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乱码城市

（文 / 沈宏非）

说的是基隆市仁爱区，马路名称有“仁”字和“爱”字两大系列，如“仁一路”、“仁二路”或“爱一路”、“爱二路”，等等。如果你到那里找人或者找地儿，如果地址不在别处恰恰是在“爱九路”上，如果你按照顺序老老实实地从“爱一路”一直找到“爱七路”，在眼看着就要顺利抵达目的地“爱九路”之前——如果你对国共关系史一无所知，说不定会顿失对科学的信心：因为在“爱七路”和“爱九路”之间，分明横插着一条“刘铭传路”(刘铭传，清代台湾首任巡抚)，却永远也找不到那一条依照任何一种逻辑都应当叫做“爱八路”的马路。

作为一种文本，据说地图和语言一样，其对真实世界进行的模拟与翻译总有程度不同的失真，皆无法完全“框限住事物在不同的关系里所产生的其他意义”。我觉得自己对真实世界的模拟与翻译一直是前巴别塔的。我这人有一弱点，不辨东南西北，也很不善于根据地形地貌地标之类参照物，用肉眼对目标地点做出准确的定位。好在我数学很强，强到可以不太费力地从一准确地数到好几千，再加好歹还识几个汉字和汉语拼音，所以，凭借路名和门牌号码，尚且还能在用户介面越来越不友好的城市丛林里苟活下去。

对于字符的高度依赖，是小时候在上海养成的。在这座超大的城市里，要将自己从地点A移动至N地点，只要知道路名和门牌号码，哪怕是四位数的号码，都不难。尽管上海的城市改造已向积习发起了挑战，不过坏习惯既然养成，改也难。后来我还听说，这种思维方式叫做线性思维，直线、单向、缺乏变化，乏味，老土，所以落后。

落后就要挨打。虽然没有人因为我找不到路而扁我，不过我还是因此而自找了无数的麻烦和不自在。我发现，在大多数我熟悉或不熟悉的中国城市——尤其是那些“国际大都市”里，路名和门牌，就像女人的年龄和严肃图书的发行量一样，都不可随便打听。事实上，绝大多数聪明人都是这么干的：不知路名，无论号码，北京人最拿手的，是言必称东南西北，路北，路南，东边，西边，满嘴跑GPS；广州人虽然缺乏这种良好的方向感，却也无碍其前面，后面，上面，下面地鸟语啁啾。光会这些，其实还算笨的，除虚拟的方位之外，举凡电线杆子，大树，烟囱，广告牌，立交桥，地铁口，派出所，公交站，一截铁轨，半拉土堆，垃圾堆，变电箱，商场，公厕，一切高出于地面的物体，随手掂来，信口说去，皆成地点的指示，总之拿什么说事儿，拿什么做hyper link的都有，就是不说路名和门牌号码。作为一个外地人，与当地人约会之前，电话里多问几句，对方往往不耐烦地说：“跟你说不清楚，你就先上车吧，那个地方，出租车司机都知道！”

知道？我呸！无数惨痛的经验告诉我，那个路名门牌不明的地点，孔孟知道，克己复礼知道，就是出租车司机他不知道。外地就不用说了，即使广州这个我呆得最久的城市，也有我没去过的地方不是？有人就是不信。前些日子有人约我去一个我没去过的地方吃饭，对方在电话里借助于目的地周围一切可供参照的地形和地貌做了详尽的形容和描述，我一概听而不闻，坚持索要两样东西：路名和门牌号码。对方服了I，过一会又打过来，提供了我所依赖的资料。当我把有关资料向出租车司机作传达之后，丫立马就毛了，咬牙切齿、捶胸顿足地说了一大堆话，大意是，只要别让他按广州的门牌号码去找地方，哪怕我就地鸡奸了他，都认。

当然，报上也一直没断了来自我之族类的投诉，据有关方面总结，门牌号码之混乱大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重号，漏号，空号(以上皆为中国电信术语)，自编号(机动车辆管理术语)，断码(鞋店用语)，等等。至于通常都很复杂的原因，则涉及旧城改造，新城拓展，兵营式小区，管理跟不上，地名法规不落实，等等。不过，究竟是乱码的现实炼就了市民们强大的辨向和定位能力，还是后者的能力造成了乱码，这已超出了我的“线性”理解能力之外。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弱势人群来说，有门牌号码系统还不如干脆没有，乱码的系统只会造成误导。

黄仁宇相信，若能真正实现“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这话看怎么说了，以道路和门牌编码为例，“爱八路”的空缺显然属于数目字上的乱码，但不能否认那也是一种管理，尤其对黄先生的部分生前好友来说。所以，就让我们按各自偏爱的方式自己管理自己吧。朱丽叶她家，卡佩罗路23号；罗蜜欧他家，斯卡里杰利街4号……但是别管理，也别管我，更休提什么路多少号，说吧，MM，是村东头还是村西头，是歪脖子树下还是村长家的猪圈后面，不管你约我在哪儿见面，鸡叫之前，我想我一定能准确地摸到那个地方。咱们不见不散。