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另一种声音

（文 / 鲁伊）

第15届“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颁奖典礼现场  

玛丽安娜·维斯曼

(Mariana Weissmann)

阿根廷国家研究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计算凝聚态物理学家。她所做的工作就是帮助人们对量子固体的理解从质转变为量的预测。

凯瑞玛特·爱尔·赛耶德

(Karimat El Sayed)

埃及开罗爱因-善姆斯大学的固体物理学教授，研究成果包括分析出某种特殊的硅杂质可以导致铝箔变脆而出现裂缝，以及草酸钙和含蛋白质的有机物会形成泌尿系统结石等等。

乔安娜·拉维尔特·森吉斯

(Johanna Levelt Sengers)

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学院(NIST)的荣誉科学家，专门研究温度超过临界点的流体——超临界流体，超临界流体还可被应用于材料加工和处理有毒废弃物。

爱斯·厄赞

(Ayse Erzan)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凝聚态物理学教授。她关注小范围内简单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研究遗传演变的数学模型。

法国巴黎时间2月27日晚19时，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部，举行2003年度“为投身于科学的女性”(For Women In Science 2003)颁奖典礼。由欧莱雅集团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创立于1999年9月29日的这一计划，内容包括“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和“世界青年女科学家奖学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和欧莱雅集团首席执行官欧文中(Lindsay Owen-Jones)将10万美元的成就奖和2万美元的奖学金分别颁发给来自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的5名女科学家和15名青年女性科学工作者。今年的奖金数额比以往的4届有了显著的提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方声明中，欧莱雅的这一举动被视为“使这一项目成为与世界上其他顶级科学奖项相比肩的奖项的积极努力”。

除了奖金额度的提升，此次奖项的特殊之处还在于，获奖科学家研究领域的范围由以往的生命科学领域扩展到了材料物理学领域。对于这一在宣传中有时被称为“女性诺贝尔奖”的奖项来说，这种转变显得意味深长：同生物学、天文学等学科相比，物理学一向被视为女性较难进入研究上层领域的“硬科学”。正如此次获奖者之一、来自阿根廷的凝聚态物理学家玛丽安娜·维斯曼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的——“现在已经有很多从事物理研究的女性了，但要成为一名女物理学家，却是相当困难的。”

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为投身于科学的女性”项目的创始人克里斯蒂安·德·杜吕弗教授和此次评审团主席皮埃尔·吉纳斯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均提到，从这个奖项创立之日起，就有女权主义者质疑，单独设立一个专门针对女性的科学奖项，是否本身就构成一种性别的歧视。同样，我们也无法忽略这个奖项的商业色彩，因为它的确存在。

然而，这并不影响这个奖项的重大意义。当来自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的爱斯·厄赞(Ayse Erzan)走上讲台，骄傲地向全世界描述她“犹如在空中建立一座自己的城堡”的研究工作；当来自中国的李方华带着微笑，娓娓道来对科学的探索是如何使她忘却了周围的恶劣环境，浑不知老之将至。这时候，你会明白，为什么玛丽·居里会说，在科学领域里，她们有另一种她们自己的声音。

20世纪，玛丽·居里(Marie Curie)和丽兹·梅特纳(Lise Meitner)的出现使人们开始意识到，一个女性在科学领域，尤其是“硬科学”领域究竟能够到达怎样的高度。在公众中，梅特纳的名气似乎不如居里，但作为核裂变反应理论的提出者，这位犹太裔女科学家虽然因为“二战”期间逃离德国而未能获得诺贝尔奖，却是学术界公认的20世纪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

居里和梅特纳同样代表了20世纪以来两种从事科学研究的女科学家的类型：一种作为男性科学家的配偶和合作者共同工作，另一种则放弃了婚姻和家庭，将全部心力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即使到了女权运动几乎已经遍及全球的今天，这仍然是女性科学工作者主要的两条道路。

在20世纪，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了科学研究的上层领域。1935年，玛丽·卡特怀特(Mary Cartwright)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位女性数学讲师。晶体成像学家凯瑟琳·隆斯达尔(Kathleen Lonsdale)和微生物学家马乔里·史蒂芬逊(Marjorie Stephenson)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首批女性会员。1994年，化学家玛丽安妮·玛纳戈(Marianne Manago)成为第一个法兰西科学院女性主席。然而，她们的声音依然微弱。这从诺贝尔奖得主的男女比例中可见一斑：迄今为止，获得诺贝尔奖的男性科学家有400多位，而女性科学家则不过十几位。事实上，这并不能反映男性和女性科学家在科学领域中真正的成就对比。

“有人会奇怪，如果女人存在且一直会存在，存在对她们比较好吗？她们应该住在世界上的何处？她们居住的地方又应该是什么样子？”投身于科学的女性用自己的方式解答着西蒙娜·波伏娃的这个著名的问题。或许，这个问题只要存在，就永远没有正确的解答。(本栏目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欧莱雅公司提供)

显微镜下的美丽——对话李方华

李方华 

年逾七旬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所研究员、高分辨电子显微学专家李方华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个获得“为投身于科学的女性”奖的中国女科学家。对这一点，她显得颇为淡然。她说，无论是获奖还是其他，都是科学生涯中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更多时候，是那种并不知道结果为何、全凭兴趣的努力工作。

出生于香港，在北京度过少年时光，然后又回到广州，李方华说自己的一生就是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然后又是一个周而复始。由于历史原因，她的大学时光显得颠沛流离。履历表上清楚地表现出这一点：1949年，肄业于广州岭南大学物理系；1950年，肄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天文系；1950年到1951年，肄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1956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不断转学的原因有时很简单——“我不想整天打腰鼓”。

惟一没有变的选择是物理。这出于李方华自己的兴趣，出于她母亲自幼的教诲——“女人要有专长才能有自己的地位”，也出于十几岁时在北京辅仁中学读初中时数学老师张立容的善加引导。从1956年回国到现在，李方华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实习研究员做起，一做就做了40多年。

三联生活周刊：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所从事的研究工作？

李方华：目前，我主要从事电子晶体学图像处理工作，包括发展我们已经建立的两种图像处理技术，将之应用于超导体、半导体和其他凝聚态材料的晶体结构和缺陷测定。我的研究领域涉及物理学的两个分支：高分辨电子显微学和衍射晶体学。在70年代，我从国外的报道上看到借助高分辨电子显微镜直接观察晶体结构的文章，这让我非常兴奋。从那时起，我开始考虑如何克服电子显微镜分辨能力的局限，提高显微图像的分辨率。1982年，我到日本大阪大学访问，回国后推导出了显微像强度的新公式，建立了新的显微像衬度理论，阐明了不同重量的原子在显微像上的衬度随晶体厚度变化的规律，从而为电子衍射和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相结合建立了理论基础。这20年来，我和我的合作者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两种全新的高分辨电子显微像图像处理技术，分别用于测定晶体结构和晶体缺陷。前者已经成功应用于一系列高温超导体及其相关的化合物，后者则应用于半导体中位错核心的原子配置。

三联生活周刊：你所做出的重大突破有哪些呢？

李方华：放大镜可以把物体放大数倍，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更多的细节。光学显微镜则能够把物体放大得更大。20世纪30年代初，人们发明了电子显微镜，自此，光学显微镜下看不见的病毒也成为可见。从70年代以来，通过电子显微镜，我们已经可以直接观察到晶体中的原子团，也就是晶体结构。然而，电子显微镜并不是完美的放大器，它存在许多缺陷。通过电子显微镜看到的晶体结构图像可能与真实晶体结构相差甚远。这种图像畸变有自己的物理内因，我们很难在显微镜内部消除这些畸变，拍摄到无畸变的显微像。我所作的工作，就是建立新技术，在电子显微镜外部恢复晶体结构的真实图像，把原本不忠实反映晶体中原子排列的显微像转换为忠实反映原子排列的图像。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把衍射晶体学引入高分辨电子显微学中，是这两门学科的交叉。

三联生活周刊：了解晶体中原子排列的重要性是什么？

李方华：物质的性质与原子的排列方式密切相关。例如，钻石、石墨和煤炭都是由碳原子构成的，然而钻石坚硬、透明、十分美丽，石墨却柔软、不透明、颜色暗黑。煤炭也是黑的，而且形状非常不规则。这些是因为它们碳原子排列不同而造成的。了解物质的结构信息，对解释物质的特性和设计新材料来说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