像刘欢还不到40岁就获得终生成就奖一样，内地的流行音乐的历史很短，而翻唱需要一个跨度很大的时间差才行，刘欢在这次录制翻唱歌曲时的感受就是：“中国的历史老断，尤其是‘文革’这10年，几乎可以把它拿出去，这10年跟前后都没关系。可你一拿出去，一下子就1965年以前了，现在这些做音乐的人就够不着了，就比较难理解那时候的东西了。那时候的歌曲跟现在的创作很难套到一块去，它不像美国是一脉相承的，反过来他回头看任何一个点都不困难。”所以这就需要流行音乐的从业人员好好努力，把一首老歌唱好、编好，不亚于去创作一首新歌。

而翻唱的更大社会影响在于，让今天这些只知道F4和周杰伦的孩子通过这些翻唱歌曲有个了解过去的机会。当然，如果这次刘欢翻唱能再次颠覆唱片业，让翻唱之风兴起，对萎靡的歌坛来说肯定是利大于弊的事情。 刘欢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