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和其背后的世界

在新冠疫情及诸多地缘政治因素对全球化产生冲击后，全球市场对义乌的需求正在发生改 变。

表面上，义乌仍然是那个向全世界提供低价、丰富小商品的“世界商贸之都”，但其内在却又悄然变化—不管是把非洲市场作为重要贸易对象，还是跟随着跨境电商的步伐、进一步加入“全球消费降级”的潮流。

作为全球对商业风向嗅觉最灵敏的城市之一，2023年正在义乌发生的事，成了反观全球贸易关系的一面镜子。

非洲市场，和一个日益追求性价比的世界

“你（富人）能买车，我也能买车；你去法国了，可我也能来中国。我们是平等的。”在义乌的一家非洲餐馆，喀麦隆商人坦尼亚（TanyaEmmanuel）对《第一财经》杂志这样说。

义乌对于这位非洲商人意义非凡，他甚至把这种意义回溯到了喀麦隆的殖民史和社会阶层层面。在被欧洲国家殖民的阶段，非洲国家普遍贫富分化严重；而如今，非洲出现了中产阶级，欧洲所谓高端的生活与消费方式不再是普通人唯一的向往。他从义乌输送回非洲的高性价比产品，正好满足了这种正在上升的新需求。

和诸多在义乌的中外商人一样，坦尼亚的角色是货物代理和批发商。他和伙伴在义乌和喀麦隆都设立了办公室，接收非洲的批发商和零售者的需求，据此在义乌采购他们所需的商品再寄送回去。

非洲电力稀缺、新生儿用品消费升级，这些因素导致太阳能相关的器械及母婴用品在坦尼亚“代购”的货物中占比较高。但和多数义乌的外贸商一样，“everything”是他被问及“卖什么”的回答，大到建材、太阳能电池板，小到头绳和手机充电线。义乌的国际商贸城被称作商品类目齐全的“世界超市”，坦尼亚经常只要骑一台电瓶车，就能货比数家、找到各类货物。

这种货物的流通无论对义乌还是对整个中国都不是新鲜事。坦尼亚是12年前来到中国的，在义乌经商也有七八年了。曾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的麦高登在十多年前就研究过广州的非洲商人，并提出了“低端全球化”（low-endglobalization）。与大型跨国公司所代表的“高端全球化”相对应，这个概念指的是低成本、非正式的交易中人与物品的跨国界流动。其中的核心人群是来自中东、非洲和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他们会把中国产的廉价商品运回本国。

但最近发生的新鲜事是，在近期义乌市政府的公告里，非洲市场排在前所未有的醒目位置：2022年，义乌对非洲进出口840.2亿元，相比欧美、中东、南美等地区，非洲是义乌外贸第一大市 场。

回溯过去十几年的义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义乌的重要“贸易伙伴”不断更替，其背后是一个日益追求性价比的世界：

2013年，美国是第一出口市场，阿联酋和俄罗斯紧随其后。2016至2018年，印度、伊朗和伊拉克交替出现在义乌出口前三的位置。2 019年，公报开始更多强调地区的对外贸易，这一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全市进出口总额比重为47.6%”。2021年，义乌对整个非洲的进出口总值达到了762.6亿元。2023年1月至5月，不到半年时间，非洲作为“义乌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额是401.8亿元。

义乌出口国排行榜

除了市场增量、政策支持，国内其他外贸城市的市场转移可能也是非洲成为义乌外贸第一大市场的原因。

麦高登在2021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在疫情之前就发现有非洲商人从广州搬离，大城市的物价上涨是重要原因，“没那么富有的国家会吸引这些非洲商人”。此外，他发现有中国人前往非洲开厂生产，这也让一些非洲人没必要再来中国。不过，他也肯定了“义乌是下一个目的地”的提问，“那里对非洲商人的态度没有广州那么严格”。

坦尼亚就观察到了近期有非洲商人从广州来到义乌的现象，他同时认为义乌相比广州的优势很明显。作为一线城市的广州，如今有城市更新、提高外贸附加值等更急迫的要解决的问题。相比之下，义乌似乎相对稳定地保持了“小商品批发之城”的样貌。

首先，义乌生活花费低，城市尺度小，找货也方便，不像在广州需要“从天河跑到番禺”；其次，在义乌能接触各类贸易商，进而找到按照自己需求来生产的工厂，尤其是中、低价格区间的产品。此外，从距离上来说，这些工厂散布在山东及江浙各省，从义乌出发比广州更近。在坦尼亚看来，虽然广州的工厂普遍能生产更高标准的产品，但不完全符合非洲市场的需求，相比义乌缺乏灵活性。

相对来说，义乌的商户在做外贸时能更快和灵活地组合产品，这是他们面对非洲市场的需求的重要优势。

“佳蓝照明”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商户主营灯具的外贸，老板常住义乌，但是在广州拥有灯具工厂。佳蓝照明的老板吴敏告诉《第一财经》杂志，他们的大订单多在自己的工厂生产，但是2023年上半年出口的货物中别家工厂的产品更多，除了灯具还有电风扇、小应急灯等他们不产的品类。这得益于在义乌商贸城找货、“凑柜”很方便。出口非洲的订单占到他们生意的一半以上，南非、尼日利亚等国家是重要的市场。

能对接相对低端的需求，这是义乌的另一优势。吴敏对于自己供货的非洲国家的印象是“生产力低”和“购买力低”，导致非洲客商进口需求大但无法负担高消费。因此，他们对待非洲市场的策略是出口中低端产品并“走量”。目前看来，这个策略是有效的：2022年佳蓝照明整灯出口的营业额达到6000万元，2023年则平均每月都有1000万元的收入。千元以下的中低端灯具占他们销售额的8成以上，而价值和质量更高的产品投放顺序往往是欧洲、南美和中东，最后才是非洲。

义乌模式能提供种类丰富、质量层次较低的商品，这与坦尼亚描述的非洲中产阶层的消费需求紧密匹配，“性价比高”和“不断换新”比“买贵的、好的”更重要，对非洲市场来说，为品牌溢价买单的人是少数。坦尼亚举了摩托车的例子。他认为无论是买一辆1.5万元的雅马哈还是一辆4000元的三力摩托，它们的用途都是从家骑到工作地点，对于他服务的非洲中产人群来说“nodifference”；也许前者能用10年，后者能用5年，那么买两台三力也是更划算的。

“不断换新”是另一个在非洲流行的消费观，坦尼亚把这种想法归结为非洲社会的迅速变化。“我不可能抱着想要长期用一台手机的念头去消费，”他说，“在非洲，我觉得每一天我们都在变。哪怕现在手头正在用一个什么东西，今天之内你可能就喜欢上别的了。”

与十几年前麦高登给“低端全球化”下定义时相比，如今在义乌的非洲商人比之前有了更多的合法性，有的开起了自己的公司，而不是四处游走的“倒爷”。随着他们的消费能力和中国制造水平的提升，“性价比全球化”似乎比“低端”更能概括他们的生意。不过，由于非洲的跨境电商使用率不如其他地区普及，他们仍需像坦尼亚这样的人在中国帮忙找货、对接工厂和采购。

与此同时，在非洲以外的地方，跨境电商平台正在改变着全球其他地区的消费习惯。这些“推手”们正把世界推向一个和坦尼亚描述的非洲类似的、日益追求“性价比”的方向。

变的是跨境电商，不变的是性价比

义乌正在介入跨境电商平台给全球贸易带来的变化当中。2023年的这个夏天，义乌商贸城附近的咖啡馆里有一些时髦的话题。首先是几个新的跨境电商平台：Temu、SHEIN、TikTok Shop；其次则是“全球消费降级”。

2020年，义乌市跨境电商的交易额占义乌市进出口总额的27.8%；2023年上半年，义乌的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是646.5亿元，全市经登记注册的电商主体是54.08万户，其中有近20万户在做跨境电商。欧美地区的生意在多数跨境电商平台上都占大比重，东南亚、中东地区和南美则被视为新兴市场。以SHEIN的商品交易总额来看，美国和欧洲占据6成左右，中东地区近2成。

不过，即便是面对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渠道，义乌的贸易商采用的常见策略与传统贸易没什么不同：拉拢收集各类工厂、“什么都卖”，以及向全球输出“性价比”。

卖装饰画的义乌商人刘名洋早期的创业经历是一个例子。他从2019年开始通过阿里巴巴国际站做B2B的跨境电商生意，供货给海外的批发商。最初，刘名洋并没有给自己选定任何品类，而是像很多义乌商人一样“什么都卖”。2021年，他在阿里巴巴国际站上曾有二十多个账号，经营的商品种类有4万多种。

这种“大而全”被当初的刘名洋视为提高曝光率和市场规模的方式，希望那些浏览网站的外国人无论怎么搜索总有高概率能看到他的店铺。用刘名洋的话说，是让他们意识到，“你桌上的所有杯子，我这里都有”。

和坦尼亚一样，义乌的环境在刘名洋创业早期给予了他充分的便利：生活和创业成本低，在“中国小商品的海洋”里找货容易。如果一开始不知道卖什么，可以尝试的品类很广，甚至可以都卖卖看，直到遇上大客户。

如今，义乌根据互联网的定义，变成了一座“流量城市”。从前，这意味着各国的批发商会到商贸城看货和进货，现在则是各跨境电商平台纷纷在这里入驻、拓展客户。

阿里巴巴国际站2021年在义乌设置了全国唯一一个“特区”，因为这里有一万多家商户入驻，是75个区域内数量最多的；同时，他们还把各类商户分成初阶、中阶和高阶三层，针对性地为商户们派发客户经理。“义乌是一个竞争很激烈的城市，”阿里巴巴国际站义乌特区中台经理徐英这样告诉《第一财经》杂志，“但凡是个平台，一定会在义乌专设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