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保镖：政策不明朗

（文 / 金焱）

经过专业训练后的保镖，看上去与常人并无太大差异  

刘永好只是说出了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实。哈尔滨市飞浪健美散打学校校长孙飞估算说，学校学员现在有8个人在做私人保镖，去年一家北京广告公司老总选保镖，一下子就选走了4个。挑选工作是在严格测试前提下进行的，孙飞说，“挺专业的”。

专业性体现在测试标准上，孙飞说，这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心理素质，考核其处理问题的冷静、沉着；二是身体素质，这些可以通过各种健身器械来衡量；还有一项被称为“冷手”测试——在其毫不防备的情况下进攻，考核其反应能力。这些进保镖行列的人之前先有至少一年时间的学习，再进行定型培养。

培养保镖显然是孙飞所在学校里份额很小的一个项目。公安大学治安系安全保卫教研室主任张弘从1987年开始研究保安，他说，改革开放后，保镖服务在南方经济发达地区需求较大——有一段时间南方有民间武术学校、培训班，甚至有些单位也在办保镖学校，后来因为公安机关操作上的难度，这些保镖学校相继被取缔。

法律空间是保镖在中国不能成为一个行业的主要障碍。上海市惟一一家保安服务公司、上海保安服务公司办公室方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否认公司提供“私人保镖”业务，他说，有些境外总裁被邀至沪，需在驻地或活动场所提供保卫服务，也都由保安服务公司与上海邀请方签订合同。而他一再回避“私人保镖”这个字眼的原因是，“政策不是很明朗”。

张弘解释说，公安部规定保安公司不允许承担私人保镖式服务，而从法理意义上，《宪法》基本法对人身安全保护有原则性规定，只是采取何种方式没有规定。现状是，保镖没有列入到公安机关一级的政府监管，虽然曾有过类似探讨，但到底哪些人应被列入到保护对象中仍难以界定，所以保镖业在中国还不是一种专门职业，是一个“底数不清”的东西。

不过对保镖的社会需求，并非因底数不清而随之不清。在北京、上海、广州一类城市，保镖更多地以司机、助理的名目出现，据说刘永好所在集团有近百人的保安队伍，有些人是直接从部队下来的。

从孙飞的角度看来，前来雇保镖的老板基本来自京沪穗三地，而雇用方式有两种，一是24小时全天候陪同，这种一般月薪最低价格是5000元，雇主可能还会给些小费，如果保镖表现出色，可能还会额外加钱。而另一种要8小时护卫的，底薪也要在3000元以上。

在这种模糊地带徘徊，大陆的保镖显然无法与香港从业者相提并论。有香港媒体报道说，香港新鸿基主席郭炳汀的近身保镖年薪过百万。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朱耀光博士接受采访时说，香港保镖形成一个大的市场要归因至五六年前香港富豪绑架案的增多。据朱博士介绍，香港保镖有专职与兼职之分，他们来自专门的保镖公司。保镖有严格的行规，包括不可涉入被保护者的个人私秘，职责上也有严格的功能分配。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保镖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警队保护要人组和特种部队飞虎队，他们从警方或军队退下来后，成为最受欢迎的人。有资料说，警队保护要人组的成员至少有三年当警员的经验，之前曾于机动部队效命。当被挑选入伍后，要接受为期10个星期的训练，课程包括体能、枪械、防弹器材、保护阵式等。其日常工作主要是保护特首、访港政要及一些被认为有高度被袭危险的官员。

菲律宾华人绑架案发生频繁，这里的保镖业也相对发达，菲律宾《世界日报》副总编侯培水告诉记者，在菲律宾做保镖，薪水很高，雇用保镖除了从保安公司里面找人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要通过私人关系从退伍军人和现役警察队伍中招聘。

朱耀光并不认为香港的保镖很发达，“与西方国家的保镖比起来还是差了很多，西方的保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尤其‘二战’以后，保镖逐渐开始向专业化发展。英国保镖业很发达，很多人从部队退伍后改行做保镖。”曾关注过保镖问题的英国人Robin告诉记者，在英国，保镖行业被严格管理，保镖是不准配枪的。张弘说，国外保安业的发达直接与其操作规范相挂钩，这也是中国目前保镖行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果不及时在法律、管理上规范起来，会造成社会防控方面的损失”。

孙飞所在学校将保镖业务定为“不拓展”之列，且“本市的活不接”，之所以如此，孙飞说是因为4年前他们介绍了两个保镖，结果他们参与到一起绑架案中，向受害人勒索了170万元，使他们从此非常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