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世界观的战争

（文 / 布丁）

越战期间，美联社记者彼得·阿奈特遇到了一位曾经参加过“二战”的老牌战地记者，老记者的写作方式引起了阿奈特的怀疑：不论美军在战斗中陷入怎样的麻烦，老记者都以乐观的笔调写出报道，好像胜利了一样。当阿奈特提出疑问时，老记者回答说，在你干这行很久之前我就开始做战地记者了。阿奈特回答，可在你不干这行之后，我还要干好多年。是的，阿奈特后来干了好多年，他在12年前的海湾战争中供职于CNN，从巴格达发回的报道使他成为当年最出名的战地记者之一。

老记者在“二战”中养成的世界观使他认为美国的做法永远是正确的，美国军队是正义的，他有责任用他的笔维护美国的价值观。而阿奈特的原则是——我没有世界观，我看见了什么就记录什么。

3月20日，在美国军队的一个动员会上，一位指挥官说：“你们将重新书写历史。”随之响起的是皇后乐队的摇滚。士兵带着观念出征，许多业余的战争观察家和业余的思想者也想从战争中整理清楚自己的世界观。类似于自由、民主这样的美妙词汇总会伴随着炮火出现，布什明确地说：“我们要推翻萨达姆政权，解放伊拉克人民。”这好像是一场自由与独裁的对决。美国希望在伊拉克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权，从而给整个阿拉伯世界送去一股民主之风。

有坚定信仰的人不会矛盾，有一边是这样的——他们认为美国是霸权主义，他们支持伊拉克人民抗击侵略者；另一边是这样的——他们认为伊拉克是独裁的，美国是自由的使者，人类的发展就是为了自由，而自由也是发展的动力。不愿意站在这两边的人比较矛盾，战争是野蛮的，和平是珍贵的，但了解专制的害处之后，他们也会不无快感地看到独裁者遭到打击。惟一困扰的问题发生在自由与人道主义之间，这两个名词都是那样让人向往。

十余年来，为我们这些业余思考者提供思想方法的是两个人，亨廷顿和弗朗西斯·福山。一切冲突似乎都可以被他们两个人解释。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福山恰好来到中国，他3月13日在南京大学发表演讲，说如果美国能够在较少伤亡的情况下迅速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便可能得到伊斯兰世界的承认，如此他的“历史终结”的结论就会变得更具说服力。但如果战争进行不顺利呢？

所有人都会提出这两种假设，军事专家答疑解惑——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不可怕，他们烧毁油田只能削弱自己的战斗力。上一次海湾战争阵亡150人，这一次也许会是500人，但战斗同样会在1个月内结束。

在上一次海湾战争结束之后，沙特人在送走美国军队时留下一句名言：“这世界如果必须有一个超级大国，应该庆幸这个国家是美国。”这句话在鲍威尔和施瓦茨科普夫的传记中不断被引述，是的，如今的超级大国不是德国，不是前苏联，而是贡献了“四大自由”观念的美国，但主宰世界的应该是一种对自由的坚定信念，还是武器？这样的思索有什么意义？

在上一次海湾战争中参与报道的安东尼·索福特说：“又一次开战了。我至今还能感到帆布背包的重量，感到我手里还拿着枪，嗓子发干，嘴里鼻子里耳朵里全是沙子，屁股上系着防毒面具，担心真碰上什么事情会不会拉一裤兜子屎。”他在给《黑鹰坠落》的作者马克·波登的信中只是“shit talk”，没有世界观。

马克·波登正在巴黎，他坐着出租车经过埃菲尔铁塔，看见了和平示威的人群，在巴黎的车流中，他的出租车司机摇下车窗，向另一个出租车司机询问：“打起来了？”对方反问道：“你觉得怎么样？”司机说：“又是一摊屎。”在前一天的晚餐时，侍者从马克·波登可怜的法语中知道了他是个美国人，问他什么时候会开战，好像所有的美国人都知道总统布什的想法。马克·波登说：“我看了法国电视和美国电视的战争报道，好像法国记者比美国记者更能干，他们在巴格达拍到的画面更好。而且他们更像战地记者，胡子拉碴，穿着随便，而我看到的美国记者，没有一个不觉得自己是个模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